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在《國安法》通過後，香港政治局勢已經很不正常，不但回歸前那種寬鬆自由的氣氛幾乎絶跡；而且還開始出現「告密」、「表態」、「揭發」、「效忠」等中共劣質文化；曾經是大陸受壓迫人士避難的天堂卻如今產生自己的政治犯及流亡人士；很多社會群體，例如教育、工會、社福、傳媒、司法都開始感受到「被排查」的壓力，傳媒過去在做調查研究時常用的查冊手段今天卻成為罪行。有條件移民的人已儘快移民（以致名校出現中途招生填補空缺的罕見現象）；不想走的香港人開始要說服自己去慢慢習慣大陸的意識形態或者去適應羅網高張的新常態。我們熟悉的香港出現急劇變化。香港「回歸」一個極權政體才不過23年就發生這麼大的變化，其隕落之快實在令人扼腕嘆息。
雖然香港已經發生這種急速「大陸化」的情況，但中共還不放心，於是才有「1.06及1.14大抓捕」事件，目的就是要根絶泛民主派，因為中共認為，如果不對香港的抗爭運動採取高壓的鎮壓手段，則香港將成為國家安全（筆者按：實際上是中共一黨專政的安全）隱患，外國敵對勢力將會通過反抗運動先奪取香港的統治權，繼而以香港為基地顛覆中共政權。所以必須以雷霆萬鈞的手段把泛民主派及其發動的抗爭運動鎮壓下去。
猶記得在「佔中運動」發生前，時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為解決中央與香港民主派的矛盾，在2012年初提出「大和解」的主張。他說：
我認為，中國在過去幾十年走過不少彎路，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把人民內部矛盾化作敵我矛盾。其實中央對香港政治生態的表述相當正確，中央領導多次指出「香港市民絕大多數是愛國的」，他們亦多次提到「包容共濟促進和諧」。所謂「包容」，就是因為社會有不同意見和立場，所以才有包容的必要，但這只是內部矛盾，假如只說我們所謂愛國愛港陣營，大家意見一致，又何須包容？香港近二三十年來，出現了兩個互不相容的陣營（民主派和建制派），但他們相信的愛國和民主，兩者應該是一致的。我希望中央亦可看到，民主派無可否認得到相當多香港人的支持，既然香港大多數人都是愛國，他們當中相當多人支持的民主派政黨和政治人物，又怎會是敵人呢？大家一定會有競爭、矛盾，但如果把這種矛盾看成是敵我矛盾，我認為這樣香港永遠不能發展真正的民主。對「大和解」，不同人有不同定義，但我認為這是值得擁抱的觀念。[1]
筆者覺得曾先生這番言論比較貼近港情，曾主席這番話，表明作為中共在港建制派的頭號人物，他也覺得是北京的政策出了問題，才會導致中央與特區關係緊張。據他親口對我講，他曾經上京見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想說服港澳辦接受他關於與香港泛民主派「大和解」的建議，當時張曉明說，您不必說下去，我知道您想說什麼。中央對香港民主派的政策是要把他們「往死裡整」。
張曉明這種必置泛民於死地的觀點，也呈現在其他場合。據路透社2014年9月11日報導，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於8月19日與泛民議員會面時，曾表示「你們能活著，已顯出中央的包容」。翌日（12日）中聯辦發表聲明，指控路透社歪曲其言論。路透社隨即發表聲明反駁，堅稱報導無誤，同一個消息來自兩個來源何以互相證明，而且他們確信翻譯準確。
很多不熟悉中共思維和政策的人，都會被中共的論述迷惑，從而相信今天香港的迅速隕落責任在香港的反抗運動（包括泛民主派的議會鬥爭和本土派的街頭抗爭）。受中共宣傳影響，很多人認為2003年「7.1大遊行」反對就《基本法》23條立法的事件，是觸發中共對香港採取鎮壓手段的開始。似乎假如沒有這次50萬人的反中央大遊行，中共就不會被迫對香港採取嚴厲的措施[2] 。事實是否如是？事實是：早在2003年7.1遊行前，中共在回歸伊始就開始部署清理香港的「泛民主派」。「7.1大遊行」只是給中共當局一個順理成章的理由來推動它的圍剿泛民主派的政策而已。請看看以下事實：
2003年7.1五十萬人示威大遊行後，約兩週後中共香港工委（即中聯辦）統戰部大專生支部就在7月13日向工委提交一份報告：《對香港目前局勢的一些思考》，分兩部分：一，局勢；二，對策。錯誤的局勢分析必然得出錯誤的對策。
在對局勢的分析上，這份報告說：
正如支部在五月十五日的文章所言：「在香港特區，教會勢力相當強大，有很大的（明顯的或隱形的）影響力，並與其他敵對勢力相互合作，令各自的功能緊緊地結合在一起，挑戰特區政府，造成強大的抗爭效應，逐步使特區政府癱瘓，然後逐步扶反中央的人物上台。這樣做不論成功與否，他們都會進而在香港特區不斷與中央糾纏、對抗，對祖國內地發動強大的心理戰，扮演前波蘭教會及團結工會結合在一起地對東歐、蘇聯政權所發揮的那些功能。香港、海外敵對勢力的傳媒從旁給之強大的輿論支持，繼而西方國家（美、英）也公開支持之。若發展到這個地步，我們就會非常被動，因此這是值得我們關注的涉及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現在敵對勢力正在這樣做，他們將用一切辦法讓他們的人上台。不理其結果，這個過程本身就對我們造成強大的心理效應。若敵對勢力的人上台，他也一定搞不好香港的經濟，但他們會轉移焦點，把矛頭指向祖國大陸，如請王丹、魏京生、達賴、呂秀蓮、甚至陳水扁之流到香港，參加反動活動，發表反動言論等等，無日無之。
這個簡短的局勢分析有幾點值得大家注意：
一，時間點。這個文件引用的資料是工委統戰部大專生支部在2003年5月15日的情況彙報，這個時候香港還沒有發生7.1大遊行，它就已經提出各種「敵對勢力」合流以便奪權（即文中所謂「逐步扶植反中央的人物上台」）。這就說明，當香港還處於相對穩定安寧的第一屆特區政府期間，中共的陰謀論專家們就已經不斷的在強化香港會發生反中央奪權事件的輿論。在回歸之初，香港人對「一國兩制」還很有信心，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市民對一國兩制支持程度在1997年7月回歸時，表示有信心的達63.6% ，18.1%沒有信心，淨值是正45.5百分點。在港人對前景充滿信心時，中共已經在部署打擊香港的泛民主派。所以，究竟是誰先破壞「一國兩制」的政治基礎和信任基礎，不是很明顯嗎？
二，事由。由於5月15日尚未爆發7.1大遊行，所以這份報告提出具體防範對象是教會，當天的情況彙報就是針對教會的。為什麼針對教會？因為他們認為蘇聯東歐的解體是教會與工會兩股勢力結合的結果（按：筆者認為這是極端錯誤的分析，但這是另一個話題，不擬在此討論），因此他們要關注香港教會勢力與其他敵對勢力結合的可能性。
三，想像成真。由於中聯辦在5月中已經提交了這個「反對派要奪權」的報告，所以到7.1大遊行時，他們便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是敵對勢力策劃的結果，從此就深信不疑，這是典型的想像成真（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思維模式。
四，這個文件粉碎了很多親共分子的言論，謂中共對香港政策的改變是自「7.1遊行」開始，是因為香港人反中央而迫使中央改變對香港的政策。事實上，這文件證明，在尚未有「7.1遊行」之前，中共已經開始部署如何打擊香港反對派，如何藉口外國勢力妄圖奪權而實際上收回香港的高度自治權。
這個文件對香港局勢的分析是嚴重錯誤的，而隨後他們對7.1大遊行的原因的分析也是錯誤的，筆者將來會詳細解釋其錯誤所在，我們先看看這個文件提出的一些對策。文件提出三個對策：建立敵對勢力資料庫、對敵對勢力進行「網絡心戰」、建設龐大的智庫組織以拉攏各方人士。筆者將逐一介紹。（未完・待續）
註釋：
[1]：見2012年2月19日 《明報》發表沈旭暉對曾鈺成的專訪。
[2]：例如2009年清華大學副教授程潔在英文雜誌《香港月刊》（HK Journal）秋季號發表文章〈The Story of a New Policy〉 ，指出政黨的興起及其社會動員方式，使反對派的活動不僅是對抗香港建制派，也是針對中央政府，中央因而被迫改變了之前實行的不干預政策。
from 眾新聞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37400/%E9%A6%99%E6%B8%AF%E5%B7%A5%E5%A7%94%E7%B5%B1%E6%88%B0%E9%83%A8%E5%A4%A7%E5%B0%88%E7%94%9F%E6%94%AF%E9%83%A8-%E6%B3%9B%E6%B0%91-%E5%88%9D%E9%81%B8%E5%A4%A7%E6%90%9C%E6%8D%95-37409/%E9%A6%99%E6%B8%AF%E9%9A%95%E8%90%BD%E8%A8%98%E4%B9%8B%E4%B8%80%EF%BC%9A%E8%AA%B0%E7%8E%87%E5%85%88%E7%A0%B4%E5%A3%9E%E5%92%8C%E5%88%86%E5%8C%96%E9%A6%99%E6%B8%AF%EF%BC%9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