【文／何俊霆】
香港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早前於電臺節目大談中國人的定義，更指「黃皮膚就是中國人」如同「阿媽係女人」般顯然而見。事實上，田氐的言論，反映了一個於公共討論經常存在的迷思：有關何謂中國人，不少論者往往會將「黃皮膚」、「炎黃子孫」等說法視為自有永有、不證自明。事實上，若然我們細讀歷史，不難發現「中國民族」其實是一個相當近代的「發明」。而其內涵，時至今日亦仍然爭論不休。
於學術討論當中，有關「中國性」（Chineseness）的唯一共識，大概就是它不但不是一成不變，更往往被知識份子因應時代需要而不斷重塑挪用。歷史上，某種稱為「中國」的東西毫無疑問確實存在，但這種「中國性」與今天理解的「中國民族」（Chinese nationality），甚或「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China as a nation state）乃截然不同的概念。誠如旅美學者趙穗生在其著作《建構民族國家：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動態》（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指出，雖然中國作為一種文化稱謂相對地源遠流長，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其實是一個相當近代的概念。而「中國民族」的發展則受著不同的政治力量、因應時代處境的需要而不斷建構與重新建構。
國家利益為依歸的民族論
趙指出，中國的民族主義論述，始於鴉片戰爭與甲午戰爭的戰敗以及隨之而來「亡國滅族」的威脅。二十世紀初，孫中山與其他革命份子試圖對抗西方帝國主義時，民族主義乃其中一個中心思想。當年的滿清政權被革命份子認為是未能對抗西方帝國主義與中國衰敗的原因；同時，滿人政府亦被當年的知識份子認為是外來者對漢人的統治。故此，在當年一連串以救國為名的革命起義當中，「排滿」與「恢復漢族主權」亦成為其中最重要的核心思想（可見於興中會「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之誓詞）。趙由此總結，早期的中國民族主義，乃類近以共同文化、血源來界定民族的種族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
然而，革命的成功與清朝的推翻卻將革命份子置於一個尷尬處境：雖然以漢族為中心的種族民族主義的確為爭取到不少國內，甚至海外華人的支持，種族民族主義的主張卻成為一些少數民族爭取獨立自決時的基礎；而他們的領地佔當時全中國的領土超過六成，同時亦集中於極區戰略價值的邊境地區。知識份子遂意識到只有放棄狹隘的漢族民族主義，共和國才能合理地保留當時的少數民族區。
有見及此，孫中山一方面從三民主義中挑除了「排滿」主張，另一方面提出「五族共和」，將中國民族想象成由漢、滿、蒙、回、藏等五大族群所組成的民族，並宣稱由於中國長久以來都由同一國家統治，所以在這個國家內的人也可說是同源共祖。在某個意義上，這種國家民族主義（state nationalism）顛覆了種族民族主義「因為是同一民族，所以組成一個國家」的想法，並將其倒轉成「因為活在同一國家，所以是同一民族」。同時，民國的知識份子更進而將民族主義定義為民族成員對民族國家的忠誠，並要求國民為國家大義而作出犧牲；這種以國家利益為依歸的民族論，時至今日亦被中共政權發揚光大。
中國作為一個民族，也許有其歷史淵源。但上述事例顯示，「中國性」的性質與構成，往往受知識份子按照個人或國家的需要與利益而投機性地演繹絟釋。時至今日，於有關香港身份認同的討論中，上述的兩種中國民族主義亦會被不少京官與官媒交替挪用。一方面，他們會訴諸於「黃皮膚就是中國人」的種族論，受到質疑時又會改納「因為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所以在香港生活的人也是中國人」這種具國家民族主義色彩的論調。遺憾的是，這些論述往往未必能夠經得起邏輯與歷史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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