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本文依然是老包袱。丢河里是因为一些聊天谈到了阶层固化与我们必须思考我们的历史经验与未来。本文不算是原创文章，只能说是小弟的一个半原创半整理的文章——因为大量的资料来源于一些公开报道的新闻与访谈。我大量使用了这些资料。当时写这个文章也是为了回应一些事情，现在丢河里我相信还是有一点作为砖头与闲谈的价值的。
一．印度的IT辉煌
“印度的明天是IT”—— 印度前总理阿·比·瓦杰帕伊。
印度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软件出口国，在国际软件开发市场中，印度已占据了大约16%的份额，目前全球500强企业中有185家公司把部分业务外包给了印度的IT公司，有135家企业使用的是印度开发的软件。
印度信息技术产业能够在短短的10多年时间里成功崛起，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一般而言，人们认为其主要经验是：
1、中央政府层面的政策导向。印度政府将IT产业作为印度经济腾飞的标志加以鼓励。在涉及信息产业的投资、运营和管理方面，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较为灵活和宽松的政策，如免除软件出口所得税、取消设备进口的许可证制度，建立了一个专门针对IT产业的国家风险基金，对软件产品的生产、出售及相关咨询服务不征收流转税，对于软件出口获得的利润免征企业所得税，提供电信服务和宽带网服务的公司可享受5年免税期的优惠政策，等等。
2、地方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其中包括：免除环境许可证；建设信息资源网络；建立新的培训中心；鼓励私人投资IT教育与培训；对经济落后地区的IT教育提供补贴和培养高质量的IT人才等等。
3、信息技术教育。印度政府十分重视信息技术产业的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开发，并把它列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印度的信息技术教育体制主要包括分布各地的大学、印度技术学院、印度管理学院、印度科学学院以及地区性的工程学院和专科学校，另外还有私人开办的教育培训学校和公司。
4、政府与企业的良好合作。在这方面，创建于1999年的印度信息技术协会(IIIT)是一个标志。绝大多数印度信息技术协会开始是由政府和企业联合发起的，也有一些是由政府单独拨款建设的。它的目标是既培养计算机软件工程的学士、硕士和博士毕业生，同时也开设从六个星期到六个月的短期课程，以训练专业技术人员。
而在这些政策背后的是人们认为的印度强大的IT自然禀赋与配合环境：
IT业需要的是人力资源，而对一般的基础设施和金融资本的需求有限，所以印度可以凭借其大量的受英语教育的科技人才在这个领域获得强大的比较优势。印度人对于数学与英语的娴熟掌握使得印度相对中国这样的汉藏语言体系的国家具备优势。
印度与西方良好的政治关系与大国思维推动了印度IT的发展。印度IT业的发展是和印度右翼势力的上台、宗教民族主义的复兴，以及逐渐亲美的外交策略有关的。这是很重要的政治环境。
西方新经济的发展为印度IT提供了外部环境。上世纪末以来席卷世界的“新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全球化构成了印度IT大发展的有利环境。
依托于IT技术的发展与印度政府的战略引导，印度正形成一条日益庞大的IT产业链与利益共生结构。这个结构主要贯通三个领域：
首先是商业领域。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正在迅速发展成为主流活动，它涵盖的业务范围包括商务信息交换、售前售后服务、广告、销售、电子支付、运输及组建虚拟企业等等。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电子商务在印度也已悄然崛起。
其次是政府部门。根据印度政府颁布的“印度信息技术行动计划”，每个政府职能部门预算的1% 到3%必须用于发展IT产业，其中包括IT产品的发展、购买、培训和服务。政府采购极大地扩展了印度国内的软件业市场空间。
其三是教育系统。各个邦政府几乎都有自己的IT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计划与相关措施。数以百计的私人计算机培训机构遍布印度全国各地，仅一家名为Aptech的计算机教育公司在印度国内就有1030个培训基地。这些学校和培训机构对相关师资和服务的需求是非常庞大的。
印度IT业的大发展使得印度经济成为世界上非常快速的增长体，为印度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可以说，除了大量的外资注入印度投机市场带来的现金流量外，印度IT成为印度少数几个有世界竞争力的产业。印度人自豪的把自己的国家称为“世界办公室”。
二．对印度IT业发展战略的提问
虽然印度IT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一个主要的战略思考却不能消除。印度作为一个后进的第三世界大国，为何却将服务性的第三产业作为国家战略崛起的主要支柱？！
事实上我们知道，正常的一个经济体系完整的国家一定是有非常强劲而完整的一二三产业布局与历史路径。西方强国的历史就是典型代表。一个没有强大制造业的国家经济体系是不能抵抗风险的，也是难以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的。
我们知道，服务业发展的一个主要作用与基础应该是为工业与农业提供服务与提供流动性。金融业作为服务业的典范就是典型的例子，软件业更是如此。一个强大的服务业必须依托一个强大的制造业才有其不断发展与落地生根的基础。像印度这样的大国，唯一应该发展的就是制造业，只有发达的制造业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并转移价值到第三产业，进一步吸收就业。印度在现在这样制造业非常落后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已经占到了50％的比例，这样的就业结构实在是很奇怪。
毕竟服务业不能当饭吃，IT也不能当饭吃。究竟IT对印度社会在长期会有什么作用，这绝非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
我们回顾印度独立后60年的发展，与中国进行比较有一个巨大的差异凸现出来——印度的战略实际上是放弃了让国家整体进入工业化——印度试图越过工业化而实现其“大国梦想”。
这种思维方式显然不能在经济学理性上得到解释。这必然根源于印度独特的社会文化与社会基础。
实际上，比较中印工业化基础的时候，很多人只是单纯的比较了工业基础与经济政策。事实上，印度在独立时的工业化基础是显著好于中国的，并且印度与中国采取了非常类似的“五年计划”模式发展自身的制造业。
但是中国坚持下来到现在成为了“世界工厂”，而印度却是“世界办公室”——这其中的区别难道仅仅是政府的战略选择的不同导致的吗？
显然，我们考察中印之间相似性背后却发现了巨大的社会文化与社会基础上的不同——中国是经历过了完整的近代革命的——这是毛泽东与甘地的不同！
印度的独立是一个“黏合”的产物——印度独立后，几乎保留了旧印度几乎所有的社会结构与基础——虽然印度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试图改革这些，但是效果却是缓慢而渐进的。直到80年代印度大量的邦还存在“国王制度”（印度是联邦制度的国家），并且直到今天印度农村还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度。农民的负担一度高达收成的六成以上。
印度独特的宗教文化与种姓制度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与经济基础上得以非常完整的保留下来，并且在社会心理与社会基础上起到了强大的作用——“黏合印度”与“反工业化”。这二者是合二为一的，不可或缺的。这也是印度是“印度”的原因，也是印度选择非工业化道路的底层原因。
可以说，印度存在强大的旧“食利集团”，也未能对庞大的人力资源进行有效的组织与动员——这种“组织与动员”将会摧毁现在印度的阶级固化而带来印度既有精英阶级的消失，并将带来印度解体的风险。一言以弊之：印度未能为全面而快速的工业化做好社会准备。
而这种社会必要准备不足本身将使得印度在推动工业化的过程中必须先承担经济社会发展出现大衰退与大动荡的风险。
三．印度IT业的矛盾现象
事实上，回头检视一般意义上的印度IT业的种种优势，两个矛盾将非常突出：
宏观上，印度这种一般意义上的比较优势是非特殊的。无论是政府的政策支撑还是世界知识经济的全球化——这些或是可以被很快模仿的，或是带有普遍性的。中印间的主要差异只是在语言上中国处于弱势——而政府组织能力，国内市场支撑，基础教育与承接西方经济转移等等中国都远远超过了目前的印度。如果语言与国际关系不构成对于承接西方工业转移的主要障碍，那么没有理由认为印度在IT上对于中国有什么特殊的，不可跨越的优势。
微观上，印度IT产业在人力资源上呈现出奇特的“IT越发展，IT人力资源越持续外流”现象。IT是一个知识密集与人力密集型产业。在这个行业里如果积累起市场地位与持续发展的能力，那么合理的经济学逻辑将会带来人力资源的洼地，并且将不断有智力垄断性的主要产品不断被创造出来。印度IT业的特殊之处是——印度IT业空前发展的时期，也是其IT人才以空前的数量和速度外流的时期，也是印度IT教育业与印度政府产业政策支持最有利的时期。美国的技术工作签证H-1B签证因此获得“印度人签证”的绰号。而印度IT业整体上却未能实现产业升级，也未能为世界提供主要的智力垄断性产品。
于是我们可以问这样两个问题：1.宏观上中国有比印度更好的条件，为何中国的IT外包产业无法取得如印度一样的成就？印度的识字率不到65%，中国是93%；不到2%的印度人口拥有电脑，这只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中国已经发展到重型工业化的中后期，印度还未能在整体上实现基础工业化；中国国内市场与对外开放水平远高于印度；中国政府对于IT产业的政策支持完全不亚于印度。但是印度IT业在世界上的地位却高于中国。2. 与印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海外人才回归在2000年以来速度迅猛递增，以至于“海归”变成“海带”。中国海归中IT人才是主要的一部分，而中国IT业的发展却无法和印度相比。为什么印度在IT人才存量上迅速外流的情况下外包业还能迅速增长，而中国在IT人才数量高速增加的条件下却比之不如？
这两个主要矛盾如何去解释呢？！
四．印度文化背景下的印度IT业
由二与三两个部分提出的问题，我们回头再来检视印度IT业发展的战略与印度IT的比较优势，我们不难换个新的视角——印度的IT战略与非工业化战略是有印度深刻社会与文化原因的，是印度精英阶层基于自身利益与印度特殊文化而理性选择的结果。印度IT业的优势是印度独特社会结构的产物！
而这种特殊的“印度特色”与矛盾，当然也将带来在印度IT业的特殊繁荣——这大概是“印度版本的民国黄金十年”吧。我们可以说，印度IT业的发展，靠的正是大量的人力外流而不是回流（印度的全国软件服务业协会在每年的经济预测中，都要把美国的签证政策当作一个影响）。而印度的IT业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其社会结构的失衡和基础教育方面的失败而造成的意外结果——这是印度特殊社会结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下的特殊对接的产物。
1.印度IT的经营方式
印度IT业的发展当然也是人力密集型的。但是政府支持在这里只是一个重要的媒介，而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印度IT的资源秉赋是在印度特定的结构条件下才被动员和利用起来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印度种姓文化与印度非工业化道路的结果。
把印度的内在社会结构和当前的国际资本主义直接联系起来的，是一个以印度为中心的全球化劳动力配置和管理的体系。业内称这一作法为“猎身”（“猎身”是相对人力资源产业里的“猎头”而来的。“猎头”被认为是高端的，知识经济的，精英的一种人力资源市场交易。“猎身”正好相反，这是个低级的，劳动力的，数量密集型的人力资源交易）。
印度外包的基本操作程序是：印度人在世界各地开办咨询公司（bodyshops），从印度招收IT工人，然后根据客户企业的项目需要把这些劳动力提供给客户。不同于猎头机构的经营模式，印度IT咨询公司完成劳动力与雇主的信息匹配后，并不是以此收取服务费而满足。印度IT咨询公司实际上是直接获得雇主给予的office，然后直接代表雇主管理工人，包括为工人提供担保、办理临时工作签证、支付工资、安排食宿等等。
因此，在典型的印度外包模式中，工人们与他们的真正雇主不发生任何直接的法律关系，从而雇主随时可以减裁他们；如果雇主不再需要这些工人，印度IT咨询公司可以将他们派给另一个客户，或者让他们“坐板凳”——等待下一个office。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的印度IT咨询公司之间会互通有无——如果你有工人而我有office，他们就采取联合行动，随时将 IT工人送往有需求的地方。
这是一个真正的劳动力自由市场的交易模式。这个模式下，基本上所有雇主应该承担的本地或者本国的劳动力法规与福利制度都将消失在“交易”里——基本上，这些部分都被合理的转移到了“外国”或者“外国公司”。这在产业上被称为“外包”——而“外包”之所以成本低廉并非仅仅来源于人力资本的低廉，更多是来源于产业链的工业标准化与附加隐形成本的大量剥离。这就是印度IT业的主要经营模式与市场地位。正因为软件开发和软件服务是高度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同时又是一个高度标准化的行业，这两点在编程、测试和抓虫的阶段尤其如此；同时IT发展本身要求的“去地域化”， “客户化” 与“即时响应”使得整个IT产业对于人力密集与产业弹性有了更高的要求——印度IT产业才得以构建其商业模式与利益链条。
印度IT外包业的规模是巨大的。外包在印度软件出口中占80%以上，占软件出口的1/4。据印度软件及服务协会（NASSCOM）统计，印度占全球软件外包的65%、全球服务外包的46%；世界银行的调查认为，印度软件出口的规模、质量和成本等综合指数均排名世界第一。外包同时带动了印度就业以30%的高速增长，从1999年的28.4万增加到2005年的128.7万人，间接就业达300万人。信息产业占GDP比重从1999年的1.9%提高到2005年的4.8%。Forrester估计，2015年美国将转移340万个软件、金融等服务岗位，印度将是最大的目的地；NASSCOM和麦肯锡的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全球软件离岸外包的规模将达到1100亿美元，印度占据主要份额。
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的IT外包业中，印度官方所鼓励IT咨询公司经营模式是有较好的就业保障与白领形象的。比如，在印度官方鼓励的外包模式中，公司将他们工人派到海外为客户提供服务时，外派雇员在印度也会保留他们的常规工资，同时领取海外津贴。在海外项目完成之后他们将回到原来的公司，同样有基本的工资保障。这其中是有非常规范的合同与明确的雇佣关系的，也是受到法规与基本劳动保障所庇护的。
但是正如任何一个自由市场一样，在不存在政府干涉与付出足够管理成本的前提下，劣币总是驱逐良币。无论是雇主还是咨询公司本身都天然倾向于摆脱这种政府的束缚与“压迫”。实际上，大量的印度外包咨询公司本身并不把自己注册在印度。在2000年之后，夸张点说世界任何地方即使你走错路也会碰上“印度咨询公司”——仅仅在美国就有上千家之多。
印度IT业真正高速发展是在1990年后，这恰恰是印度官方模式的外包业萎缩而印度“布局全球”的“资本原教旨主义外包模式”大行其道的反映。
在“资本原教旨主义外包模式”下，相比印度政府“规范中的外包”，其在成本与经营灵活性上占据了决定性的优势。但是这是以牺牲工人的福利与权益，并残酷压榨其剩余价值为前提的。这不是一种人类一般劳动时间的降低，而是一种“人的异化”。
首先，在“资本原教旨主义外包模式”下，行话讲的“板凳工人”是它的一个经营常态。简单地说，印度IT咨询公司在印度干的事情恰恰是“人力资源市场上的圈地运动”。印度公司彼此竞争的不是技术与管理水平的提高，而是公司掌握的“工人数量”的多少。公司在任何时候都是招人的，哪怕公司目前没有任何项目在手。没有项目的时候，工人只有象征性的基本生活费（“板凳费”）而没有工资。在有项目的时候，公司就在这些随时可以带走的工人里挑选“听话的”去完成项目。项目完成后，工人继续回归“板凳状态”。
第二，印度IT咨询公司在经营中很少单独行动，而总是和不同规模的职业代理公司合作，从而形成“中介链”。这是因为西方大公司客户出于风险控制与竞价，也是为了便于控制整个人力资源市场的食物链顶端，他们常常将他们的人力资源管理与业务外包给一个或少数几个大规模的职业中介公司。印度人是非常难直接与西方大公司建立业务关系的：无论是人际关系与资本实力，包括偿付风险的能力都无法与那些人力资本寡头相抗衡。印度IT咨询公司的经营者们都是清一色的小老板，他们不得不通过与大型职业中介公司、甚至和与这些中介公司有关的小型公司合作来获得项目机会。这使得整个外包产业链的链条显著延长，而每转包一个环节就会最终剥夺工人每月工资的一部分作为利润。
第三，西方主要产业的“金融化”也为IT业外包提供了很好的会计理由与市场需要。在“金融”格局下，产业的实际情况不完全反映到其真实的价值上，而是很大程度上被金融市场的投机者所炒作定价。董事会与股东对于利润的无尽渴求，使得公司不得不竭力降低成本与“同时照顾好股市信心”。这样，大量压缩管理与人力资本支出，同时又不用负担法律风险与福利成本的外包价值就非常突出了。外包最能够满足西方大公司的一项功能是精简组织的同时，可以几乎无成本的大规模雇佣或者解雇人员。因此，外包不但是廉价劳动力的来源，也是改善公司会计报表，适应市场波动的风险控制工具。
当然，成本是转嫁给了印度老板，确切的说是“印度板凳们”——印度IT咨询公司把自己假装成雇主，在没有实际工作的情况下宣称自己将雇用工人，实际上是让他们“坐板凳”。这一做法使得客户公司可以在任意时间挑选和辞退工人！在这种“灰色操作”中，西方大公司和职业中介代理因此避开劳动法规的制约，实现了“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完全调节。
显然，一个高度自由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必然是高度外部化的市场——公司不直接雇用劳动力，而依赖于数目巨大的工人个体与众多的大小中介的随时撮合来满足用工需要。“印度IT咨询公司”的安排使得这样高度外化的市场从任何经济学的角度看都变得有序和容易控制。由于工人自己承担了流动和劳动力市场不稳定而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成本，这项交易对劳动力接收国的国家和公众利益基本不构成很大的损害（但是可能会侵蚀掉相当多的低端工作岗位，但是发达的制造业与服务业高端地位可以带来社会福利的高水平。整体上看，这些岗位的损失并不是没有对冲的）。
这样，印度IT咨询公司不仅可以将工人从印度带到另一个国家，还可以通过中间地区将他们送到第三国或者第四国。对于印度IT咨询公司来说，人力资源的流动性与流动周期就是利润。这相当于企业对于资金的运作是一样的。单位时间里，工人流动效率越高，企业的利润就越高。这使得印度IT外包业高度的网络化，人际关系壁垒化。基本上，在这个市场里，任何其他国家的外包公司与工人都将被印度公司所排挤与扼杀——这是印度公司必须的市场保护行为，也是印度公司市场份额的权力反映。世界任何其他国家试图模仿这个经营模式的时候，都将面对这个巨大的挑战——这是一个种族小圈子。
所以，印度IT流动的劳动力与流动的资本相匹配，印度IT业也因此深刻整合进入了全球化的经济生产贸易循环中。这样，印度IT行业可以越滚越大。同时，印度IT外包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员外流、劳动力输出过程，而是以一项技术服务项目的面貌出现。因此，每个人的外流在统计上就直接体现为印度IT服务业的产值。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生意所需要的初始投入很低，只要有人，有信息就可以。基本上，一两个人加上一台电脑，传真机和电话就可以干了！前提是你必须是印度人，然后进入这个圈子赢得同行与上家的信任。这基本上需要的是之前的同学关系，老板关系与“过去身为板凳的关系”。
当然，印度IT人也渴望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技术公司。但是投资新软件开发不但需要巨大的资本，还需要成熟的销售渠道。其中的系统性风险不是一般小老板可以承担的。一般而言，要成功营销一种软件程序，其营销投入可能要比开发这一程序高出四倍。一个新的企业很难跻身这个成熟市场。即使，公司把大量的成本转嫁到工人身上，但是“中介链”的长度决定了大多数印度老板获得的也非高额利润。
并且，这种印度式外包型的IT生意对于很多企业来说是如吸毒一样上瘾的——因为这个可以带来源源不断的现金流量，而无需自己付出过大的市场开拓成本。
有报道显示，对于在印度的印度IT咨询公司来说，其最主要，也是最稳定的现金流来源，并不是来自海外的佣金，而恰恰是直接向工人们收取的中介费。
基本上，印度IT工人支付给印度咨询公司的价格表是这样的：
去美国，需要支付10～30万印度卢比给公司（大约为1.75万元人民币之间）。
去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则需要10～20万卢比。
去新加坡也要6～12万卢比。
每提供一次附加服务，比如一封证明信、推荐函、或者假证书，都需要1.5～2万卢比。
每获得一个为期6个月的实习生岗位或者软件开发师岗位需要支付给公司10万卢比。而同期他们的工资只有2500到3000卢比。
这些付费项目的价钱是不断攀升的，特别是外包项目难找的行业萧条时期。假定工人们超过规定时间仍不能够付费，印度IT咨询公司就会直接取消他们的签证申请。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讲——在印度IT咨询公司的盈利模式中，出卖劳动力获得的海外佣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萧条时期甚至只是小部分。印度IT咨询公司更多是向印度工人出售“在海外工作或生活的梦想”！这样的模式下，我想任何印度之外的软件外包业都是无力去进行价格竞争的——印度企业的报价极其低廉，并且可以不要预付款！
在上面这些因素的一体构成下，印度IT外包业拥有了无可比拟的系统战优势！这些综合起来就是印度IT外包业繁荣与经营的情况。
2.印度IT外包模式背后的社会支撑结构
但是我们还有问题。在印度外包的华丽背后，这种极其原始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为何可以维持？为什么印度的IT外包业可以这样发展并且形成行业的正反馈呢？其实秘密就在前面第二部分提到的印度特殊文化与社会基础——印度没有经历过毛泽东式的革命！印度还是一个种姓制度非常严重的国家。
基本上，印度从事这个外包行业的人都不是出身在婆罗门阶层的这些高级种姓身上，也不是出身在北部的低级种姓身上，而是主要集中在南部不讲印地语的传统商业阶层。
对于印度的很多中间以上种姓来说，他们忍受这样的剥削与不平等条件是别无选择。印度社会阶层流动的通道其实过于微细，这其中既有经济学的原因也有文化传统的原因。
首先，很多生产资料是掌握在高级种姓的手上的。而印度的传统认为，一个人能够从事什么工作，取决于他的出身。因此，很多印度人选择就业的时候是没有自由意志的。种姓制度是在经济上表现为一种以宗教为中介的分工制度——这种制度是世袭的，雇主与雇员的关系也是世袭的。你假定是出身中高级种姓，那么事实上你也就很大程度上无法从事农业，工业与服务业里很多“动手”的工作。在印度的很多家庭，到现在还是仍不允许低种姓的女仆做饭、甚至不允许她们进厨房。因为他们认为低种姓者是不干净的，会“污染”食品。而你要去竞争这样的工作，实际上等于背叛了你的血统而去与低下种姓的人为伍。
其次，印度由于没有大规模的进行整体工业化，因此社会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与多元化的服务业岗位相对稀缺。这也使得很多印度大学生与年轻人根本无法在IT之外获得工作机会。这非常类似东南亚的情况——大量的东南亚女性都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或者初级教育，但是她们的工作很多是做保姆或者干脆直接成为了家庭妇女。她们的教育投资完全不能反映在国民经济产业的整体上升上。
由此，IT业在印度不但在文化上是“政治正确”的，也是适应印度经济与就业需求的。同时，IT业还可以带给印度人出国并改变命运的机会。如果你能运气好的混到印度大公司当一般的IT工程师，你的月薪可以到一万卢比。这相当于 “动手行业”顶级工程师们的工资。这种灯塔效应在印度非常强大——这类似于中国大陆改革之初的“万元户”与“留学潮”。
因此，印度大量的民间教育投资与舆论导向都向IT外包业集中。由于印度IT业的“过度教育”与“人力资源集中投资”，有关IT业的大学生的常年失业率都在40%以上。而印度官方的统计也是表明在毕业的半年里，印度IT业失业率超过一半。同期，印度的全国失业率在8%到9%之间。
所以向印度IT咨询公司“买工作”就成为一个理性的选择：如果你没有基本的工作经验，又不能从事低级的工作，也没有其它合适的产业吸收你，你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你的第一份工作！你不从事IT就更不可能出国或者去大公司拿“一万卢比”了。正因为如此，花钱买工作这是“唯一能够获得第一个突破的办法”。
那么，为什么这些IT人员能够付这么多钱？印度社会又从哪里组织起这么多资源培养这些IT人才呢？
这还是要回归到印度特殊的社会结构与阶级不平等上。统计表明，印度大学入学人口只占同龄人口的6%。而印度IT从业人员的80%出身于 “高级种姓”，只有9%来自所谓的“低级种姓”。这与“低级种姓”占印度总人口52%的基本事实显然是极不相称的。
显然，高级种姓家庭可以以血缘为纽带动员很大的资源来培育后代（印度高种姓不代表肯定有很多财产，很多时候家道中败也只能选择保存自己的种姓不被玷污）。如果一个年轻人要接受IT培训或者要出国，在家族圈子借钱将是很容易的事情。在国外的亲人或者IT前辈帮助自己的后辈是印度文化鼓励的，也是天经地义的。这点与中国传统的文化类似。同时，这种投入在印度特殊的文化下也是不错的一笔生意——在南印度，婚姻和嫁妆又是一个特殊的资源动员方式。印度人的婚姻是女方需要给予男方大量的嫁妆，由此来保障女性在夫家的地位与自己家族的荣誉。按照报道，印度IT工程师的嫁妆通常是非IT业工程师的身价的两倍还多。如果IT新郎在美国，他的嫁妆额可以飙升到12万美元，比在澳大利亚的印侨新郎多一倍。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两性的不平等使得女性很难获得足够教育的资源。IT工程师很少是有女性的身影，这在一定程度上算是为印度男性腾出了资源与就业空间。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与阶级关系实际上是把大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无偿的转嫁到了女性与低种姓身上，印度高种姓等于是免费的剥夺了大量人口的劳动力。这个如果货币化也是庞大的资源。高种姓享受了这样的无偿劳动，而不必支付更多的货币，这使得他们有更多的资源投入教育。同时，印度存在大量使用童工的现象，印度IT公司雇佣的服务生大量使用8到15岁的男孩，其月的工资大概在500到800卢比之间。这也是为印度IT业“节约了成本”。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农业盈余是印度得以培养出这么多IT技术人员的一个根本经济基础。资料表明，在印度南部沿海的村庄中，高等教育平均吸收了25%左右的农业盈余。同时，在南部的一个州，大概80%的投入私立学院的投资来自于农业盈余。大多数私立IT学院是由大地主、教育者（比如退休校长）和当地政要们联合兴办的。
农业之所以可以产生大量盈余，而又可以平滑的把这些赢余转移到IT产业的发展上，这显然也是种姓不平等的产物。种姓不平等使得大量的农业劳动力的报酬大大低于他们付出的工作，从而积累了大量的剩余价值。这些人为地主（包括大量的居于城镇的“不在地地主”）提供了高额租金，使得印度能够以非常低廉的成本生产出大量的IT劳动力。
可以说，与其讲印度IT业强大的竞争力是来源于印度IT从业人员的勤奋与才智，还不如说是通过不平等的社会阶级剪刀差剥削数亿低种姓印度人的产物。没有低种姓的印度人几乎无偿的付出，印度IT业肯定将无力维持目前的比较优势，也无力动员这么大规模的社会资源进行实际上的高额补贴！
这是高种姓的印度精英阶层不断转移印度资源到本阶级，并最终转移到国外的一个单向过程。这是全印度无偿补贴西方产业外包的一个不对等的“鸦片贸易”！
五．印度的“IT外包业”对中国的意义
统筹观察印度的IT外包业的繁荣，如果我们把目光集中在印度本身的经济循环下去考察印度IT业的价值，我们可以把这个经营模式比喻成一个从地下井里汲水的游戏。构成这个系统的是三方力量：其一是在印度国内，由以Infosys、Wipro和Satyam等大型公司为代表的IT工业与印度政府；其二是在海外，印度侨民经营的中小IT企业。其三是连接这两者的劳动力剩余价值转移支付渠道——印度IT业真正繁荣的秘密——印度IT咨询企业！
正是印度IT咨询企业通过“原教旨资本主义”的方式勾连前两者构成了印度IT业整体的市场竞争力与原始资本的积累。
这种关系是非正式的，也不反应在任何一方的公司报表里的。他们之间的联络是经过一个垮国路线与复杂的环流联系起来。他们彼此之间互相区隔，而不发生直接的业务往来。
基本上，印度IT的资源配置与转移是以以下的方式单向流通：
印度IT咨询公司在印度国内整合IT人力资源（其中包含了与此相关的广泛产业链，比如教育）——通过海外印侨公司安排承接项目外包与人员签证把印度的IT劳动力组织起来推向全球市场——通过这种海外赚取佣金和在本国内部汲取当地社会剩余价值的方式获得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向上流动到印度国内高端的大公司与有关政府部门——印度IT咨询公司为了满足对利润的渴求与满足整个产业链单向资本流的扩张性本能将不得不竭力扩大自身规模。不积极扩大规模与获得更多IT劳动力，这个链条就将萎缩并最终死亡。
如果没有这些印度IT咨询公司在整个链条中扮演“水泵”的角色，海外印侨公司将不能招到廉价的熟练劳动力从而失去竞争优势；印度国内的高级公司与政府则不但要缺失人力资源，还将丧失印度外包IT业向上流动时所带入的经济资本。这个“水泵”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是维系整个经济链条的核心纽带。
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全球角度看，印度的IT外包业整体表现为以牺牲印度低种姓福利为代价，补贴西方资本来获得自身增益。在这个链条里，绝少有财富资源从全球市场流入地方基层社会；相反，基层的剩余价值被源源不断地向上、向外抽取，并最终流向西方的发达世界。本质上，这是印度工人向资本家直接贡献金融资本。总而言之，印度的IT工业高度依赖于国外市场，而且与国内市场的关联性十分虚弱——这恰恰是因为印度选择非工业化道路的必然结果。
这是一个金字塔形态的汲水系统——印度社会独特的文化与社会结构成为了支撑这个金字塔汲水系统稳定的基础。如果没有那几亿贱民们的血泪与令人不可思议的忍耐，印度IT外包业的煌煌大厦将无以为继。
印度的这种外向型经济是独特的，它不同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虽然也包含了城乡二元结构与工农业剪刀差问题，虽然也包含了产业升级，过度竞争与环境问题，但是中国的工业化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是整体提升了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并形成了一个反哺结构的。这是一个生生不息创造价值与福利，并将全社会分工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行为者参与全球经济循环与竞争，并最终形成提升整个国家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正反馈链条。这种模式创造了相对广泛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它在保证较高就业率的同时，实现了速度比较快、覆盖面比较大的经济文化发展——从而最终保障了人的尊严与国家的尊严！这个之前很多文章进行过分析与探讨。
对比印度，我们应该庆幸我们选择道路的正确。印度式的道路正是通过固化阶级、种姓和性别的严重不平等，从而吸取全社会的剩余价值，既而把这些剩余价值集中到一个人数有限的，世袭的精英群体中——以此来实现局部的繁荣与发展。
这不是中国应该羡慕与追求的未来——哪怕西方鼓吹印度的民主是多么堂皇。
中国的IT产业必须依托中国本土庞大实体经济与服务业的发展，以满足自身需求作为产业立足点——而不是口水流三尺的嫉妒印度式的IT外包发展模式，最终便宜西方人。我们对比印度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庞大的国内实际需求与无限可能！我们无法按照他们的模式与之竞争，也不必要按照他们的模式与之竞争。我们应该学习印度发展IT业的种种成功经验，正如本文第一部分列举的那些那样。但是我们永远要清醒的看到，印度式IT外包业背后包含了结构性矛盾与买办式恶性资本主义的弊端！我们应该永远不要使得我们的任何产业陷入印度式的陷阱，去与印度进行如此低现代性的竞争。
我们的IT产业在满足自身实业要求的基础上，必将有条件建立中国本土的大型软件创新公司，占据产业食物链的上流位置。印度应该是我们利用的对象，是我们分散自身成本与金融风险的渠道，而非是我们学习的目标。
借用印度式的语言，中国的IT业应该立足做“高种姓”，而非去自甘“下流”。
六．结束语
中印之间的不同道路，在1949年就决定了；中印间的比较，在未来还将不断被提及。中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积最大，历史经历最相似的发展中大国，必将不断给予世界更多惊奇与震撼。西方乐于比较中印之间的“龙象之争”，中国也应该笑对任何这样的比较与思辨。
独立的思考与广泛的借鉴，实事求是，不骄不躁不但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宝贵经验，也将是中华民族迈向全面复兴所必须要求的精神气质！
在这里祝愿中印两国人民都能获得自己期待的生活。本文参考资料很多，特别是参考了《中国经济》的有关新闻报道。在此不一一列举了。
本文只是一个介绍性与思辨性的文章，不代表任何意义上的绝对化。特此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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