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共和国 | 中国在对外关系上的思考逻辑

最近以色列被哈马斯袭击后，与以色列友好的国家纷纷透过外交管道谴责哈马斯的暴行，并针对受到伤害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难民进行人道救助。但在这些国家当中，却不见中国的身影，就如同他们一年前针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时的态度，中国这次选择帮哈马斯说话，并表示因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和伊斯兰教徒过于残酷，才迫使哈马斯拿起武器反抗。

虽然我们都知道中国所说出的事情与事实不符，但回顾中国在面对各地区的武力冲突时，其立场大多数站在与西方盟国对立的一方，尤其是站在反对美国的那一方。若要深究其原因，除了探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基本国策外，也必须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关系上的思考逻辑，毕竟在常人的观念中，应当在理性上首要选择普世价值，于是无法理解为何中国总是以意识形态为优先的选项。

那么中国在思考对外关系上，真的一切以意识形态为优先考量吗？或是有其他因素参杂在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何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基本国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重要的目标是要让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能恢复过往中华帝国的权威还有国际影响力，不只是成为称霸一方的区域霸权，它更希望能取代美国，成为新一代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毕竟在中国过往的历史教育中，不断强调中国曾经拥有“天朝”的辉煌，无论代表政府是谁，都必须宣传自己是“奉天承运”的统治者。

与西方文化中的“君权神授”相仿，中国历代统治者为强调自身政权正统性，总会强调自己的统治权是领受于“天命”，无论是异民族或华夏民族的政权，都无法脱离这条轨迹，毕竟受到“天命说”影响的不只是被统治阶级，还包含协助统治的文官集团，这些文官集团远从秦代组成中央集权政府开始，就已经在为统治者服务，即便顶头上司换人，只要统治者证明自己是“领受天命”，文官集团就会立刻转换自己宣示忠诚的对象。

但这所谓的“天命”是什么？较为相近的说法是西方文明中的“罗马治世”，简单来说是要让人民感受到自己身为“帝国一分子”的荣耀，除了拥有广阔的领土外，更重要的是能维持此一区域的秩序，并能让语言不通的异民族臣服，换另外一种较为抽象的说法，则是让百姓感受到自己身为“世界中心之国民”的荣耀。

这与过去希特勒提出的日耳曼民族“生存空间”极为相似，但不同的地方在于，“天命说”的主体是意在维持中央政权的统治正当性，而对外文化输出和领土扩张则是用来证明当今执政者是“领受天命”的行动，其地位相当于是对内使用的精神镇定剂和兴奋剂，以避免民众对执政者的任何统治行为产生怀疑。

这也是为何中国共产党在1997年的十五大后，要提出“中华民族伟大振兴”，当时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逝世，同时香港主权也回归，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此一时间点中国的国力已经开始恢复，但为了维持对内统治的安定，且避免重蹈1980年代各种民运风起云涌的覆辙，进而影响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必须让民众认知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统治下，中国才能重回世界大

国之列，并与其他大国竞争，最终成为统御世界的唯一强权。

随后于2002年，“中华民族伟大振兴”计划进一步升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在2012年成为习近平喊出“中国梦”的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重建大国荣耀、改变历史现状不只是基本国策，同时也是宿命与诅咒，也是他们追寻永续统治中国所使用的唯一解药。

中共基本国策与其对外关系的逻辑

所以这边回到一个基本问题，为何中国共产党在历次的对外关系表态上，几乎与主流意见站到对立面？又为何在科索沃战争时中途转换立场？还有为何在九一一事件后的第二次海湾战争中与美国站在一起？

在这些选择的背后，主轴依然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做出这些与西方主流相同意见的表态，多少与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外交方针有关。

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在1990年提出的外交方针，全文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站在现今中国做出的动作来解释，就是告诫中国共产党与其继任者，在实力能与欧美等国一较高下前，不要强出头与欧美等国相互竞争，在进行最后的决战前，都要隐藏住自己的意图与实力，并且欺骗敌人，与敌为友。

但西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误解，则是将“韬光养晦”四个字解读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放弃成为霸权国家的想法，并善意的解读中国共产党愿意迎接普世价值，毕竟中国都已经开放市场了，认为只要进入世界贸易体系，从根改善中国基层的经济状况，就能养出足以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中产阶级，并进一步让中国共产党放弃专制统治，因为同样的经验在应对东欧共产集团上曾使用过。

从实际结果看来，却与西方国家所设想的相反，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统治不但没有因为经济改善而松动，反而更加固共产党统治的正当性，毕竟中国共产党见识过华约集团崩溃的过程，于是他们将经济成长的结果归因于中国共产党继承“天命”，同时在宣传系统中加以强调，就是为了要避免重蹈华约集团和苏联的覆辙。

但是“韬光养晦”对现在的中国来说，只是一个国策战略上暂时的隐忍，不代表永远不会改变，毕竟要实现“天命”，共产党还是得走上称霸之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习近平在外交立场上的转变。

2017年之前，习近平表示中国应该参与形成全球新秩序。这一立场在2017年发生了变化，习近平提出了“两个引导”：（一）中国要引导国际社会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二）中国要引导国际社会维护国际安全。

除此之外，习近平也在2023年探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期间提出“面对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必须做到沉着冷静、保持定力，稳中求进、积极作为，团结一致、敢于斗争。”这从根本上修改了邓小平的外交方针。

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共产党已经无法满足于现状，加上自从COVID疫情爆发后，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如果要继续维持对内的统治正当性，势必要转换对外的立场。

结论：中共眼中的“合理”外交判断，并非建构合理交流

所以中国在执行这些外交策略时，是以意识形态在进行判断，还是用理性去衡量利弊得失呢？严格来说，中国共产党一直都非常理性在思考，何种决策能最佳化自身的统治利益。无论是谴责恐怖主义也好，或是批判西方国家干涉，它的思考逻辑并不脱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核心战略目标，因为要达成这些战略目标，在外交策略上适时的欺骗敌人，在中国共产党策略使用上有其重要性。

但中国共产党难道不会放弃或更改核心战略目标吗？我们在前面探讨中国的基本国策时有提到，因为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在取得政权时，都会宣称自己是“奉天承运”的天选之人，如果要证明自己是“承天命之人”，就必须透过对外扩展国家威权和实现经济增长，来对内展示统治的正当性，毕竟这已经是根植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文化，随意更改有可能会动摇到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基础。

那么现阶段中国受到各国贸易制裁，外资开始流出，难道不会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基础吗？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不一定有所影响，他们反而会透过强化思想教育，还有各种言论管制来避免质疑的声音出现。

就拿最近通过的“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前阵子的“国安法”来说，就鼓励民间自主行动杜绝反对共产党统治的声音，同时透过各类对外仇恨宣传，转移民众对统治者的不满。

就笔者的观察来说，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个使用“合理”策略的统治者，它并不会随便更改自己订下的政治目标，毕竟随意更改所面临的，除了来自民间的反弹，还要面对党内的批斗，在如此背景下，巩固政权，成为他们最重要的核心目标，所以对共产党来说，对外关系的决策，从来都是为了最大化自身利益所下的决定。

（文章只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404gongheguo/gzp-102720231048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