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725）
2007年，我除了主編論壇版，也開始寫「蘋論」，即《蘋果日報》的社論。「蘋論」從週一至週六，由兩、三人輪寫，我每週寫二或三篇。寫社論者毋須相互交流，老闆、社長、總編也不過問。總之，輪到誰寫，就自己選題和發揮。我對這工作很認真和費心思，不僅用本名發表，也力求每篇都有新意。
2008年我為汶川地震寫的一篇「蘋論」，一時成為眾矢之的，引起香港輿論界和《蘋果》讀者來信來稿討伐。而我在眾聲喧嘩中，難免感到忐忑不安。一方面想要不要寫另一文章做些補救，另方面也想到必須忠於自己、不畏群情。我沒有屈服。
汶川地震發生在5月12日。那天直到夜晚，都只知道震級極高，傳聞達到8.2級，受災人數和死亡人數尚未得知。我思考怎樣寫翌日的「蘋論」。我想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國學大師徐復觀寫過一篇文章，他說對於地震，我們既要有科學的，也要有非科學的觀察角度。科學的不用說了，什麼是非科學的觀察角度呢？那就是古代常有人以自然災害來表示上天對帝王的「天譴」，作為對帝王的約制手段。
所謂「天譴」，就是指在專權政治之下，老百姓的疾苦，帝王可以不理；賢臣的規勸，帝王可以不聽甚至將進諫之臣治罪。但老天爺的警告，你不可以不聽了吧！地震就是老天爺的警告。這種非科學的「天譴」論，常發生在帝王得意忘形之時，它能迫使帝王將他的殘暴統治略為收斂，甚至下一個「罪己詔」，採取一些利民措施。在黑不見天的日子裡，這種非科學的論述，不能不說是對於約制帝王的權力，發生過一點效用。
我在「蘋論」中說，「天譴」論是沒有科學根據的。但據聞現在中南海的要人，頗有些人相信風水、命相、術數。如果他們能夠因這次地震而想一下，今年由年初的雪災，到膠濟鐵路的火車相撞，和這次的地震，是否有不祥之兆？若再反省一下：三月發生的西藏大規模騷亂事件、貪污在全國全社會蔓延、拘捕異見人士，以及中國在世界各地傳遞奧運聖火，每到一處就引來當地關注中國人權人士的示威抗議，苛政劣政是否人民災難之源？如果他們能夠像古代帝王那樣因大地震而想到「天譴」，想到「罪己」，去除或減少苛政，也算是積德消災吧。
全篇文章講的「天譴」，指明這是對掌權者的非科學的警示，而不是「天譴」災民。但當時香港在左派輿論的鼓動下，市民基於對災民的同情，不讀文章，不究底里，人云亦云，簡單地認為我把地震說成是「天譴」，就是無同情心、冷血、惡毒。
當時中共改變了過去對唐山地震的封閉和拒絕外來救援的做法，容許香港及外國記者採訪，亦接受全球救援和各界捐款。災民的慘況，在香港得以廣泛報導。牽動了香港居民的情緒，積極捐錢捐物資。
據統計，救援汶川地震，香港立法會撥款90億港元、賽馬會捐款10億港元、民間捐款130億港元，合共約220億港元。遠遠超過歷年來對所有災害的捐款數字。1991年華東水災時香港政府捐0.5億、香港民間捐了6億。
清末以來，香港華人的民族感情通常在中國人民遭遇苦難時最為強烈。這次恐怕也是這樣。民調顯示，自九七以來，2008年是香港人對中國人認同的最高點。有人認為是北京奧運、中國神舟七號上天引發的自豪感，我則認為主要是汶川地震引發的關切之心。
在同情和認同感大增的情勢下，長期批評中共的政治人物，也投入募款行列。《蘋果日報》就將幾天售報所得，全部捐給中國紅十字會。
在這種氛圍下，我提出的「天譴」警示被解讀為「天譴」受難的災民，而受到鋪天蓋地的輿論批判。連某些對中共一向持批評意見的公共知識分子，也加入對我的批判行列。
在群情洶湧之下，有三個人對我的「天譴」論表示支持。一個是黎智英。他雖然義賣《蘋果日報》，捐錢給汶川地震，但有一天他與一位旅港朋友約我吃飯，明白地說：「天譴」論哪有什麼不對？他是報館裡唯一跟我說這話的人。另一是我太太麗儀，她說：根本就是「天譴」。官員藉天災撈錢，香港捐這麼多錢，會有多少真正落在災民手上？「我一塊錢也不捐」。還有一個是作家陶傑，他用筆名寫文章支持「天譴」論，甚且進一步說，即使說「天譴」人民也沒有錯，因為容忍一個無道的政府，人民也是「共業」。
他的說法，與2011年日本福島大地震後，日本作家石原慎太郎所說不謀而合。石原說：「日本人過於偏重自我，凡事都以私欲為主。地震是對日本人墮落的巨大警戒。透過這次海嘯清洗這些執著。我覺得或許是所謂天譴。」
石原的「天譴日本人」論沒有引起日本社會的憤怒，反而帶來公眾的自省。他隨後即當選了東京都知事。
這是我自從江南案之後，再一次面對群情洶湧的糾結。我挺過來了。而五年後的雅安地震，形勢出現大顛倒，香港人發起「一毛錢不捐」運動。「天譴」論也無人再批評。只有地下黨員的梁振英會時而拿來說事。（175）
——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