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李光耀辭世標誌着新加坡李光耀時代的終結。無論世人如何評價他以及他一手創建的新加坡模式，都必須承認：李光耀和歷屆新加坡政府在絕大多數新加坡民眾心目中享有極高的威信。民衆對政府的信任是新加坡模式可以長期有效運作不可或缺的保障，而這種信任的建立和長期維繫是不可能單靠鐵腕政治和對異見的打壓得到的。那麼這種信任源於何處？香港政治又可從中得到怎樣的啓示？
5點啟示
第一，有認受性。李光耀雖然被批評為專制，但他其實是民選的總理。他在第一次新加坡自治大選中通過選舉上台，其後也一直堅持選舉制度。他既篤信精英制度，亦明白領袖和政府的合法性需要透過程序顯示。新加坡每5年進行一次議會選舉，獲得大多數議席的黨擁有執政權，黨領袖成為總理。儘管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但它的執政每次都是經過人民授權的。香港回歸以來，一直沒有建立一個具有認受性的政府。3屆政府都是出自小圈子選舉，認受性在程序上就已經有先天缺陷。如果政府再無所作為，那麼認受性從何而談？
第二，既要有遠見又要有切實的階段性進展。李光耀認為領袖和政府的成功不僅在於能夠平衡各方利益、為民眾解決問題、帶給盡可能多數的國民更好的生活水平和安穩的社會環境，而更加在於能夠不斷引領民眾放眼更高更遠更好的前景，並朝着那個方向持續不斷地取得一個又一個階段的成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加坡從建國初期就開始克服無數現實困難，建設花園城市國家。此規劃和實施着眼的不僅是良好的環境會大大利於吸引境外的投資和人才，還有新加坡民眾在建設和保持花園國家的過程中生活環境和文明程度得到大步有效的提升。民衆在切實的進步中不斷增加對政府的信心。反觀香港，回歸之後，形勢大好。但有特首描繪了「高瞻遠矚」的藍圖，最後卻淪為利益輸送和地產商撈錢的工具；有特首徒有令人羡慕的高人望，卻只是抱着打好這份工的平庸心態。
第三，敢於和不同意見辯論。李光耀相信言論自由絕對不能妨礙國家穩定，因而新加坡的媒體處於嚴格的監管之下。但是新加坡畢竟是開放的國家，無法封鎖外來的聲音。新加坡政府不但要面對可控制的國內傳媒，更要面對不受控制的國外傳媒。李光耀既沒有對外來批評一封了之，也不當縮頭烏龜，而是勇於辯論。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次是，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刊登文章，批評李光耀治國不當。李光耀不是在國內開記者招待會駁斥了事，而是跑到英國去要求和對方電視辯論。最後英國記者避戰了事，再不寫批評李光耀的文章。李光耀頗為自豪地說：「（當別人指摘我們錯的時候）如果我們不站起來回應外國媒體的抨擊，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記者和學者們，便會相信自己的領袖不敢辯駁或辯不過人家而不再尊重我們」。反視香港，政改到現在，政府高官一直不肯與反對派辯論：原先承諾的討論平台不見蹤影；政務司長多次下選區也不過是單方面的宣傳和問答大會；陳弘毅教授提出的電視辯論，政府中人沒有一個敢應戰。
第四，最大限度地吸納精英人才。李光耀強調政府要有成效就必須確保能幹、肯幹、實幹的人才進入政府，並令他們保持工作熱情和敬業精神。為此，需要盡攬人才，委任最出色最實幹的人掌管最重要的部門。新加坡能做到這點當然和相關制度分不開，但李光耀令人折服的政治智慧和領袖魅力顯然也是重要因素。再看香港，從一開始就否定了民主派精英參與管治的可能。現在更是任人唯親，黨同伐異，把大批精英推到反面，連政通人和都未能做到，遑論盡攬精英。
第五，廉潔自律。儒家傳統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李光耀深信要維持民眾對政府寶貴的信任，就沒有比保持政府領袖和公職人員的廉潔和正面形象更為重要的。新加坡建立了高薪養廉制度，強有力的反腐機構和嚴厲的懲腐法律。李光耀本人更是私德無暇，家庭和睦有愛。反看香港，前特首正被廉政公署調查，前後兩個政務司長一個因「貪欲」而被繩之於法，一個因桃色事件而敗選。現任特首先有僭建醜聞，再有400萬英鎊利益無申報，就連家事也紛紛攘攘。其挑選的高官更是接二連三地因各種醜聞而辭職。如此形象，如何取得民衆信任？
2015年4月10日 星期五
from 黎蝸藤的歷史博客 http://dddnibelungen.blogspot.com/2015/04/blog-post_1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