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
譯者：@lotusseedsD
5/11/2013
阿蘭達蒂·洛伊是微物之神 (The God of Small Things) 一書作家。自微物之神後，她的身份從作家轉變成社會活動家。洛伊的最新作品是《破碎的共和國：三個印度故事（Broken Republic: Three Essays）》
這是一棟房子還是一所住宅？是新印度的一所寺廟，還是一座給鬼魅住的倉庫？ 自從安提拉（Antilla）在孟買的奧塔茂特路（Altamount Road）拔地而起，散發著神秘和寧靜威脅，情況就再也不一樣了。 「到了，」 帶我去那兒的朋友如此說，「向我們的新統治者致敬吧。」
安提拉為印度首富穆克斯·安巴尼（Mukesh Ambani）所有。我從媒體上得知，它是有史以來建造過的最昂貴住宅，共有27層、3個直升機停機坪、9部電梯、空中花園、宴會廳、氣象室、健身房、6層停車場，和600位僕從。我料想不到是它有個沖牆而上的垂直草坪，依附於一個龐大的金屬網格上。補丁似的草坪乾燥，一些地方脫落成整齊的矩形。顯然地，「涓滴理論」失效了 。
但「噴涌理論」卻取得成效。這就是為什麼在一個12億人口的國家，印度100個最富有的人擁有相當於國內一季度生產總值的資產。
坊間（和紐約時報）流傳著這樣的話（或曾經是），在如此大費周章之後，以及精心打造出來的花園，安巴尼一家卻沒遷入安提拉居住。沒有人能肯定。人們依舊在背後議論著關於鬼魅、厄運和風水的話題。這或許全是馬克思的錯。（各種咒罵）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用魔法變出如此龐大的生產手法與交易手段，現在卻像一個無法控制自己咒語呼叫出來的魔鬼的魔法師。」
在印度，3億人屬於嶄新，後-IMF「改革」 的中產階級——這一市場——同250萬因債台高築而自殺的幽冥世界的靈魂毗鄰而居，還有嘈雜的乾裂河流、乾枯的井、光禿的山和赤裸的森林；加上因為土地被剝奪窮困潦倒讓位給我們的8億農民。這些人每天僅靠50美分生活。
安巴尼身家超過200億元。他掌握了信實工業有限公司（ Reliance Industries Limited （RIL））的大權，RIL公司市值2.41萬億盧比（約470億美元）及擁有包括石化產品、石油、天然氣、聚酯纖維、經濟特區、新鮮食品零售業、中學、生命科學研究及乾細胞儲存服務等一系列環球公司股份。 RIL最近購買了Infotel電視財團的95％股權，該財團擁有27家幾乎囊栝印度各個區域的語言，包括CNN-IBN, IBN Live, CNBC, IBN Lokmat 和 ETV的新聞與娛樂頻道 。Infotel擁有全國唯一的4G寬帶牌照，一個高速「信息管道」，若此科技得以成功，將是未來的信息交易管道。除此之外，安巴尼還擁有一個板球隊。
RIL是控制印度的少數企業之一。它們中的一些是家族企業，一些則不是。其它類似的企業包括塔塔集團（Tata）、金達萊（Jindals）、韋丹塔（Vedantan）、米塔爾（Mittals）、Infosys公司，埃薩爾（Essar）以及由穆克斯·安巴尼的兄弟——阿尼爾‧安巴尼擁有的另一家信實公司（ Reliance (ADAG））。它們競相擴大自身業務，足跡遍及歐洲、中亞、非洲和拉美。以塔塔集團為例，它在80個國家開設了100多家分公司。它們是印度最大歷史最悠久的民營能源公司之一。它們控制了礦產、燃料、鋼產、電信、有線電視和寬頻網絡，同時也掌控了印度全鄉鎮。它們製造汽車與卡車，掌控泰姬陵連鎖酒店（Taj Hotel）、捷豹（Jaguar），路虎（Land Rover），大宇（Daewoo），泰特利茶葉（Tetley Tea,）、出版社、連鎖書店、一個主要的碘鹽牌子以及化妝品巨無霸拉可米（Lakme）。他們的廣告標語可稱為：沒有我你活不了。
根據噴涌理論，你擁有越多，將能得到更多。
私有化時代使印度成為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然而，像任何老式的殖民地，它的主要出口產品之一是礦產。印度新巨無霸企業——塔塔集團、金達萊、埃薩爾公司、信實和斯特里特（ Sterlite）——是使勁擠到從地球深處涌出錢財的龍頭頂端的少數公司。這是個讓生意人美夢成真，只販賣卻不須進購的行業。
它們其它主要企業財富來源來自土地銀行。世界各國的軟弱、腐敗及地方政府幫助了華爾街經紀人，農業工商企業和中國億萬富豪斂聚大片土地。（當然，這需要徵用水。）在印度，千百萬人的土地被收購，為私營公司的「公共利益」讓道——經濟特區的基礎設施項目，堤壩、公路、汽車生產、化學樞紐和一級方程式賽車。（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從未適用於窮人。）同往常一樣，企業空頭承諾地方居民，被迫從自己土地遷徙和對他們所有財物的徵用，實際上是創造就業的一部分。但現在我們知道，GDP增長和就業之間的關聯是個神話。經過二十多年的增長，60％的印度勞動力是自僱人士，90％的印度勞動力在無組織的行業裏任職。
獨立後，一直到80年代，從納薩爾派（Naxalites，為印度不同共產黨和毛派組織的總稱。）到加亞珀卡斯·納拉亞（Jayaprakash Narayan，印度獨立運動家和政治領袖）的全面革命（Sampoorna Kranti）之人民運動，是為了爭取從封建地主手中的土地再分配給無土農民的土地改革。今天任何關於土地或財富的重新分配言論，不僅被視為非民主，也會被視作瘋子。即使是最激進的運動，也已經減退到守住居民手上擁有的小塊土地的抗爭中。在數以百萬計無土地的印度人中，絕大部份是賤民和原住民（Adivasis），被驅趕出他們的村莊，居住在小城鎮和大城市的貧民區和棚戶區殖民地，即使在激進的談話中他們也不被計算在內。
噴涌理論把財富集中在一根閃亮的針尖上，我們的億萬富翁單足旋轉，一波金錢浪潮迭起嘩啦一聲擊穿了民主制度——法院、議會及媒體，嚴重地損害了其應有的運作能力。選舉越臨近喧鬧狂歡越響亮，我們越發對民主的存在不確定。
在印度，每一起新的腐敗醜聞冒出都讓之前的一起顯得平淡無奇。2011年夏天的2G光譜醜聞爆發後，我們了解到大企業挪用40億公幣安置了一位要好哥兒坐上通訊與信息部長的位子，這位新任部長後來以驚人低價拍賣了2G光譜執照給他的好哥兒。洩露給新聞界的電話錄音談話揭示了一個實業家網絡和他們的幌子公司、部長、資深記者及一位電視主播如何在光天化日下搶劫。電話錄音只是一個確認了之前有人做出相同診斷的磁共振檢查（MRI）。
電信光譜的私有化和非法出售不涉及戰爭、流離失所和生態破壞。私有化印度的山脈、河流和森林卻有。也許是因為它沒有含糊的直截了當之明晰度和不折不扣的會計醜聞，又或許是因為它是在「發展」印度的名義下進行，所以在中產階級中無法產生共鳴。
2005年奧里薩邦，恰蒂斯伽爾邦（Chhattisgarh）的政府，與一家私人企業簽署了數百份諒解備忘錄，以微薄價格轉移了一個超過萬億元的鋁土礦和鐵礦石等礦物質，違反甚至偏離了自由市場的邏輯。（提供給政府的特許權費用介於0.5％和7％。）
在恰蒂斯伽爾邦政府與塔塔鋼鐵簽署了於巴斯塔爾（Bastar）行政區建造的綜合鋼鐵廠的諒解備忘錄僅數天之後， 薩爾·祖杜穆（Salwa Judum，為「和平行軍」或「淨化追捕」之意），義務民兵組織的一位成員就職上任。政府說，這是個當地群眾對毛派游擊隊的「壓迫」感到不滿的自發性起義。卻原來是由礦產公司業贊助，政府資助與武裝的地面肅清行動。在其它邦府相同的民兵組織也建立了起來，使用的是不同的名字。印度總理宣佈毛派游擊隊是「印度最大的唯一安全挑戰」。這是宣戰。
2006年1月2日，在卡鄰伽納伽爾（Kalinganagar），一個位於奧里薩邦府的沿海小鎮，或許是為了發出政府認真對待的意圖信號，10個警隊來到塔塔鋼鐵工廠，開槍射殺認為土地補償不足而聚集在工廠示威的村民。包括一名警員在內，共有13人喪命，37人受傷。6年過去了，雖然在武警控制下，村民的抗議卻未曾停止過。
與此同時，在恰蒂斯加爾邦，薩爾·祖杜穆通過焚燒、強姦和謀殺的方式摧毀數百個森林村莊，撤空6百個村莊，強迫5萬村民入住警察營地以及35萬人逃離。首席部長宣佈，沒走出森林的村民將被視為「毛派恐怖分子」。 通過這種方式，在現代印度的部分地區，耕耘和播種被定義為恐怖活動。 最終薩爾·祖杜穆的暴行只成功加強了毛派游擊隊武裝抵抗與壯大。在2009年，政府宣佈了它命名的「綠色追捕行動」。20萬協作軍在恰蒂斯伽爾邦、恰爾肯德邦、奧里薩邦和西孟加拉邦全面部署。
經過三年的「低強度衝突」依舊無法把叛軍從森林「沖洗」後，中央政府宣佈將部署印度陸軍和空軍。在印度我們不把它稱為戰爭。我們把它稱為「創建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 數千名士兵已進駐，一個軍旅總部和空軍基地已準備就緒。世界上最大軍隊之一，已準備好它的戰爭條款，「防禦」世界上最貧窮、飢餓和極度營養不良的人。我們只需等待能夠授予軍隊合法豁免權和對「涉嫌」的殺戮權利。在克什米爾（Kashmir）、曼尼普爾邦（Manipur ）和納伽蘭德邦（Nagaland）的數千萬無名荒冢及匿名火葬柴堆上，它證明了自己確實是個非常可疑的軍隊。
在部署工作準備就緒的當兒，印度中部的叢林繼續保持在「圍困」之下，村民不敢出來，或到市場購買食品或藥品。在嚴厲非民主的法律下，數百人因莫須有的毛派罪名被關押。監獄裏擠滿了印度原住民，許多被關押的人不知道他們的罪名是甚麼。最近，索妮·索里（Soni Sori），來自巴斯塔爾一位原住民學校的教師被逮捕，在拘留期間遭受警察施加酷刑。石塊塞入她的陰道，逼供她承認自己是毛派成員。在公眾抗議之下，索妮·索里被送入加爾各答的一家醫院接受治療，醫護人員從她體內取出石塊。在最近的高等法院審訊中，活動家向法官提呈了裝在袋子裏的石塊。這一努力的唯一結果是，索妮·索里持續被關押在監牢內而負責盤問的警察首長安提特·尕歌（Ankit Garg）卻在印度共和日被授予總統英勇警衛勳章。
我們能夠聽到關於印度中部的生態和社會重構僅因為大規模的起義和戰爭。政府對這些事守口如瓶。諒解備忘錄全是機密。一些媒體盡所能把印度中部發生的事散佈開來試圖引起公眾注意，但是，大部份印度主流媒體的致命傷乃是它們的主要資金來源都來自大企業的廣告。如果這不算糟糕，如今媒體和大企業之間的界限越來越危害性地模糊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 RIL實際上擁有27家電視頻道。反之則然。一些媒體公司如今有直接的業務與公司利益。
例如，一家區域性的主要日報，戴尼克·帕斯卡爾（Dainik Bhaskar）（這僅是一個例子），在包括英語、興都語在內的四個語言中，有1千7百50萬讀者，遍及印度13個邦府。 它還持有69家與採礦業、發電、房地產和紡織品工業利益攸關的公司。最近在恰蒂斯伽爾邦高等法院遞交的一紙訴狀，控訴DB電力有限公司（集團旗下的子公司）通過公司擁有的報章刻意影響一個戶外鑄模煤礦的公開審訊結果。不管它是否試圖影響結果沒有密切關係。重點是媒體能夠這麼做。它們有權力這麼做。憲法允許它們能處於適合自我嚴重利益衝突的有利地位。
印度一些地區沒有任何新聞發生。在人煙稀少但軍事化的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東北部，168個大型水壩正處於施工階段，其中大多數為私人企業擁有。能夠淹沒整個地區的高壩在曼尼普爾邦（Manipur ）和克什米爾境內興建，在這二個高度軍事化的邦府，居民會因為抗議停電而遭受殺害（數周前在克什米爾發生了）。他們如何能阻止大壩的興建？
最異想天開的大壩是建立在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卡爾帕薩爾（Kalpasar），一個預計34公里長橫跨卡馬巴特海灣（Gulf of Khambhat）的長形大壩，擁有10條高速公路和一條在高速公路台架上的鐵路。為了防止海水侵襲，其目的是創造一個匯聚古吉拉特境內河流的淡水蓄水池。（拋開這些河流已被截流成涓涓細流並遭受化工廢水污染不說。）卡爾帕薩爾大壩，將會提升海平面以及改變數百公里的海岸線生態，已在十年前被視為一個不切實際的壞主意。為了供水給不僅是印度境內，也是世界上缺水最嚴重地區之一的朵勒拉（Dholera）特別投資區（SIR），這一計劃捲土重來。SIR又稱SEZ，是個自我管理的「工業園、城鎮和超型城市」的反烏托邦企業經濟特區。朵勒拉特別投資區將通過10個車道的公路網絡同古吉拉特邦的其它城市銜接。這一切項目所須資金將從何處來？
2011年1月在聖雄甘地中心，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長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主持了一個接待來自一百個國家超過一萬名國際商人的會議。據媒體報導，他們承諾在古吉拉特邦投資450億。會議故意定在穆斯林在2002年2月大屠殺的十週年紀念日舉行。莫迪不僅是縱容，還是積極教唆他人屠殺的懸疑犯。親眼看著自己的親人被強姦、膛開肚破及活活燒死，數萬人家園流失的受害者，依舊等待著正義的姿態。但莫迪已把他的藏紅色圍巾和朱紅色額頭折價換購了一套時髦西裝，希望450億投資會像血腥的錢一樣，徹底兩清。也許真能夠。大企業熱情無限地支持他。無限正義的代數以神秘的方式演算。
朵勒拉特別投資區只是一個較小的俄羅斯套娃娃，另外已經有個已在實行的反烏托邦套娃娃。它將連接德里孟買工業走廊（ Delhi Mumbai Industrial Corridor（DMIC）），一個全長1500公里和300公里寬的工業走廊，和9個超型工業區、一個高速貨運鐵路線、三個港口和6個航空口岸；擁有6條車道的橫貫高速公路和一個4千兆瓦的發電廠。DMIC是印度和日本兩國政府之間的協作，由他們的合作夥伴，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提議的合作項目。
根據DMIC網站提供的資料，大約180萬人將受到這一項目的「影響」。具體上如何受到影響它卻沒說。它展望了幾個新城市的建設和評估，到2019年，該地區的人口將從目前的231萬增長至314萬。為期7年時間。一個國家、暴君或獨裁者最後一次進行了數百萬人的人口轉移是哪個時期？它會是個和平的進程嗎？
以防到時候受命部署印度各地會措手不及，印度陸軍可能需要展開招募活動。為了在印度中部扮演的角色進行籌備，它公佈了已更新的「軍事心理作戰」聲明，概述「計劃的過程中，選擇目標觀眾傳達一個信息，以促進特定主題來達致希望的態度和行為，從而影響國家的政治和軍事目標之實現」。它還說，這種「認知管理」的過程，可通過「能提供服務的媒體」方式進行。
軍隊擁有足夠的經驗知道僅通過強制力無法進行或管理由印度的規劃者設想的大規模社會建構。對窮人展開戰爭是一回事。但是，對我們這些中產階級、白領、知識分子、「意見人士」，它必須是個「感知管理」。為此，我們必須把注意力轉向企業慈善這一精湛藝術。
最近，主要的礦業集團開始擁抱藝術——電影、裝置藝術和取代了90年代迷戀選美會的文學節。韋丹塔，目前正在古老的東歌里雅·孔得（Dongria Kond）原住民部落的家園心臟地挖掘鋁土礦，贊助了一個「創造幸福」的影片競賽，給予該公司委託拍攝的關於可持續發展影片的電影學院學生。韋丹塔的標語是「採礦幸福」。金達萊集團推出了一份當代藝術雜誌，還贊助了印度一些重要的藝術家（他們的作品自然以不銹鋼為主）。
埃薩爾是德浩爾卡（Tehelka） 新聞周刊「動腦筋」節慶的主要贊助商，主辦當局承諾「高辛烷值的辯論」，請來世界各地最重要的思想家包括知名作家、活動家甚至建築師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節慶在果阿邦（Goa）舉行的當兒，活動家和記者揭露了大量同埃薩爾有關的非法開採醜聞）。塔塔鋼鐵和有著污穢記錄的里約·廷度（Rio Tinto）是齋普爾文學節慶的主要贊助商（拉丁名字：Darshan Singh Construction Jaipur Literary Festival），被行家標榜為「地球上最讚的文學會」。諮詢集團（Counselage），塔塔集團的「品牌策略經理人」，贊助了節慶的新聞中心帳篷。世界上許多優秀和耀眼的作家聚集在齋普爾論說愛、文學、政治與蘇菲主義詩歌。一些人通過閱讀《魔鬼詩篇》試圖捍衛薩爾曼·魯西迪擁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在每一個電視頻道的畫面和報章上的圖片，塔塔鋼鐵的商標（及其標語——價值強過鋼鐵）在後面隱現，一位無害、慷慨的東道主。言論自由的敵人據說是狠毒的穆斯林暴徒，這些人，主辦者告訴我們，甚至會傷害在節慶上聚集的小學生。（我們見識了印度政府與警察面對穆斯林時是多麼的窩囊。）是的，強硬份子答魯爾-歐魯姆·迪歐班迪（Darul-Uloom Deobandi ）伊斯蘭宗教學院就魯西迪受邀參加節慶會發出抗議。是的，一些伊斯蘭教徒在節慶上集合抗議；是的，更駭人的是，齋普爾政府沒派出警衛保護會場。那是因為這一事件離不開民主、選舉陣營以及北方邦（Uttar Pradesh）選舉，就如它離不開伊斯蘭極端份子。但言論自由對抗伊斯蘭極端份子的抗爭會出現在世界各國的媒體上。世界媒體就這事的報道很重要。可是鮮少有關於節慶贊助商在森林裏的戰爭所扮演的角色之報導，屍體疊成山， 監獄人頭滿。或者關於非法活動法和恰蒂斯加爾邦特別公眾安全法，一個讓擁有反政府想法的人可構成顛覆罪的律法。或是在羅漢迪古答（Lohandiguda ）的塔塔鋼鐵廠的強制性公開審判，地方居民投訴實際上是在百多里外的賈各代萊普爾（ Jagdalpur）一徵收辦公廳的院子內，在警衛防護之下和花錢買的50位觀眾面前舉行。言論自由當時在哪兒？無人提及卡鄰伽納伽爾。無人提起新聞記者、學者和影片製作人報道了不受印度政府歡迎的題材——例如它在斯里蘭卡的淡米爾戰爭中暗中扮演的滅絕角色，或者是最近在克什米爾發現了無名荒冢——簽證被拒或直接在機場遞解出境。
但我們這些罪人中誰要投出第一顆石頭？不是我這位靠企業出版社給予版權生活的人。我們觀看塔塔天空頻道，我們使用塔塔寬頻上網，乘坐塔塔計程車，入住塔塔酒店，用塔塔的骨瓷杯喝塔塔茶，使用塔塔鋼鐵生產的茶匙攪拌。我們在塔塔書店購買塔塔書。哼唱塔塔「ka namak khatey hain」 。（譯者註：出自印度小說家Premchand的短篇小說，Shatranj Ke Khilari (象棋手（The Chess Players）同名電影由孟加拉著名導演Satyajit Ray拍攝），意思為‘我們是你忠誠的奴隸’。）我們被徹底包圍。
如果纯道德大錘是投擲石塊的標準，那麼唯一有資格投擲石塊的是那些被滅聲的人。那些生活在體制外的人；那些住在森林裏的「不法之徒」或那些抗議聲音從未被媒體報道過的人，和那些財產土地被剝奪, 上訴又上訴，作庭上證人又在庭上作證的溫馴人民。
但我們的文學嘉年華會卻給予我們「啊哈！」一刻。奥普拉蒞臨印度。她說她喜歡印度，她說她會繼續拜訪。這讓我們飄飄然。
這僅僅是精湛藝術的滑稽休止符。
雖然塔塔集團參與企業慈善事業已長達近百年，頒發獎學金及開辦一些卓越的教育機構和醫院，印度企業卻僅在最近才受邀加入星室法庭（Star Chamber，拉丁文為Camera stellata）。星室法庭是個光輝燦爛的世界，是個與對手不共戴天，在其它方面詭計多端讓人不察的環球政府法人。
文章接下來的段落，對一些人來說或許批評略顯苛刻。反過來說，在尊重對手的傳統下可理解成是對那些一生致力保全資本主義的人在遠見、靈活性，幹練和堅定不移的決心等方面予以的承認。
始於20世紀初期的美國，他們迷人的歷史已從當代記憶中褪色，通過基金會合法捐贈提供的形式，企業慈善開始取代傳教活動，以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之路開啟了系統維護監管。在美國，卡內基企業是最先成立基金會的公司之一，於1911年由獲利的卡內基鋼鐵公司（ Carnegie Steel Company）資助成立；洛克菲勒基金會，由標準石油公司的創始人J.D. 洛克菲勒於1914年資助成立。這二家企業可視為今日印度的塔塔集團和安巴尼斯集團。
一些機構資助，提供種子資金或由洛克菲勒基金贊助的有聯合國、中央情報局（CIA）、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紐約最著名的現代藝術博物館，當然，還包括了位於紐約的洛克菲勒中心（那裡曾有個被摧毀的迪亞歌·里維埃拉（Diego Riviera）調皮描繪的墮落資本家和英勇列寧的畫像。言論自由放了一天假。）
J·D洛克菲勒是美國第一位億萬富豪，也曾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是位廢除死刑主義者，是林肯的擁護者，還是個滴酒不沾的人。他相信他的財富是上帝的恩賜，這予他來說肯定不錯。
下面是智利詩人巴勃羅·聶魯達早期作品，《標準石油公司》詩歌裏的一段：
來自紐約的肥胖皇帝
是儒雅面帶笑容的刺客
他們收購
絲綢、尼龍、雪茄、
小心眼的暴君和獨裁者。
他們收購國家、人民、海域、警察、縣議會，
還有窮人囤積玉米的遙遠地區
像守財奴的黃金
標準石油喚醒了他們
為他們穿上統一的制服，標明
哪個兄弟是敵人
巴拉圭人抗戰
玻利維亞人在森林裏
與機關槍一同犧牲
為了一滴石油
百萬英畝的房地產
暗殺一位總統
為顛覆份子建造的監獄，
天色微曉 百姓的死刑迅速執行，驚呆了 *，
在巴塔哥尼亞，亂槍掃射背叛者
充滿汽油味的月光下
部長們毫無痕蹟地更換
在首都，一個耳語
如石油的潮水
摧毀了，你會看到
標準石油公司的名字
在雲端上閃耀
在海域之上，在你家裏，
閃爍著他們的版圖。
當企業捐贈的基金會首次在美國出現，關於它們的出處、合法性和缺乏問責制引發了一場激烈辯論。有人建議，如果企業有如此多餘的錢，它們應該提高工人薪金。（在那個時代，即使是在美國也有人提出這類離譜的建議。）這些基金會的構想，如今顯得平淡無奇，實際上卻是個商業想像力的躍進。坐擁大量資源，無須繳稅的合法企業和幾乎無限制的辯護狀——徹底不負責任，徹底不透明——還有甚麼比通過以錢易權，用經濟財富的方式進軍政治、社會和文化更合算？還有甚麼更佳的方式讓放高利貸者用他們盈利中微乎其微的比例對世界呼風喚雨呢？要不然對電腦知識知曉一二的比爾·蓋茨如何能找到不僅是為美國政府，還包括世界各地的政府設計教育、醫療健康和農業的方針？
多年來，隨著人們目睹基金會做出的一些真正善舉（如創建公共圖書館和根除疾病）——企業和它們贊助的基金會之間的聯繫開始模糊。它最終徹底模糊。現在即使是那些自認親左的人也不再害羞接受基金會的贈款。
自1920年開始，美國的資本主義開始向外擴張，尋求原產品原料及海外市場。基金會開始制定全球企業管理理念。1924年洛克菲勒和卡內基基金會（Carnegie Foundations）聯合成立了今日世界上最強大的外交事務壓力集團——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CFR後來由福特基金會共同資助。到了1947年，新創立的中情局（CIA）由CFR資助並密切合作。多年後CFR會員包括了22位美國國務卿。有5位CFR會員在1943年促成了了聯合國計劃，J.D·洛克菲勒資助850萬美元購買了位於紐約的聯合國總部地段。
自1946年以來的11位世界銀行的總裁——都是男人，把自己視為窮人的傳教士——都是CFR的會員。（唯一的例外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大通曼哈頓銀行的副總裁受託人，喬治·伍茲（George Woods）。）
在布雷頓·伍茲會議上，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決定把美元定為世界的儲備貨幣，同時為了加強對全球資本的滲透，有必要在開放的市場體系中普及和規範商業慣例。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們耗巨資推動善治（只要繩線控制在他們手中）、法治概念（只要法律的話語權掌握在他們口中）以及數以百計的反貪污項目（為了簡化他們制定的系統）。兩個世界上最不透明，最不負責任的組織，卻四處要求落後國家的政府具有透明度和問責制。
鑑於世界銀行大致上指揮了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政策、脅迫和敲開一個又一個國家的市場讓位給全球經濟，可以說，企業的慈善事業已然是歷來最有遠見的買賣。
企業贊助的基金會管理、貿易和疏導他們的權力，通過一個精英俱樂部與智囊團的體系，擺置他們的棋手於棋盤上，其會員交叉，從旋轉門不斷進出。同各種流傳的陰謀論相反，尤其在左翼團體內，這裏邊沒有秘密、邪惡或共濟會（Freemason）式的安排。它同企業使用空殼公司及離岸帳戶的轉移和管理它們的財富如出一轍——不同的是貨幣是權利，而非金錢。
相當於CFR的跨國團體是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於1973年由大衛·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阿富汗聖戰者組織的創始人成員，塔利班的始祖），大通曼哈頓銀行和一些私人主教等創立。其目的是創建一個介於北美、歐洲和日本精英之間的友誼及合作的持久性友誼紐帶。如今，它已成為一個五側向的委員會，因為它還包括了來自中國和印度的成員。（CII的塔倫·達斯（Tarun Das）；Infosys公司的前首席執行官N.R 納拉亞納穆爾蒂（N.R. Narayanamurthy）；戈德瑞公司（Godrej）的常務董事詹斯謝德 N.戈德瑞（Jamsheyd N. Godrej）；塔塔成員組織（Tata Sons）董事加瑪謝德J.伊藍尼（Jamshed J. Irani）；以及阿凡特集團（Avantha Group）首席執行官高塔姆·塔帕爾（Gautam Thapar）。（譯者註：中國成員名單請參考這份文件。））
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是地方精英、商人、官僚和政客的國際俱樂部，在多國設有分所。塔倫·達斯是阿斯彭研究所的印度總裁。高塔姆·塔帕爾是主席。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的一些高級官員是CFR、三邊委員會和阿斯彭研究所的會員。
成立於1936年的福特基金會（雖然兩家合作不斷，卻比較為保守的洛克菲勒基金會更開放）。雖然經常保持低調，基金會卻有著非常明確、完善定義的思想體系並與美國國務院密切合作。其深化民主和「善治」項目是布雷頓·伍茲的規範化業務實踐和促進自由市場效率的一部分。二次世界大戰後，當共產黨取代了法西斯成為美國頭號敵人，為了應對冷戰時期，新的機制應景而生。福特成立了蘭德公司（RAND）（研究與發展公司），一個從事武器研究，為美國國防部服務的軍事智囊團。1952年，為了挫敗「共產黨持久滲透和破壞自由國家的努力」，它成立了共和國基金會，後又演變成民主制度研究所，其簡則是開展一個機智的無過度麥卡錫主義的冷戰時期。通過這一鏡頭我們須要檢視福特基金會所參與的事項，它在印度投資數百萬美元於藝術家、影片製片人和活動家身上並慷慨資助大學課程與提供獎學金。
福特基金會宣佈「為人類未來目標」包括了干預地方與國際方面的基層政治運動。在美國，它提供了數百萬美元的贈款與貸款支持百貨公司老闆，愛德華·法林（Edward Filene）於1919年提出的信用社運動（Credit Union Movement）。法林相信提供工人一個可負擔的信貸以創造大眾消費的社會——在當時這是個激進的想法。實際上，這僅是他激進想法的一半，公平地分配國家財富是法林相信的另一半激進想法。資本家抓住了法林的前半部想法，通過支付數百萬美元「可負擔」貸款給工人，把美國的工人階級永久性地轉變成負債之人，勞碌一生以期趕上他們的生活方式。
多年以後，這個想法流至孟加拉的貧困農村，穆罕默德·尤努斯（Mohammed Yunus）和格萊珉銀行（ Grameen Bank）提供的小額信貸給飢餓的農民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小額信貸公司在印度導致了數百個自殺案例——僅在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在2010年共有200人自殺。一家在全國發行的日報最近報道了一位18歲女孩的自殺遺書，該女孩被小額信貸公司的職員逼迫交出僅有的，欲用於學費的150盧比。遺書寫下：努力工作賺錢。不要借貸。
貧困中有數不盡的錢，還有數個諾貝爾獎。
到了50年代，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會資助了數個NGO和國際教育機構，開始展開美國政府的半擴展計劃，推翻了在拉丁美洲、伊朗和印度尼西亞（又稱印尼）的民選政府。（在同一時期它們進入印度，一個在當時不結盟但明顯偏向蘇聯的國家。）福特基金會在印尼的大學成立了美國式的經濟課程。印尼的精英學生，在美國軍官訓練之下，扮演了關鍵性角色，參與1965年由CIA支持的顛覆蘇哈多（Suharto）總統的叛變。蘇哈多將軍通過屠殺數以十萬計共產黨叛軍償還他的導師。
8年後，年輕的智利學生，後被稱為芝加哥男孩，到美國的芝加哥大學接受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訓練（ 由J.D.洛克菲勒贊助），為1973年由CIA支持的軍事政變做準備；薩瓦多爾·阿言德（saalvador Allende）在政變中遭暗殺，皮諾切特（Pinochet）將軍被扶持上台，為智利帶來了一批敢死隊、失踪和恐懼，一個長達十七年的統治（阿言德的罪行是民選出來的社會主義者和國有化智利的礦產）。
在1957年，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成立了一個專門為亞洲國家的社區領袖設立的拉蒙·麥格賽賽獎（Ramon Magsaysay Prize）。它以菲律賓總統，拉蒙·麥格賽賽的名字命名，麥格賽賽是美國對抗東南亞共產運動的關鍵盟友。在2000年，福特基金會又成立了拉蒙·麥格賽賽新銳領袖獎。在印度，麥格賽賽新銳領袖獎被藝術家、活動家和社區義工視為有威望的獎項。 M.S.蘇布拉克斯米（譯者註： M.S. subulakshmi 是南印度音樂卡爾納迪（Carnatic）女歌唱家。）和薩特亞吉提·雷亞（Satyajit Ray。譯者註：特亞吉提·雷亞是電影導演）贏得了這一獎項；加亞珀拉卡斯·納拉亞（Jayaprakash Narayan）和印度最優秀的記者之一P.賽因納特（P. Sainath）也獲過此獎。但他們的得獎為麥格賽賽獎本身帶來更大的榮譽。總體上來說，它已成為一個甚麼是可以接受，甚麼是不可以接受的溫和仲裁者。
有趣的是，安納·哈扎爾（Anna Hazare）去年夏天的反腐敗運動率先獲得三個麥格賽賽獎，得獎的三人是安納·哈扎爾、阿汶德·克杰里瓦爾（Arvind Kejriwal）及吉蘭·貝迪（Kiran Bedi）。阿汶德·克杰里瓦爾擁有的許多NGO之一，由福特基金會慷慨資助。吉蘭·貝迪的NGO由可口可樂和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贊助。
雖然安納·哈扎爾自稱是甘地信徒，他呼籲的法律—— 簡·羅克帕爾草案（Jan Lokpal Bill）——卻是反甘地教義、精英化和危險的。一個晝夜運轉的企業媒體運動宣稱它是「公民」的聲音。同美國的華爾街佔領行動不同的是，哈扎爾運動沒有呼叫出反私有化、反企業權力和經濟「改革」的口號。相反地，它的主要媒體支持者成功地把聚光燈從大量企業腐敗醜聞中轉移（同時也暴露出知名記者的身份），利用對政客的公開抨擊呼籲政府進一步退出酌情決定權，要求更多改革、更多的私有化。（2008年，安納·哈扎爾獲得世界銀行頒發的公共服務獎，獎勵他卓越的公共服務。）世界銀行從華盛頓頒佈了一條聲明，說該運動「吻合」了它的政策。
同所有幹練的資本家一樣，人道主義者為自己制定目標，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創造和訓練相信資本主義的國際骨幹隊伍，從而擴充美國的支配權。一如本土精英服務於殖民政府般協助管理環球政府法人。所以基金會在外交和國內經濟政策後 開始涉足教育和藝術這二個能成為他們第三領域影響力的領域。他們在學術機構和教育學上花費數百萬美元（並持續不斷地）。
瓊·勒洛夫斯（Joan Roelofs）在她的精彩著作，《基金會與公共政策：多元主義的面具（Foundations and Public Policy: The Mask of Pluralism）》中描述了基金會如何新瓶裝舊酒，使用舊觀念重新教導政治科學和塑造「國際」及「區域」學科的研究。它提供了美國情報和安全服務機構一個招收國際語言和文化專才的人才庫。CIA與美國國務院持續與美國大專學府裏的學生與教授進行合作，引發了關於獎學金倫理的嚴重問題。
通過信息收集控制他們統治的人是統治權力的根本。當抵禦土地徵收和新經濟政策捲席印度後，在印度中部公開的戰爭陰影中，作為遏制手段，政府展開了大規模的生物識別技術項目——標識號（UID）。這或許是世界上最雄心勃勃和最昂貴的信息收集項目之一。民眾沒有乾淨的飲用水，或廁所，或食品，或金錢，但他們將有選舉卡和UID。UID項目由前Infosys首席執行官，南丹·尼勒卡尼（Nandan Nilekani）負責是個巧合嗎？表面上說是「為窮人提供服務」，他會在稍微陷入困境的IT產業注入大量財力嗎？（UID項目的預算保守估計將超過印度政府的年度教育公共開支。）為數據化一個國家，它的主要人口很大部份是「不合規則」和「難以辨認」——一群由貧民窟居民、小販、沒有土地記錄的原住民組成的人口——將讓他們「有罪」，把他們從「不合規則」變成非法。UID項目的想法是為了達成一個數據化版本的公地圈佔和把重大權力交予到日益強硬的警察國家手中。尼勒卡尼對數據收集技術化的迷戀和比爾·蓋茨之於「數值目標」和「記分卡進度」的數據庫迷戀是連貫的。好像缺乏信息是世界飢餓的原因，而非殖民主義，債務和扭曲的，以利潤為導向的企業政策。
企業捐贈基金會是聯誼科學和藝術的最大資助者，它們資助「發展研究」、「社區研究」、「文化研究」、「行為科學」和「人權」等課程並頒發獎學金。由於美國大學向國際學生敞開大門，數十萬來自世界各國，和來自第三次世界的精英們的孩子紛紛涌入。付不起學費的則獲得獎學金。今日，國家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上層階級，幾乎沒有一個家庭沒有孩子在美國進修學習的。他們的隊伍中有優秀學者和大學教授，還有印度總理、財政部長、經濟學家、企業律師、銀行家和幫助國家打開全球市場經濟給國際企業的官僚。
對基金會友好的經濟和政治科學的學者獲得了獎學金、研究基金、資助金、捐贈和就業機會。那些企業認為對其不友好的研究則無法獲得資助、被邊緣化和「貧民化」，他們的課程被迫中斷。逐漸地，一個特定的幻覺——單一、支配一切、極端不多元的經濟意識形態——脆弱、膚淺而偽裝的寬容與多元文化主義下（變成了種族主義、狂熱的民族主義、種族沙文主義或在某一刻的評價中成為好戰的伊斯蘭恐懼症）——開始支配話語權。它做到了一個完全讓人無法察覺到是個意識形態的地步。它成為預設立場，是個自然的方式。它滲透常態，殖民平凡，挑戰開始似乎是荒謬的或深奧得具有挑戰性的現實本身。從這裡，它是一個「沒有替代方式」的快捷步驟。
感謝佔領運動，現在才有另一種語言出現在美國街道和校園内。看到學生拿著「階級鬥爭」或「我們不介意你有錢，但我們介意你購買我們的政府」的橫幅，我打賭，佔領運動本身幾乎是場革命。
自企業慈善事業開始後的一個世紀後，有如可口可樂般已然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如今世界上有數百萬個非營利組織，而許多非營利組織通過錯綜複雜迷宮式的財務與大型基金會盤根錯節。它們之中，這一「獨立」部門擁有接近450億美元的資產。它們中最大的是比爾·蓋茨基金會（Bill Gates Foundation）（21億美元），禮來捐贈（Lilly Endowment）（約160億美元）和福特基金會（約15億美元）。
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強制結構調整及讓手臂被擒的各國政府削減衛生、教育、兒童保健和發展的當兒，各個NGO進駐。私有化一卻意味著「NGO化一切」。當就業與生計消失，即使是那些看清它真面目的人，NGO變成了就業的重要來源。不是所有NGO都不好。數百萬個NGO中，一些做著非凡、了不起的工作，把它們視為一丘之貉是荒唐的。但是，企業或基金會贊助的NGO是購買抵抗運動的環球金融方式，確實像持股人購買公司股份，然後試圖從內部控制。他們如同坐在中樞神經系統的節點，沿著環球金融流動的神經通路。他們如同發射器、接收器，減震器般運作，對每一脈動產生警惕，小心翼翼不招惹他們的政府東道主。（福特基金會要求每一個資助的組織簽署保證書。）不经意间（有時候是刻意的），它們成為監聽站，它們的報告與講習班和其它傳教式的活動，為雄心勃勃、日益強硬的政府提供監控信息。問題越多的地區，駐紮的NGO則越多。
狡猾的是，當政府或企業媒體的部門要展開抹黑運動對抗真正的人民運動，例如納爾馬達·巴朝·安杜蘭（Narmada Bachao Andolan），或抗議庫丹谷藍穆（Koodankulam） 的核電反應堆，它們指控這些運動接受了「外國資金」。他們清楚知道，大多數非政府組織的任務，特別是資助的，是推動企業全球化的項目，而不是阻礙它。
在數十億美元武裝之下，這些非政府組織已經涉水走向世界，把潛在的革命家變成受薪活動家、接受資助的藝術家、知識分子和電影製片人，輕巧地引誘他們遠離激進的對抗，引領他們走向多元文化主義、性別、社區發展——話語通過身份政治語言及人權表達。
把正義想法之轉型加諸於人權領域中一直是個概念性政變，非政府組織和基金會皆參與其中。人權的狹隘焦點允許以暴行為基礎的分析，導致較大的情況被遮擋，衝突中的兩造——例如，毛派和印度政府，或以色列軍隊和哈馬斯——都可被抨擊為侵犯人權者。礦業公司的搶奪土地或以色列政府吞併巴勒斯坦土地的歷史則成為論述中沒甚麼影響的註腳。這不是說人權不重要。人權當然重要，但它不是個能讓我們看到，或能讓我們從遠處瞭解所居住的世界中極大的不公的完善棱鏡。
另一個概念性政變則與基金會介入女權運動有關。為什麼印度大多數「正式」的女權主義者和婦女組織同一些組織，例如，有9萬名會員，在她們的社區與父權社會以及在丹達卡然亞（Dandakaranya）森林中對抗的原住民婦女革命協會（Krantikari Adivasi Mahila Sangathan（ Revolutionary Adivasi Women’s Association））保持安全距離？為什麼剝奪數百萬名婦女擁有和耕種的土地，把她們從家園驅逐出去不是個女權問題？
從反帝國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基層人民運動中出售自由女權主義運動不是從基金會的邪惡大計開始的。它發端於60和70年代的運動無法適應和滿足急速激進化的女性。基金會認識到這一現象並展示其策略才能採取了行動，支持女性對日益增加的暴力和傳統社會，以及據說是左派運動中的革新領袖的父權之抗爭運動提供了資助。像印度這樣的國家，分裂也沿著都市化的農村分歧。最激進的反資本主義運動在鄉村成型，大體上來說，父權繼續控制著這些地方的大多數女性。受到西方女權運動的影響與啟發，都市的女權運動家參與了這些運動（例如納薩爾運動），而她們自己在解放的路程上經常與男性領袖認為是她們職責的態度產生歧異：配合「群眾」。許多女性活動家再也不願意等待「革命」的到來以便能夠結束每日生活中面對的，包括來自他們的同志的壓迫與歧視。她們要求在革命進程中，兩性平等是個絕對、緊迫和不可商議的目標，而非革命後的承諾。聰慧、憤怒及理想幻滅的女性開始離開，尋找其它方式的支持與寄託。結果是，到了80年代末期，大約在印度市場開始開放期間，自由派女權運動在像印度這樣的國家不合理的NGO化。許多自由派女權運動的NGO做了開創性的工作，例如同性戀權利、家庭暴力、艾滋病和性工作者權益。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女性是新經濟政策下最大的受害者，自由派女權運動尚未在前線挑戰新經濟政策。通過操縱資金撥付，基金會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約束了哪種是合適的「政治性」活動範圍。 NGO的撥款摘要如今指定哪一種是女性的「問題」，哪一種不是。
女性運動的NGO化也時讓西方自由女性主義成為何為女權主義的旗手（因此也成為最受資助的品牌）。戰役，如往常一樣，發揮在女性身體上，從一端擠出肉毒桿菌，布卡在另一端（譯者註：burqa，包頭蒙面的長衫，只在眼睛部位留有小孔的伊斯蘭女性傳統服飾。）（有一些雙重倒楣的則同時遭受肉毒桿菌和布卡。）前些時候，在法國發生了試圖強迫女性從布卡束縛中解放出來，而不是創造一個能讓女性自我選擇的情況，這不是解放婦女，而是為他們寬衣解帶。它變成了個屈辱和文化帝國主義的行徑。這不是個布卡的問題。這是個強迫的問題。強迫女性不許穿布卡同強迫她穿一樣可恥。從這方面檢視性別，削除掉社會、政治和經濟背景，把它變成身份問題，一個道具與服裝的較量。這就是為什麼當美國政府在2001年入侵阿富汗時能使用西方女權組織作為道德掩護。阿富汗女性在塔利班控制下，直到現在，都一直過着糟糕的生活。但對她們空投炸彈也無法解決她們面對的問題。
在NGO的宇宙，已自我進化成一個異常，不冒犯人的交流方式，所有一切都變成「話題」，一個分離的，專業化和特殊利益的問題。社區發展、領導才能發展、人權、衛生、教育、生育權、艾滋病、艾滋孤兒——都密封裝進他們的青儲塔和自我制定的，詳細又精確的撥款摘要中。撥款有著鎮壓無法做到的支離破碎的團結。貧困也一樣，如女性主義般，經常被誣陷為是身份問題。好像窮人不是因為不公而產生的結果，而是碰巧存在的迷失部落，可以在短時間內通過不公矯正系統拯救（由NGO依據個人，在一對一的基礎上管理），而善治則是他們的長遠復甦。在環球企業資本主義的制度下，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印度的貧困，在印度「發光」之時有一段時間處於荒野之地，如今通過藝術，由《貧民百萬富翁》電影帶頭， 以異國情調身份捲土重來。這些關於窮人的故事，他們了不起的精神和毅力，沒有反派人物——除了小人物提供了故事張力和地方色彩。這些作品的作者有如早期的人類學家一樣，他們「身臨其境」進入未知的勇敢旅程為他們帶來了讚譽與榮譽。富人被如此檢驗鮮少見到。
在學會了如何管理政府、政黨、選舉、法庭、媒體和自由派的意見，新自由派集團有個新挑戰：如何應對日益增大的動亂，「人民力量」的威脅。如何馴服它？如何把示威者馴服成寵物？如何隔絕人們的憤怒並引導它進入死巷？
相同地，基金會和他們的聯盟組織有一段長而輝煌的歷史。一個揭露性的例子是他們在1960年代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中所扮演的平息與去激進化的角色，成功地把黑人力量轉化成黑人資本主義。
洛克菲勒基金會，秉承了J.D洛克菲勒的理想，密切與大馬金路德金（馬金路德金的父親）合作。但他的影響力隨著日益上升的軍事組織而淡化——學生非暴力協作會（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NCC））和黑豹（Black Panthers）。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會進入。在1970年，二個基金會捐助了150萬給「溫和」的黑人組織，提供基金、獎學金、學術研究基金，為輟學青年提供工作培訓課程和提供種子基金給黑人擁有的公司。壓制、內訌、蜜糖陷阱的撥款援助導致激進的黑人組織逐漸萎縮。
馬丁路德金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和越戰之間理出一個禁忌聯繫。結果是，自他被暗殺後，他的記憶甚至變成對公共秩序是個有毒威脅。基金會與企業致力重構他遺留的思想，把它納入合乎市場的格式。2百萬美元撥款運作的馬丁路德金非暴力社會變革中心，是由福特汽車公司（Ford Motor Company）、大眾汽車（General Motors）、美孚石油（Mobil）、西方電子（Western Electric）、 寶潔公司（Procter & Gamble）、美國鋼鐵（US Steel ）和孟山都（Monsanto）。中心設有馬丁路德金圖書館和民權運動檔案館。中心的許多項目，「緊密同美國國防部、軍隊、武警部隊隨軍牧師局（Armed Forces Chaplains Board）和其它機構」合作。中心共同贊助了馬丁路德金演講系列，『自由的企業系統：非暴力社會變革的原動力』。 阿門。
在南非的反種族隔離抗爭中也執行了類似的政變。在1978年，洛克菲勒基金會組織了一個美國政策對南非的研究調查團。報告警告了蘇聯對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不斷增長的影響，評述說如果南非有真正的各種族都享有的政權分配，將對美國戰略和企業利益有利（例如對南非礦產的的採礦權）。
基金會開始支持ANC。ANC即刻對更激進的組織，例如史提夫·比冦（ Steve Biko）的黑人良知運動產生興趣且大致上把它們都消滅掉。當納爾遜·曼德拉成為南非第一位黑人總統，他被封為活著的聖人，不僅僅因為他是位在監獄呆了27年的自由鬥士，也因為他全面服從華盛頓共識。社會主義從ANC的議程中消失。南非備受稱頌讚揚的偉大「和平過渡」，意味著沒有改革，沒有賠償要求、沒有南非國有化的礦產。取而代之的是私有化和結構調整。曼德拉頒佈了南非最高公民獎項——好望角勳爵獎——給過去的支持者兼朋友，印尼的蘇哈多將軍，共產黨的屠殺者。今日，在南非，一群駕駛奔馳的前激進家和工會分子壞蛋統治著國家。但那已足夠延續黑人解放的錯覺。
在美國黑人力量的崛起對激進，革新派印度旃荼羅（又稱賤民）運動是個激勵人心的時刻，組織如旃荼羅豹（Dalit Panthers）反映了黑豹的軍事政治。但旃荼羅力量（Dalit Power）也同樣地在印度教右派組織和福特基金會慷慨幫助下，以不完全相同但相似的方式被粉碎與化解，往旃荼羅資本主義方向邁進。
印度速報（ Indian Express ）去年12月（譯者注：2011年）報道：「旃荼羅企業準備展示商業運作可打敗種姓」，文章引述一位旃荼羅印度工商會（Dalit Indian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DICCI)）指導員的話。他說：「在我們的社會，讓總理參加旃荼羅聚會不是件難事。但讓旃荼羅企業家和塔塔及戈德瑞在午餐茶會中合照卻是個志向——也是他們接受邀請的證明。」鑑於現代印度的情況，認為旃荼羅企業家不該在貴賓區占有一席之地是種姓主義和反動的。但若這是個志向，旃荼羅政治的思想體系卻讓人憐憫不已。同時也不可能幫助1百萬依舊靠頭頂人糞，用勞力覓食的旃荼羅人。
對接受福特基金會資助的年輕旃荼羅學者則不能過於嚴苛批評。還有誰會提供他們一個從印度種姓制度糞坑裏爬出來的機會呢？這一恥辱很大部分該歸咎於絕大多數領導來自高等種姓的印度共產主義運動。它多年來強制把種姓制度納入馬克思階級的分析中。這一企圖在理論和實踐方面徹底失敗。旃荼羅社區和左派之間的分歧，其肇因是因為有遠見的旃荼羅領袖安B. R貝德卡 （B. R. Ambedkar）和工會會員，也是印度共產黨創辦人的S.A.丹格（S.A. Dange）兩人之間的一段爭吵。安貝德卡博士對共產黨的幻滅始於1928年孟買的紡織廠工人罷工事件，當他認識到，儘管各工人階級間團結一致，共產黨對「不可接觸」不允許在紡織部門，只能在薪資較低的捲布部門工作沒有異議，因為紡織部門的工作需要在棉線上沾口水，而這是其它種姓視作「污染」的事。
安貝德卡認識到在一個社會印度教經文制度化不可接觸和不平等，為「不可接觸」、社會和公民權利發起抗爭刻不容緩，再也無法等待共產革命的承諾。安貝德卡和左派之間的分離讓雙方損失慘重。它表明了很大一部份的旃荼羅人口，印度工人階級的骨幹，把拯救和尊嚴寄託於立憲主義，和奉行一個重要但長遠來說停滯不前的政治身分品牌的政黨如BSP（Bahujan Samaj Party）上。
在美國，如我們看到的，企業贊助的基金會大量產生NGO文化。在印度，在1990年，新經濟政策時代，針對性的企業慈善開始鄭重其事。星室法庭的會員證一點兒也不便宜。塔塔集團捐贈了5千萬給缺乏資金的業哈佛商學院及另一筆5千萬給康奈爾大學。Infosys 的南丹·尼勒卡尼和他的妻子羅西妮捐贈了5百萬給耶爾大學的印度人計劃的創業資金項目。哈佛人文中心（The Harvard Humanities Centre）在獲得有史以來最大筆捐贈，來自馬恆達集團（Mahindra Group），安納德·馬恆達（ Anand Mahindra）的1千萬後，易名為馬恆達人文中心。
在印度國內，控制了礦業、鋼鐵和電力的金達萊集團，開辦金達萊環球法律學院並會在不久的將來開辦金達萊政府與公共政策學院。（福特基金會在剛果開辦法律學院。）新印度基金會（New India Foundation）由南丹·尼勒卡尼的Infosys公司的利潤中撥款資助，提供獎項及獎學金給社會科學家。由金達萊鋁業（Jindal Aluminium）資助的希達然金達萊基金會（The Sitaram Jindal Foundation）宣佈了5個1億盧比的現金獎給從事農村發展、扶貧、環境教育和道德振奮的項目。目前由實信集團的穆克斯·安巴尼資助的觀察者研究基金會（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ORF）），其運作模式效仿洛克菲勒基金會。ORF的研究「成員」和顧問有：退休情報特工、策略分析員、政客（在國會裏假裝互相譴責）、記者和政策制定者。
ORF的目標似乎簡單非常：「協助發展一個親經濟改革的共識。」為了形成和影響公共意見，致力創造「可行的替代政策意見，在一些分歧領域如落後地區創造就業機會和對核能、生化和化學威脅的實時策略。」
我開始還對ORF列出的「核能、生化和化學戰爭」目標感到疑惑。但現已不會了，在它冗長的「合作夥伴機構」名單中，我發現了雷神公司（Raytheon）和洛克希德·馬丁（ Lockheed Martin），世界上兩家領先的武器製造商。在2007年，雷神宣佈把注意力放在印度。印度32億的國防開支裏的一部份會不會是花費在雷神和洛克希德·馬丁製造的武器、導彈、戰機、軍艦和監控器材上？
我們須要武器來打戰嗎？或我們須要戰爭來創造武器市場嗎？畢竟，歐洲、美國和以色列的經濟很大程度上依靠他們的武器製造業。這是個尚未外包到中國的行業。
在中美的新冷戰中，印度被培養成巴基斯坦在美國與蘇聯冷戰中的角色。（看看巴基斯坦現在變成甚麼樣子。）許多專欄作家和「策略分析員」大肆渲染印度與中國的敵對關係，你將會看到，可追溯到直接或間接的印度暨美國智囊團和基金會。作為美國的「策略夥伴」不表示國家首腦間不時地親切撥電對方。它表示了在每一層面的協作（干預）。它表示了在印度領土上接待美國特種部隊（一位五角大樓的軍官最近在BBC證實了這事）。它表示了情報分享、改變農業和能源政策，打開衛生和教育領域給環球投資。它表示了打開零售業。它表示了不平等合作關係，印度被合作夥伴熊抱和大搖大擺地在地上拉著走，如若她拒絕則將會被燒成灰燼般。
在ORF的合作夥伴機構中，還有蘭德企業（ RAND Corporation）、福特基金會、世界銀行、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它的使命是『提供創新和能提升三個包容目標的務實推薦：促進經濟和社會福利，提供保安和機會給所有美國人，同時確保一個更開放、安全、興盛和國際合作系統』）。名單中還有德國的羅莎·盧森堡基金會（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可憐的羅沙，她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喪命，名字卻在這名單中出現！）
儘管資本主義的目的是以競爭為基層，那些在食物鏈上端的人也展示了包容性和團結的能力。傑出的西方資本家曾同法西斯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獨裁者和軍事獨裁者合作過。他們適應力強且創新不斷。他們思維敏捷並擁有過人的狡詐戰術。
儘管成功驅動了經濟改革，儘管為了自由市場的「民主」而展開軍事行動佔領他國 ，資本主義正在經歷的嚴重性危機卻尚未全面顯露。馬克思說：「……為此資產階級生產的，首先是他自己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都同樣不可避免。」
無產階級，正如馬克思看到的不斷遭受攻擊。工廠倒閉，工作消失，工會解散。無產階級，多年來一直儘所能互相對抗。在印度是印度教對抗回教、印度教對抗基督教、旃荼羅對抗原住民、種姓對抗種姓、區域對抗區域。但是，在世界各地它已展開回擊。在中國有無數的罷工和暴動。在印度，世界上最窮的人回擊了並成功阻止了一些最富有企業的運作。
資本主義正面臨危機。涓滴理論失敗。現在噴湧理論也陷入危機。國際金融災難已逼近。印度的經濟增長率暴跌至百分之6.9。外資撤退。主要國際大企業坐守大疊金錢，不確定該往何處投資，不知金融危機會如何發生。這是個嚴重的，主宰全球資本的結構性崩潰。
資本主義真正的「掘墓人」最終可能會成為他們自我幻覺中的紅衣主教，他們將意識形態變成了宗教信仰。儘管有著戰略才華，卻似乎無法理解一個簡單事實：資本主義正在摧毀地球。重施兩個故伎把過去的危機挖出來——戰爭與購物——根本行不通。
我佇立在安提拉大樓外良久，看夕陽西下。我想像塔樓的深度和它的高度一樣長。它該有27層深長主根，在地底下蜿蜒，饑渴地吮吸著土地的營養，把它變成煙霧和黃金。
為甚麼安巴尼選擇把大樓命名為安提拉？安提拉是一座神話島嶼，其故事是關於八世紀的伊比利亞（Iberian）傳說。當穆斯林佔領西班牙群島，六位天主教维斯哥特（Christian Visigothic）主教和他們的教區信徒登船逃亡。在海上漂流數日後，或許一個星期後，他們抵達安提拉群島，並決定定居下來，重新建立一個新文明。為了同被野蠻支配的家鄉永久斷絕他們把船付之一炬。
把自己的塔樓取名為安提拉，安巴尼家族希望切斷貧困骯髒的家園，重建一個新文明嗎？這是印度最成功的分離主義者的最終行為嗎？從印度中產和上層階級脫離進入外太空？
當黑夜籠罩孟買，身穿嶄新亞麻襯衫的警衛手拿噼啪響步話機出現在讓人望而生畏的安提拉大門外。燈光閃耀逼人，也許是為了驅趕鬼魅。鄰居投訴安提拉的閃耀燈光奪走了黑夜。
或許是讓我們奪回黑夜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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