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小凯
2014年11月9日，在北京召开的APEC会议上，中国主席习近平，发表题为《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的演讲，提出“应该变赢者通吃为各方
共赢，共同做大亚洲发展的蛋糕”。而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网的报道，在前一天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提出的《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
获得与会者共识。同时该报道认为，“该路线图将成为APEC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指导性文件”。
在此期间，中国官方，频频高调地推出若干重大决策，其中包括：发布《北京反腐宣言》，期望从国际网络中获取资源支持，以强化本国的反腐运动；出资
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主要在于增加对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入，通过所谓的“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以强化中国在亚太区域的中心大国地位；此外，在数周之前，中国积极开展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的筹建，并承诺投入500亿美
元的初始资本。
这些举措，无一不体现出，当前的中国政府，对于主导亚太地区国际秩序的强烈愿望。中国官媒人民网也乐观声称，相比于2001年的上海APEC会议，
中国已经从一个当时奋力入围WTO的“被融入者”，通过实现与美国的“攻守易位”，成为“指引亚太发展方向”的“主导者”。一个超级巨大的红色“霸主”，
似乎已然崛起。
成为世界一霸，乃至世界一极，一直是中国共产政权的长期战略目标。上世纪50年代后期，共产阵营的公认领袖斯大林死亡未几，在争夺国际领袖地位的动
机驱使之下，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提出“赶英超美”的口号。由于过度自信于共产主义的动员能力，以至于严重违背了供需平衡的基本经济
规律，“大跃进”成为了世界罕见的经济大灾难，并直接导致了持续数年的大饥荒。在此时期，数千万中国民众，因为饥饿等因素非正常死亡。
大跃进的重大失败，以及所造成的巨大社会灾难，严重动摇了毛泽东的领袖权威。而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乃至最终“文革”的发生，都可视为大跃进失败所
引发的政治地震。“文革”结束之后，获得政治权力的邓小平等人，推行经济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将其融于列宁式党国体制，形成新极权模式。在邓、江、胡时
期，中国政府所实行的所谓“韬光养晦”方针，实际在语义上已经暗示，这不过是在现实无可奈何面前，体制的一时权宜之计。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到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为止，中国与外界各国，维持了一段关系较为平和的时期。在世界惊叹于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的同
时，形形色色的政治转型理论，亦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海内外的绝大多数转型学者，都一度乐观地认为，经济的转型，必然将推动中国的政治制度转型。甚至在某
些人士看来，“八九”事件，只不过是一场偶然的悲剧。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的经济大受打击。美国总统奥巴马，因为医保改革等问题，与共和党派日趋离心。奥巴马本人，也对一些国际问题，似乎表现得兴趣不大。二战后数十年以来，国际上首次出现了一个相对弱势的美国。
美国经济与实力的相对弱化，被北京政权解读为历史的大势所趋。从近几年中国官方的外交辞令来看，诸如“新型大国关系”、“攻守易位”等等，无不将美
国视为一个正在衰落的超级大国，而同时当局也坚信，“崛起”的中国,将实现“伟大复兴”，于国际秩序上取美国而代之。在最近的APEC会议上，中国政府的
这种未来愿景，已经表露得充分无疑。
尽管没有给出明确的实施细则，但在方针概略上，中国在APEC上所宣称的《北京路线图》，与美国所主导的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战略，显然将形成难以调和的冲突。同时，北京方面所主导的亚投行（AIIB），在效果上与美国及其盟友所主导
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以及亚洲开发银行（ADB），同样形成竞争关系。中国在亚太区域关于经济脉络的扩张，必然将挑战美日等民
主国家长期主导的国际秩序。据悉，美国已经有所反应，分别在2014年6月与10月，阻挠韩国与澳大利亚加入亚投行。
就现实而言，和平贸易的国际经济秩序，密切依附于大国之间的军事势力平衡。当下的全球化经济秩序，实际上受到二战后全球军事格局的决定和制约。在冷战时代，苏联与美国两个超级大国，不但在军事上互相敌视对抗，而且也以各自为中心，分别构建起政治经济的地缘系统。
或为有意，或是无心，中国将强化对外基础设施投资的策略，称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历史上的马歇尔计划，是在二战之后，美国作为无可争议的首要战
胜国，以经济扶持为基础施策，促进欧洲重建民主秩序。显然，中国政府如果想要模仿美国曾经的做法，不但需要在经济上取得主导资格，而且不可避免，需要在军
事部署上，大幅扩张自身的势力。
因此，在未来趋势上，这一亚太版本的中国梦，不但对美日等民主国家主导的经济秩序构成挑战，而且也必然会对美国与其盟国的军事范围，形成重大的潜在威胁。如果中国当局强行推进这一北京路线，那么，局部的地缘关系紧张化以及对抗升级的风险，将无法避免。
中国政府的这一全景战略的构想，建立在两个重要的假设前提之上。
第一个假设，是美国的必然衰落。虽然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经济存在严重隐患，但是目前美国的经济已有实质恢复，美联储也宣称将退出长达6年的宽松政策，这表明，美国基本上已经渡过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
在长期来看，美国仍然是热门的移民以及投资的对象国家，同时也基本不存在人口老龄化问题，并且在多个发达国家中，技术与商业创新依然首屈一指。以此来看，并不能简单得出美国必然衰落的可信结论。
而中国政府另一个重要假设，则是中国的必然持续“崛起”，直到与美国分庭抗礼甚至取代美国。尽管中国在加入WTO之后，获得了极为可观的经济增长，
但这更多的只是一种模仿和追赶的效应，而非占据在开拓与引领的位置。由于人口控制政策等历史原因，中国的人口结构极端不平衡，近年来已经加速进入老龄化时
期。在经济方面，由于房地产投资泡沫过热，挤压了技术与管理创新的发展空间，以至于某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在2008年以后，如果除去财政与投资的大规模
扩张，实质的经济增长已所剩无几。再加之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及难以逆转的中产移民趋势，中国进一步升级发展的前景，恐怕也远非官方所声称的那样乐观。
而中美所追求的这两种国际秩序，之所以必然将形成冲突，关键在于，二者的核心主导国家，在政治模式存在着本质差异。二战以后以及冷战以后，美国所长
期主导的国际秩序，其核心思想，起源于二战时期美英联合发表的《大西洋宪章》；自由民主制度，是构建这种国际秩序的基石。尽管在历史上，美国也多次发生为
了现实利益而违背自由民主精神的举动，但总的説来，自由与民主，是维系这一国际秩序的核心价值。
然而，继承于旧式共产政权的中国新极权体制，于内表现为对社会公民权利的极端压制与剥夺，于外则体现出完全的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在最近与越南等国
的海域争端问题上，中国当局，对胡萝卜与大棒政策的毫无掩饰的运用，正是这种内在价值观的直接体现。以这种观念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体系，究竟会产生怎样的竞
争力，恐怕也是见仁见智。
中国的新极权体制，不但是对旧式共产政权的继承与升级，同时也部分遗传了传统中国的帝国基因。目前被投向亚太地区的“中国梦”，也只是一箇中间的过
渡版本。如果条件允许，极权的意志，必然还将会再次指向世界。这一目标，几乎在上世纪中叶，中国共产政权建立时就已经注定。奢言历史终结，显然为时尚早；
前路亦非定数，且待拭目一观。
来源：11月12号 东网
from 自由港 https://iyouport.com/archives/5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