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17 November 2014

梁文道：幸運的大多數

【蘋果日報】「少數服從多數」，這可能是我最初所知的民主定義。大概小學三、四年級，老師在向我們介紹台灣為甚麼屬於「自由世界」，而「萬惡的共 匪」又為甚麼不在民主陣營之內時，好像就是用這麼一句最淺顯最簡單的話來教導我們民主的真諦。不只言教，我們還有實踐，比如說選班長、選「風紀」，選各種 各樣的學生幹事，我們全都投票，一人一票，少數服從多數。漸漸地，這句話就成了真理和常識，幾乎不容置疑，就如說謊是壞事，孝順是好事一樣，全在小孩最早 的價值認知之內，利落分明。再大一點，上了中學，我們就懂得用這項自小學到的真理去問一些老師難以回答的問題了：「既然我們可以選班長，那為甚麼我們不能 一人一票選總統」？「為甚麼台灣和美國都是『自由世界』的成員，但我們的總統卻不像人家那樣，要站出來讓大家選呢」？
我不記得老師當時是怎麼答的了，大概的意思就和今天在大陸看見的《環球時報》社論差不多，無非是現實很複雜，不可簡單理解；而各國具體國情又都很不一樣，不得一概而論，這一類的東西。
現實確實是複雜的。我後來才曉得至少在少數和多數的問題上，大陸與當年的台灣其實並沒有那麼大的差別。「少數服從多數」他們一樣認同，小學班長他們 也一樣是選出來的，他們甚至比當時的我們更加肯定「多數」，乃至於到了一個把數量等同於是非，將有關數量的形容詞變成關於價值的形容詞的地步。
例如「佔中」這種事情，由於它是壞事，所以就該強調它是「一小撮」人煽動出來的結果，而「大多數」市民是不贊成的。如果參與者眾，實在不能說它是 「一小撮」了；那就不妨說它是「別有用心的『一小撮』人，利用了不明真相的『多數』群眾。」要是萬一真有很多很多群眾打從心底認同「佔中」理念，甚且接近 香港市民半數，那又該怎麼辦呢？沒關係，我們還可以說「部份香港市民的過激行為和錯誤認識，十三億中國人民是無法同意的」。
簡單地講，「多數」永遠應該和正面的價值綑綁在一起，「少數」則必然要搭配負面事物。美國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很多年前就發現了這種現代大陸中文的奧秘，他曾以「黨中央」為例說明：「讓我們緊密團結在代表大多數人民群眾利益的黨中央周圍」，這句話理直氣 壯，聽慣了官方語言的人一定不覺得有甚麼問題。但要是換個說法：「讓我們緊密團結在黨中央那極少數領導同志的周圍」，那立刻就變得非常刺耳，而且還很政治 不正確了；儘管嚴格來講，這句話並沒有錯，因為黨中央確實是極少數人構成的（七個政治局常委對比於十三億人民，這難道不是極少數？）。可是話不能這麼說， 因為「極少數」往往是用來形容壞份子的，所以我們應該只談黨中央代表了「大多數人民群眾」的那一面，不能指出它只有極少數人這個事實。
為甚麼多數一定是好的，而少數就一定要壞呢？這自然是因為不論喜歡與否，「民主」──那個我小時候真以為就是「少數服從多數」這麼簡單的東西，確確 實實已經成了普世價值。即便北韓，祖孫三代世襲統治，但它的國號也還是不可去掉「民主」二字。而共產黨，身具左翼血脈，以平等為終極價值取向（這裏所說的 『平等』必然也包括了政治權利的平等），當也不能否定民主這個好東西。問題只不過是如何詮釋民主，如何說明執政者代表了大多數人，它又怎樣由大多數人當中 獲得權力而已。所以怎麼講也好，「大多數人」是絕對不會錯的，任何時候，我們都應該牢牢站在大多數人那一邊。
由於在日常生活的語言使用當中，「多數」無可置疑地等同了「正面」，因此我們也就可以理解「主流」為甚麼會成為近年流行的新詞彙了。我最初注意到這 個詞，大概也是常看《環球時報》的緣故。一開始在它的評論上見到「主流價值」、「主流媒體」和「主流意見」這些字眼，我是有點不習慣的。因為「主流」明顯 是個外來語，對應了英文裏頭的「mainstream」，而它的原意本該是指一些大眾化的、通俗的，在市場上受歡迎的，在社會上廣被接受的東西和觀念。例 如前兩年在大陸紅過的選秀節目和「歷史穿越」電視劇，那就是主流娛樂的好例子，很媚俗、不高雅（通常高雅就不可能主流），可大多數人就是喜歡，它們的收視 率就是好，於是各家電視台一窩蜂地趕製趕播。
這股風潮後來被政府部門制止，他們覺得這類很受主流愛戴的節目有問題，不高雅、太媚俗，並且還有歪曲歷史常識與正確價值觀之嫌。政府在這種事上出 手，民間一時的不滿難免。這時我就讀到替政府護航的評論，說他們的命令是「為了捍衛主流價值觀」。很奇怪，是不是？明明這類歡鬧俗氣的東西就是主流所好， 怎麼抵制它們卻反而倒維護了主流呢？再後來我又看到零售上相當不濟的《人民日報》被他們形容為「主流媒體」，大部份老百姓都記不全的各種宣傳口號被稱做是 「主流意見」，於是便我明白「主流」在此指的原來竟是官方。官方認可的原則是「主流價值」，代表官方的媒體就是「主流媒體」。我看不慣，是因為我老把它想 成「mainstream」，而英文裏頭幾乎沒有人會在官方和主流之間搭上關聯，至少我從未聽過有人會說「美國之音」是主流媒體。
我喜歡看《環球時報》評論的理由之一，是它寫得這樣聰明，策略上的聰明。在「大多數人民群眾」顯得陳舊、老氣，甚至開始被人拿來當笑話的時候；它非 常適時地推出了「主流」，洋派的語言，中式的內涵，擷取了「主流」原來那代表大多數人趣向的意思，又植入了正確的官方色彩。這種意義上的「主流」通行之 後，大家就會漸漸開始覺得百姓喜愛的娛樂節目不能再叫做「主流」了；反而有些沉悶，但是「弘揚正氣」的宣傳片才是「主流」代表。
再說下去，一定會有人指責我這套分析出錯。憑甚麼你要強把官方和多數人的愛好對立起來？難道一部電視劇就不能既得到官方的認可，又深受人民百姓的喜 歡嗎？「美國之音」之所以不算美國主流媒體，那是因為它只承擔外宣任務；而且它還不能代表美國多數人的聲音，只代表了西方假民主之名，行資產階級掌政之實 的政府的聲音。沒錯，這種反駁是有道理的，因為歸根究柢，中國的官方由始至終都站在大多數人民群眾這邊，所以它的主張絕對「主流」。
政府的取態，就是大多數人的立場；政府的發言，就是大多數人的心聲。換做從前，我一定會笑話這是過時的黨八股；可是這兩年，我逐步發現它原來還真是實況，尤其那天在聽完一位朋友告白他二十年來的心路歷程之後。
我要當個「大多數」
【蘋果日報】真是太巧，同樣一番話，十天之內竟然聽過兩回。第一回，是朋友轉述，說內地一位媒體人和他在社交媒體激辯關於「佔中」的事情，一時激 動，那位媒體人坦白宣告：「二十多年前，我也曾經支持過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但我現在明白了，原來那只不過是少數人的訴求，根本不是大多數人的意願。同樣 地，現在香港這幾百萬人再怎麼鬧，也都只是少數人而已。我再也不會犯錯，一定要堅持站在大多數人那邊」。第二回，我親身耳聞，內地一個聚會上頭的新識急着 要跟我這個香港來客表態，痛斥「佔中」。他說：「當年我也參與過學潮，上過街鬧過事。但那又能怎樣？沒用的，時代前進的方向不會因為少數人而改變。香港彈 丸之地，區區幾百萬人，應該認清時勢，跟上大局，別再繼續瞎鬧，顧及大多數人的利益」。
這些話並不叫人意外，但還是讓我咀嚼良久，接下來一個多禮拜都還會在入睡前省思其中的涵義。不，它們不深奧，很好理解，而且許多人都說過類似的話。 我也沒打算去和說這些話的人深談「佔中」的是非曲直，反正大家所得訊息不等，很難有個客觀的共同起點。讓我在意的，是這些言語中的喻詞，例如「形勢」，例 如「少數」和「多數」。
單從說理的角度而言，你要批評「佔中」，甚至回頭譴責六四民運，其實都能找到不少論點，甚至還是些不錯的論點。為甚麼有必要把形勢和數量也搬出來 呢？尤其數量。難道就因為對方人數較少，所以對方的立場就一定是錯的嗎？一種意見的合理與否，一種取態的黑白對錯，難道和相信他們的人數相關？如果真講推 理，我們都曉得這種思路的缺陷，因為真理不由數量而定。但是在我們大部份人的日常思維當中，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係並不總是邏輯的，而且精確的概念也並不總 是最重要的。真正引導我們日常未經反省的思維活動的，往往是一些很感性的隱喻。在那番言語之中，數量便是這樣的關鍵隱喻。當一個人在批評對立方只是「少數 人」時，他並不是在邏輯地否定對方立場；他只是想加上「多數等於正確，少數等於錯誤」這個隱喻等式，以增加其說服力罷了。有些時候，一個人甚至還可以放棄 任何推理的努力，只消使出這招等式，似乎就足以判明是非。
比方說一些因為房產被拆遷而上訪的百姓，他們跪在政府部門前面的廣場上哭訴；你可以說他們只是少數人而已。少數人受到影響，但地方發展上去了，大部 份人會得到好處。又比方三峽水庫工程，動遷人數幾達千萬，至今仍有未了後患；但你還是可以說他們是少數人，因為半片中國都會得到好處。再近一點，為了確保 APEC期間北京空氣清明，少數華北農村雖逢降溫，但也還是不准在炕下燒柴取暖。這少數人的一時寒冷（也許這真是少數人了），換來了國家的面子，這豈不也 是使多數人蒙利的美事？
這套思路如此流行，乃至於在一些非常極端的時刻，我們會看到它非常極端的表達。譬如前陣子令人神經緊張的連串恐怖襲擊，惹起不少怒火，有些人就在激 烈的情緒底下留言網上：「那區區幾百萬維族人，應該全部抓回來徹底漢化。把他們滅了，消融了，我們十幾億人才能得到安定」。它背後的預設仍然是個數量關 係；幾十個維吾爾人犯罪，憑甚麼可以牽連整個族群？因為他們到底人少，就算全族加起來，也比不上漢人壯大。多數人有好日子過，一小撮人滅族也就無所謂了。
我明白這是氣話，但為甚麼一個人一生氣，就能衝口而出地吐出一堆如此駭人的言語呢？在某些國家，再怎麼憤怒，一句「黑鬼」恐怕也是個天大的錯誤吧。
能夠順利搬用這套等式的人，想必是站在多數人那邊的吧。也就是說，他恰好不是一個第二天醒來，房子被拆了一半的人；他恰好不是一個長在四川，住在大 壩庫區的居民；他恰好不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奶奶，寒風初起，於是打算在APEC那幾天燒炕過夜；他又恰好不是個生在喀什的維吾爾青年，不用到內地大城討生 活，在找地方落腳的時候受盡白眼。他恰好不是「少數人」，他真幸運。
我們之所以要討論公正的問題，起點正是因為不可能每一個人的運氣都是這麼好，每一個人的一生當中都有機會變成那「為大多數人而犧牲的少數人」。念及 諸種人間不幸境遇，念及任何個體不必要的受苦，因此我們關心社會制度的公正，不使一人遭難犧牲。為甚麼我們這個國家走到今天，會如此輕易地放言他人的犧 牲，如此方便地漠視他人的處境？莫非我們都有把握自己不會變成少數人？
是的，重點就在於不要掉隊，不要讓自己淪為少數。比起追求制度之公正，個人的奮鬥上爬要來得容易得多，也有把握得多。不想房子被拆遷影響，那就努力使自己住進一個不可能被拆遷的房子。不想自己被犧牲，那就設法令自己成為一個永遠不會被犧牲的「多數人」。
政治上則更不容許犯下這種投向少數人的錯。好比那兩位因當年支持六四民運而悔悟的朋友，他們的反悔並不在於那場運動的原則有錯（至少這不是他們現在 這番言論的要點）；而在於他們錯判形勢，對多數人走向的估計有誤。可是，我們又該在瞬息萬變的形勢當中如何明辨政治上的「大多數」，那個等同於正確，等同 於「主流」，等同於官方路線的「大多數」呢？不過兩年之前，薄熙來在重慶推動的「唱紅打黑」也曾一度被人以為是「大多數」。六十多年來，還有數不清的「正 確」最後被人發現是錯的，還有數不清的「大多數」成了值得追悔的少數。就算六四，當初也有些人以為自己跟上了形勢，最後認錯閉嘴，絕口不提往昔的誤判。在 這種情形底下，你有一直當個多數的自信嗎？
套句內地網絡紅人周小平的話，「請不要辜負這個時代」，若想好運到頭，你不能只是不辜負這個時代，你還得不辜負任何一個時代。就像「國學大師」范曾那樣，從文革到今天都幾乎全部正確了，緊緊掌握住了「大多數」的動向。
這就像是小孩玩的那些遊戲，要是不想被「鬼」抓出去，就得靈敏迅捷地跟上大隊，躲進人堆當中。落單掉隊者，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這種遊戲考驗的不 是推理和邏輯，更不是價值；而是聰明。所以「我再也不會犯錯，一定要堅持站在大多數人那邊」，這句話指的不是我終於看清了是非，我終於懂得了曲直；它的意 思就是我「成熟」了，學乖了，我比從前聰明了；如此而已，沒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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