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四十年间，严歌苓这个名字就因为一部部长短篇小说、剧本等作品而为中国，甚至全球华语世界的读者所熟悉。但2022年初起，这个名字突然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成为敏感词，她的新书出版受阻，原本的合作项目被叫停，导演张艺谋根据她的小说《陆犯焉识》改编的电影《一秒钟》也被要求不再标注她的贡献署名。如果说过去四十年间，严歌苓得以勉强避开了政治审查的红线的话，当今中国社会的种种荒腔走板显然也让她越来越难以保持沉默。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袭中国，曾遭警方训诫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最终染疫身亡。她写下《借唐琬三字：瞒，瞒，瞒》，直指政府隐瞒真相的习惯作为。2022年初，北京冬奥会炫耀大国崛起之际，徐州丰县一名被拴在铁链上的八孩母亲震惊中外舆论。她发表文章《母亲啊，母亲》，喊出心痛与愤怒。她与中国政治审查制度原本微妙的平衡自此在无法维系。严歌苓一方面借影片《一秒钟》的国际发行维护自己的署名权，抗议中国审查制度在海外延申，另一方面与丈夫王乐仁在柏林成立出版社——新歌传媒有限公司，并于2023年出版她首部不需要政治审查的长篇小说《米拉蒂》。严歌苓与丈夫王乐仁先生接受本台采访，谈了这段与中国审查制度的交手经历。
与审查制度决裂
法广：严歌苓女士，您是一位多产作家。今年刚刚出版了新书«米拉蒂»。这本书不仅是您第一次不需要面对政治审查的作品，而且也是您首次自己出版，这也就意味着需要自己营销。能不能谈一谈，这两个“第一次”对您这次写作是否有什么影响？在这样的一个新条件下写作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严歌苓：这是一部非常长的作品，有35万字。我在开始写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之后会被封杀。我就这么开始写了。我认为我特别应该写这本书，特别是看到这两年中国局势和政治形势的这种紧缩，让我感觉到八十年代我们当时的那种生活和我们当时的那种希望，好像那种梦想实现的感觉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现在我觉得那十年是多么的可贵，多么的不可重复！所以感到很悲哀。这部长篇小说有为它和我自己的青春唱一首挽歌的意思。
法广：如果是挽歌，那等于就是说八十年代初的那种梦想已经破灭了。
严歌苓：我说的是整个民族的感觉。
法广：具体指什么呢？
严歌苓：具体指改革开放啊，思想解放啊，人的自由啊，人性啊，这些都是在八十年代变成了正面意思的。
法广：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前后差不多四十年的时间，您能够感觉到这个自由的这个空间在不断地在缩小，是吗？
严歌苓：尤其是近十年，咱们说得（更明确）一点吧。
法广：十年可以说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您已经感觉到创作自由的环境在变得越来越小。但是您还是在2022年的时候，为丰县“铁链女”发声，写了“母亲啊，母亲”这篇文章。 也是在这次铁链女事件之后，您在中国被全网封杀。在此之前，在（新冠）疫情初期，您还针对中国政府掩盖疫情，造成严重后果，写了一篇文章：“借唐琬三字：瞒，瞒，瞒”。您对中国环境下的审查制度应该是有一种很清楚的认识，但您为什么当时还是写下了这些文字呢？
严歌苓：正因为我知道我才写的呀！我要反抗 ! 我要决裂 ! 这是我主动（这样做）的。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写了这篇“瞒，瞒，瞒”会有什么后果。我知道所有的严重后果，所以我才这么干的：不就是不在中国市场赚钱了吗？不就是被他们封杀了吗？So what（那又怎样）！
“写一个勇敢的作家应该写的作品”
法广：中国的审查制度实际上一直存在。您这些年主要是在国外生活，无论是在美国也好，在德国也好，都有非常自由的空间。但是您的作品在这之前，主要是面对中国大陆的社群，而他们是在一个有高度管控的空间中的读者。您在写作的过程中是不是也会面对一种撕扯：一边是很自由的空间，但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不自由的读者环境？
严歌苓：我是不考虑不自由的，因为我知道我的读者都在大陆，而且审查制度也在大陆，审查制度决定着出版社能出到什么尺度。所以我是一边写一边在想：这个作品会不会出版？写«第九个寡妇»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这部作品也许不会出版。但是不会出版，我写不写？我还是要写！我认为，有些书可能现在出版不了，过几年，过十年，过二十年，它一定会被出版。或者我生前出版不了，我死后也会被出版。 因为我认为这是部好作品，好题材。我不是为了一定要出版写的。我觉得我很幸运，已经把这些我认为可能出版不了的作品出版了，而且获得这么大的阅读量！我觉得我非常幸运，觉得我简直应该意外惊喜了，为我之前所获得的那些不管是财富也好，读者的喜爱也好。我已经觉得非常的惊喜。如今终于被封杀了，这倒反而是我有所预料的。
法广：也就是说，写作对于您来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谋生手段，而是真的是要表达自己对社会、对生活的一种看法，一种观察……
严歌苓：对。我们早已经走出了要为五斗米折腰的这种生活了。我的先生他当外交官，我们衣食无忧。我为什么要考虑那么多呢？！写«第九个寡妇»的时候，我们当时在尼日利亚，我先生在那里担任外交官。我就觉得，我既然无后顾之忧了，为什么不去写一个勇敢的作家应该写的作品？！
法广：您在为“铁链女”发声和写那篇“瞒，瞒，瞒”的时候，您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为公共事务发声。您怎么看一个作家和这种社会担当两者之间的关系？
严歌苓：我只是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忍耐力比较小的人吧。我看到这种不公，看到这种惨剧，我心里痛！我要来喊痛！那么我在喊痛的同时，可能放进了很多我的思考。但是这首先是一个很感性的反应。作家本身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很易感的人。在这种时候，你看到这样一个被铁链拴着的女人，你看到武汉人当时在那样的惨境下面，你不觉得痛吗？我觉得很痛。这些文章都是我用文字来喊痛的一些反应。这还不够知识分子的那种分量。那么以后，我觉得我还会这样（做）的，因为我希望所有的作家都能够不要怕牺牲。其实我也牺牲了。我牺牲了我每年在中国国内这么高的收入。人们常说：人为财死。不！我先把自己财路断掉了！我觉得我已经做出我所能够牺牲的所有牺牲了。 我不可能去挺着胸膛去喊：向我开炮吧，对不对？！
版权争议：“民主国家不应该接受侵犯个人权利的作为”
严歌苓的丈夫王乐仁曾是美国外交官。面对严歌苓在中国遭遇的封杀，尤其是严歌苓的名字被从导演张艺谋的影片《一秒钟》的贡献署名中删除，高声抗议这种对作家权益的侵犯，尤其是信奉民主与法制的社会对这种侵权行为的听之任之。
法广：作为一个在西方的政治、文化、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您怎么看严歌苓中文写作在政治审查中的这种挣扎呢？
王乐仁：我的国家的传统是自由表达，是艺术的自由，所以我觉得，审查是不应该的。艺术家应该发挥他的作用，应该可以比较自由地表达，说出真实的情况和他自己的看法。
法广：严歌苓作品最近遇到版权的问题。尤其是«陆犯焉识»这本书。张艺谋把它改编成电影«归来»之后，又在这个基础上拍了第二部电影：«一秒钟»。在这第二部影片中，严歌苓的名字被要求删掉。您觉得严歌苓的版权没有受到尊重，努力地和严歌苓一道去申辩。 您在谈到这种剥夺作者权益行为的时候，想到了1989年六四的时候的坦克人。您为什么觉得这种剥夺作者版权的行为这么严重呢？
王乐仁：这是由一封信引起的。一个主要的制片公司的高管在来信里威胁严歌苓，说我们就严歌苓版权问题写信给那些外国的电影发行公司，影响了他们的影片在国际上发行……我听了当然很高兴，因为我就是要影响在国外的发行，我要让他们知道这件事，以便做出改正。但是那封来信说，如果严歌苓继续这样做，那”本公司““迫不得已”，要通知广电局来采取行动等等。这类话不能不让我想起八九六四时的坦克人：那些坦克代表着一种国家权力，而那个人，手里只有一个买菜的包，感觉他很孤单。是信里那种很大的威胁，让我想到了坦克人。
法广：就是：一方赤手空拳，但是面对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
王乐仁：是。
法广：您帮助严歌苓为剥夺版权而申辩。言论审查其实在中国长期存在，大多数的作家或艺术家都选择了沉默，或者选择在国外出版，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打不赢的战斗。但是您好像一定要打出一个所以然，打出一个是非曲直。您为什么这么坚持？
王乐仁：那我就先来讲一个故事。记得早几年以前，我在电视上看了一部电影，是一个发生在南部乡下的暗杀事件。这是一个真实故事。由Johnny Cash和Andy Griffith扮演主要角色。讲的是一个县里的地方老大，他控制着县里面的一切。一天，他和他的同伴在另外一个县的森林杀了一个人。案发地的警察非常认真，案件上了法庭。影片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法庭上对质。这是一次完美的犯罪，被告只做错了一件事，就是案件发生在这个警察管辖的县……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说：在中国（面对这样的行为），我们没有办法，很难克服它，只得接受。可是在国外，在有民主、法制的国家，我们也愿意接受这样的情况吗？财产和署名权也是人权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不接受，可以抗议。所以我们抗议了。
法广：这种抗议最后还是取得了一点成果……
王乐仁：取得的成功有限，好像通过媒体的效果比通过律师效果更大。当然，律师走法律程序就会比较慢，而且对方也有律师，也可以拖延。但最后还是能提高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些文章发表，提到了一些电影在中国被改编了，或被限制了，同时也提到严歌苓版权问题。尤其是我们的法国律师，他们找到具体证据，说明«一秒钟»确实是根据严歌苓的作品改编的。在百度百科上， «陆犯焉识»条目中，作者写着严歌苓。但«陆犯焉识»这本书启发了张艺谋的«归来»和«一秒钟»，一清二楚，而且也得到官方的批准。负责影片在各国的发行执照的大发行公司没有回复我们。但是我们的律师发现，这家发行公司后来的发行影片中，不再有«一秒钟»。取消了！我不知道具体发生什么事。很可能是这家公司认为对方撒谎了，给公司惹来了麻烦，这个合同就结束了。可能是这么回事。我也是猜。
法广：实际上您是希望通过这次经历，让大家知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在中国，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审查现实，但是西方民主国家不应该接受这种不民主，侵犯个人权利的作为……
王乐仁：这种迫害，希望在中国也不存在。可是我们难道还要进口这种对一个艺术家的迫害吗？这是不应该的。可以选择不接受，可以选择抗议，所以我们就选择了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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