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三個高度一致的策略
以大三角看，台美關係演變，主要取決於美中、美台、兩岸等三角關係交錯影響而作同步演變。自尼克森總統起，美國歷經七任政府，從1972年上海公報，1982年雷根政府「六大保證」，1997年克林頓政府「三不」、「台海問題和平解決」、「台灣前途需要台灣人民同意」，到2004年三個公報與台灣關係法等，在在顯示美國兩黨對台政策早有共識，且執行已呈高度一致，亦即「雙重嚇阻」(Double Deterrence)：軍事上以優勢軍力嚇阻中共武力犯台，政治上阻止台灣宣示獨立確保消弭中共武力犯台藉口。此政策歷經1996年飛彈危機、陳前總統水扁諸多政治作為等危機與挑戰，迄今未變。
就中國大陸視之，從毛澤東和尼克森會面以前的1963年「一綱四目」，到1981年「葉九條」、1995年「江八點」、2005年「反分裂法」與2008年的「胡六點」，中國大陸對台政策，歷經毛、鄧、江、胡四位國家領導人，也呈高度一致，亦即「一個中國」(One China)：無論軍事恫嚇、和平解放台灣、或外交休兵，此關鍵處從無退讓。
中國大陸崛起，美國重返亞洲，導致美中關係既合作又鬥爭，因而對上述兩個對台政策的「高度一致」產生衝擊，美台關係也因而隨之擺盪不已。
析言之：
一方面國際上反恐、北韓、人權、異議人士、匯率等議題此起彼落，雙方立場不一，但都察覺「合作共贏」之重要性；經濟上美中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中國大陸成為美國第一大出口市場，經濟互賴日深；軍事上兩國力圖和緩，美國甚至邀請中方參加美軍主導兩年一度的RIMPAC (環太平洋軍事演習 )；而外交上美中雙邊「戰略經濟對話」(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和其他諸多平台，也都密切合作，順利推展，顯示美中雙方關係和作面進步迅速。
另一方面習近平上台力推「中國夢」，目標強國富民，企圖一洗一百五十年來外侮，恢復中國在東亞傳統優越地位，此與美國重返亞洲，宣稱維持亞太地區穩定和平的作為迎面牴觸，雙方互視為零合賽局並不意外；亞太諸多中國鄰邦藉美國重返亞洲為由，加強與美關係，力求安全保障，同時又與中國大陸深化經濟合作關係，拓展貿易投資，以打開中國市場；美國為維持在亞太利益與在盟邦威信，必須平衡中國，其所主導的TPP（跨太平洋夥伴協議），在中國大陸看來，根本係政治戰略高於經濟戰略的組織，目標在抵制中國大陸主導的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與圍堵無異；軍事上中國大陸「反介入」(Anti-access)、「區域阻絕」(Area-denial)，與美國聯合盟邦如澳大利亞、日、菲等「海空一體」(sea-air battle) 作戰，兩者幾乎捉對廝殺，中國大陸對美國持續對沿海地區的軍情偵蒐，也相當反感；外交上美國對於中國大陸在伊朗、北韓問題上的立場也有諸多抱怨，認為中國大陸應該和美國攜手合作，防止核武蔓延；美國力挺日本維護釣魚台利益，中國大陸視為圍堵另一例證，同時助長了日本軍國主義抬頭的氣燄，美國雖然力圖阻止日本升高危機，以免將中美其他更重大的利益陪葬在此戰略價值幾近於零的無人小島，但美國另外力阻日本企圖反轉先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歉疚所作努力，中國大陸並不感激。
由於兩強競逐亞太，短期確實會引起看似零合賽局，長期則未必，端視決策者追求目標，以及認知角度究以政治算計為重，抑或以經貿合作為先 - 以FPP與RCEP為例：
美中兩國目前即使雙方認為雙邊關係充滿競爭、缺乏互信，但短期內諸如美歐TTIP (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等自由貿易競爭體制繼TPP與RECP成形並相互刺激，各國經濟在美中兩國各別關注自己集團擴張的前提下，經濟成長仍然可期，兩大貿易集團競相爭取新會員加入之餘，各會員國也會密切注視對方動態，以決定自己是否再行加入另一集團，因此美中兩國即使相互敵視，但若集團內若干次級經濟體如韓、日等逐漸協助集團成長、到FPP除中國外別無他國、RECP除美國外別無他國之際，美中兩國屆時除地緣政治，也不得不考慮相互將對方納入，以增加自身國家經濟利益。因此，就長期而言，美中兩國仍將整合並採取確保雙方利益的措施。職是之故，保持溝通管道通暢，建立對話平台，會是美中兩國經營要務。這也是為何儘管美中兩國軍事上常見箭拔弩張場景，兩國「軍」對「軍」卻隨時都為對方釋出善意的主要原因（譬如前述美國邀請中國大陸參加環太軍演即是）。
美中這種「鬥而不破」關係，目的在維繫共贏局面，亦即「同舟共濟」：從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到中共前國務委員戴秉國，都不約而同發表過類似言論，而學者更用「兩象同船」形容中美兩國只能合作的現象「兩隻大象在同一船上，誰也不能亂動，都要保持重心平衡，挪一下屁股，都要知會對方，否則一起落水」。1
在中國大陸希望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美國大幅調整「亞洲再平衡策略」，不再單方面施惠盟邦，而希望盟國負起區域責任之際，國際情勢已然改變，一般亞太各國政策，有「平衡」（balancing）到「選邊站」（bandwagoning）可資選擇；唯獨中華民國，從美國協防台灣「軍事同盟」（蔣中正），歷經台美斷交、修定臺灣關係法（蔣經國），到「特殊國與國的關係」（李前總統）、「一邊一國」（陳前總統）、到「不統、不獨、不武」（馬總統），都在以主政者當時特有的「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來因應美中兩強關於誰能主導主權台灣前途的拔河賽，比較而言，這也是各個台灣主政者高度一致的特點。
貳、三個影響台美關係的迷思
目前存在許多流行迷思，關乎台美關係發展，台灣必須致力改善的最關鍵者有三：
1. 認為兩岸問題北京擁有時間優勢的迷思
台灣和中國大陸海峽兩岸分處一甲子，但近年來雙方社會經濟上交流日盛，政治上思想與意識形態也相互穿透；馬總統任內，兩岸雙方簽署了18項交流協議，但其中有14項是在他第一任任期內簽署的，可以看見進入「深水區」之後，雙方交流速度明顯趨緩。但一般認為，台灣海峽兩岸權力平衡天平逐漸往中國大陸傾斜，對台灣明顯不利。
許多論者認為，北京確實擁有時間優勢－時間是站在中國大陸這邊－也可以感到自信、放鬆、有耐性，因此不會採取行動單方面改變現狀，損及美國利益。另一方面，一旦中國大陸喪失信心和耐心，在海峽採取片面行動的機率必將大增，（譬如，北京對於認同台灣主體性的台灣人比率增加這件事，就顯得茫然與失望，因為這樣意味著經濟上的「讓利」並沒有收買到台灣得民心）。
如果上述迷思持續發酵，亦即如果台灣經濟對中國大陸依賴的程度繼續擴大，則即便美國武力保護，也未必能夠確保台灣安全。因為除開根據台灣關係法產生的美國對台防衛承諾，台灣自我防衛決心，是台灣最重要的安全屏障，一旦消融，則難以挽回。
2. 中國崛起，台灣邊陲化，已無可以扮演獨特角色的迷思
根據美國的雙重嚇阻策略，台灣若想致力於平衡中國大陸以改變現狀，不但困難，而且危險。只要中國大陸不以武力手段達成統一，美國則會對她繼續成為兩岸維持的「現狀」唯一詮釋者的身份感到滿意。但中國崛起後一般認為，（而且逐漸形成聲勢），目前台海形勢的未來解決方案會只剩下「統一」一途，因為流落在外的台灣，不但是「中國夢」無法圓滿的主因，還會是「世紀恥辱」繼續存在肆虐的疤痕。
因此若干如Niall Ferguson等現實主義學者，從權力平衡關點看美中關係，會視台灣為「美國時空錯置的負擔」（anachronistic commitments by the United States）2，並且建議在必要時，用台灣和中國大陸交換其他有利條件，並且解除存在美中之間影響世局的熱點（potential flashpoint），畢竟中國大陸才是當前世局的關鍵角色。
3. 台灣對自身前途缺乏願景的迷思
台灣某報系曾做過閉門民調，詢問台灣合格選民：「甚麼是92共識」？這個題目沒有標準答案，但能夠侃侃回答連續一分鐘者，就算正確答案。從這項未曾公布的民調數據中顯示，台灣選民有能力能夠給予一分鐘以上論述者，不到5%。
這個現象當然與前述第一個迷思有直接關連，也反映出台灣人民對自身前途深感未定，而以越來越多的認同台灣主體做為外顯，也因此台灣主政者必須以穩定台海局勢、致力經濟發展、維繫台灣主體性做為施政要務，選民卻以分歧的政局撕裂做回應（becoming partisan），這種迷思對於亦見分歧的台灣要與美國等想要維繫台海現狀的策略並不一致，對於要從中國大陸手中取得更多國際空間的努力也未必契合，但對台灣執政者言，無論藍綠，其所面對的國際現實只有日益複雜，前述「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能否繼續，不但關乎黨派執政，也關乎台灣前途。
參、代結論："No soap, RADIO!"
面對如此紛雜難解的迷思，以及美中台長久未變高度一致的策略，台灣必須致力解套者，從「軟實力」亦即戰略溝通而做最大努力。其中首務，便在於深刻認清自身條件與挑戰，而非人云亦云的「從眾」（No Soap, Radio!）心態。
審思美台關係發展，最佳途徑是從了解當前美中關係裡，中國大陸的核心利益何在，以及美國如何認知中國的核心利益以及反應之道。
真正中國大陸的核心利益，不是台灣、西藏、穩定的油源或GDP保七或保八，而是中國共產黨的繼續執政。許多有機會出國研究的中國學者、做生意的人、以及在華府處理中國事務的主政者都非常清楚：中國摸著石頭過河已經到達河心，往前走已經摸不到石頭，但回岸又已經太遠！
如果中國真實現狀能公諸於世，則中國共產黨處境堪憂，因為它所面對的貧富差距、社會失調、以及執政能力都可以從薄熙來事件暴露無遺。美國借力使力，用些民主人權無關痛癢的議題，指責中共，但實際上卻對中共執政者與政權給予方便或利益。因為美國骨子裡深知：一個殘弱腐敗的北京集權政權，最能符合美國利益。
只要北京政權繼續集權，它就會繼續腐敗；只要它繼續腐敗，美國就會有機可乘，爭取美國的國家利益。台灣實施民主政治路途雖然顛簸，但畢竟執政者必須重視民意，以牛肉事件或即將降臨的瘦肉精豬肉扣關而言，馬政府就無法片面與美國達成協議大開方便之門，進而損及台灣人民的利益。但這在中國大陸正好相反，為保住政權，中共會不顧一切可以健全民主的方法捨棄不用，而陷入集權腐敗的惡性循環漩渦，也因而更加殘弱，因為人類歷史從未有過強大而腐敗的國家，腐敗只會產生無窮盡的腐敗和內部紛亂，最後到達不可收拾的地步。從這個觀點視之，台灣必須戒慎恐懼，因為美中雖無共同價值（shared value）的確存有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
第一、自1990年起，台灣追求民主自由，並且獲致一定成績，是在西發利亞國家主權體系（Westphalia state sovereign system）之外茁壯成長的，亦即沒有主權觀念的羈絆，台灣仍然取得傲人成績。但多年來台灣也受害於人云亦云的「從眾」（No Soap, Radio!）心態，隨時都在國際社會尋求可以被接受（sense of "belonging" for its own status in an international society）的地位，而經常屈從於存在已久（甚至是有意安排以便加以嘲弄）但不利自身發展的「國家主權觀念」。
第二、台灣應該發揮引導角色，避免中國大陸走向天朝式的民族主義（dynastic nationalism）。台灣經驗顯示：即便身處西發利亞國家體系之外，台灣仍能建立富足、有尊嚴的民主華人社群，亦即，中共並不需要在在強調過去自清朝起受到立足於國家體系的西方列強帶來的屈辱，而應借重台灣經驗，建立第二個富足、有尊嚴的民主華人社群於中國大陸，而不是師從洋人故技，反以中國自古從來沒有的國家主權觀念來打壓台灣。
作者朱文章為陸軍軍官學校政治系助理教授
註解：
1.Hillary Clinton, "US-Asia Relations: Indispensable to Our Future",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02/117333.htm ; 王湘穗：兩象同船，中美只能合作, 明報新聞網http://www.mingjingnews.com/2012/02/blog-post_9724.html; ＂Dai Bingguo meets Sarkozy's diplomatic advisors on ties＂,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785/76035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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