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受疫情牵动，“未被记录的Ta们”项目开启，试图记录、铭记官方统计外、疑似死于新冠肺炎的案例。彼时的期望，现在看来似乎是一个奢望：不知从何时起，大众开始同意，强硬的防疫政策是必要且唯一有效的。抗疫经验、“体制优势”成为了民族自豪感的来源。因疫情伤痛而萌芽的点滴反思正迅速被这种胜利叙事吞噬。
好在，我们还可以通过不断地言说、表达来对抗这样的叙事。
在武汉封城一周年之际，“未被记录的Ta们”项目，邀请《武汉封城日记》的作者@郭晶 ，以及疫情期间投身物资筹集行动的Sky，一起录了这一期播客。
我们聊到了疫情如何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希望用这种鲜活的、多元的、切身的言说来对抗宏大叙事。我们也聊到了疫情期间的行动，如何舒缓巨大灾难带给我们的冲击与无力，我们行动的公共意义何在？我们也共同回忆了官方叙事转变的过程：“武汉加油”如何被政府挪用？强调英雄主义的叙事如何掩盖政府的责任、遮蔽个人的苦难？
灾难带来的苦痛、悲愤或许难以忘却，但我们依然害怕遗忘。我们所担忧的遗忘，是整个社会的遗忘，是不吸取教训的遗忘，是遭致重蹈覆辙的遗忘。因此，我们尽可能地保存个体的记忆，同时，我们也希望强调，不遗忘不仅仅是个体的责任，更是社会和政府需要共同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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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晶（G）：“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发起人，《武汉封城日记》作者
Sky（S）：行动者，曾在疫情期间为环卫工筹备口罩、消毒洗手液等物资
浩克（H）：“未被记录的Ta们”项目参与者
黎明（L）：“未被记录的Ta们”项目参与者
一、疫情作为例外状态和生活常态
H：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个可能只有一期的电台。想要做这一期电台的原因是，1月23日是武汉封城的一周年，我们发现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官方叙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了今天，和官方叙事不符的疫情解读和民间抗疫故事基本上是听不到了。我们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希望能够和自己的朋友们在这个时刻去回顾过去的一年发生了什么，也希望用我们几个普通的、也可以说是非常渺小的声音，去记录一些和官方不一样的叙事。我们也觉得这些个人的叙事对于这个时代来说也是重要的。那我们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浩克。
L：我是黎明，目前在香港工作，是“未被记录的Ta们”项目其中一位参与者。
S：我是Sky，我在疫情期间有参与给环卫工筹备口罩、消毒洗手液等物资的志愿行动。
G：我是郭晶，关注女性就业和性骚扰议题，17年的时候发起了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去年武汉封城的时候我刚好在武汉，就写了《武汉封城日记》，有在台湾出版。
L：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想和大家聊的第一个问题是，这场疫情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对于我来说，它给我带来的改变或者影响，是分成两个方面的。一个是一月份到三月份疫情爆发高峰期，它可能像是生活的例外状态，在这样的状态里面，我们是怎么度过的？另一个是，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大陆，后来这个疫情慢慢平复下来，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常态，它又带给了我们怎样的改变？
S：其实你们找我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很努力地回想起一年前自己的状态，基本上一到三月份或者四月份，我都处于一个比较焦虑、很容易失眠的状态，每天基本上都在刷新闻、刷微博到一点才睡。我相信不少人都是这样，尤其是李文亮医生去世的那个晚上。
还有一个是，跟人接触的感觉的变化。我印象很深的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在城市的街头，原本很烦杂的地方，就变得很空了。尤其是到晚上，原本可能是一个闹市区，但却变得像鬼屋一样，黑灯瞎火的。所以我记得当时的感受是，我很想和人接触，每当去超市或者市场买菜，我会很有仪式感，会很开心，但同时也会有紧张的心情，因为我不想接触到太多的人。我觉得到今天仍然有这个感受，跟人的接触本来是很习以为常的，去逛个超市、去买个菜，到现在就会有了新的意义。
G：对我来说，因为我是一个日常生活相对规律的一个人，我不常熬夜，当我知道武汉封城的时候，已经是早上7、8点，看到朋友发的信息。第一时间，我是特别不知所措的，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个城市它停下来之后，城市的运行怎么办？人们的日常生活怎么保障？我完全没有概念，所以会陷入一种恐慌当中。大家就让我去超市囤一些食物，但其实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强烈的“我要去囤食物”的想法，我只是想要去看一看会发生什么。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会去超市，这个对我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我其实是在获取信息。一开始封城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信息，没有提前准备，那信息很重要的是，我看到这个超市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它的食物是否充足？前几天可能无论是蔬菜还是面，都是非常匮乏的。但后来等它不那么匮乏的时候，我的恐慌感、对于生存的焦虑会降低。
我其实在疫情开始的第一天就开始写日记，我的生活没有因为疫情有太多的变化。当然内容上有变化，比如写日记是我之前不会做的事情。但是日常生活的一日三餐，还有我在疫情期间保持做运动，可能本身影响不是特别大。因为我对心理咨询非常感兴趣，对此也有一些了解，就知道重建日常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帮助我们找到一种掌控感。
Sky刚才讲到的社会关系，我觉得人与人的联结确实很重要，但是武汉封城的前几天，尽管我每天出门，但我不会和别人交流。大家在路上，本来人就很少，大家出门要么去超市买东西，要么去药店买酒精药物。我就会觉得整个城市是非常肃穆的氛围，好像没法跟别人建立日常的联系。后来有人问我有没有和别人交流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每天出门都不会跟别人聊天。我觉得网络也很重要，那时候我刚到武汉，在武汉没有那么多的社会关系和朋友，所以我能在网上和一些朋友保持一些联系，每天视频，也是很重要的。我也会跟朋友不停地讨论我们可以去做些什么，所以后来会去访谈一些环卫工啊，关注家暴的议题，做一些相关的倡议。
S：我刚刚还想到了我们跟口罩的关系，口罩现在戴上了就好像很难脱下。以后疫情有稳定的一天，但是我们在心情和思想上面去脱下口罩还是需要一定时间，为什么会想到这一点呢？是前两天去跑步的时候，因为是剧烈运动所以可以不戴口罩，我就很开心脱了口罩跑步，但是遇到其他跑步的人全都是戴着口罩的。然后我就突然有点恐慌，想是不是突然政策变了？跑步也需要戴口罩了？回去看新闻，发现并没有新的政策，我就想，当进入一个公共场合需要被规管，它有可能是口罩，它有可能是健康码，有可能是出入需要出示证件，当你让渡了一些属于自己的空间去给公权力的时候，当你再拿回来的时候就需要一些时间。
L：我也很同意大家提到的疫情改变了人与人的联系和关系。因为我现在生活在香港，香港一直都有一个限聚令，比如说，你不能在公共场合里有超过4个人或者2个人的聚集，包括在一些室内空间，比如餐馆、健身房等等，也不能有超过两个人聚集在一起，这个人数可能是不停地在变化。它确实影响到线下空间人与人的聚集，而这个聚集对于我们的公共生活，或者说是公共参与、公民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对我来说，有一些线下的活动，比如讲座、培训它不能办了。包括有时候工作是需要回到中国大陆，因为香港的通关政策我也没有办法回到大陆，就会对大陆所发生的事情，有很大的距离感，没有办法有敏感度，这些因素对我的公共参与是有非常大的限制。
S：对，但同时网络也给了我们新的参与空间吧，比如刚刚郭晶提到可以在Zoom上和朋友聊天，那我也想到从去年开始，Zoom讲座变得非常的火。当时我觉得，以前我们搞一些有公共意义的线下讲座，当这些变得很困难的时候，Zoom又好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去讨论这几年本身很难讨论的事情。
H：听大家刚才讲的这些，我会回忆起在疫情开始前，我的生活是怎么样？以及疫情后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在疫情开始之前，我特别喜欢游泳，几乎一周都要去好几次。我之前是一个特别怕水的人，那段时间我对水产生了一种安全感。但是疫情之后，游泳馆就关了，也没有办法游泳，我又会变回那种特别怕水的状态。
以及，因为过年的时候我妈妈有来和我一起过年，但那时候疫情一下子爆发，她没有办法回去，就在我家呆了两三个月。我觉得那是我成年以来和自己的家长生活得最久的一段时间，这个期间有很多相互的不理解，有一些争吵，还有很多委屈的时候，因为她有时候会用家长的权威来压制我。但是我现在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那段时光对于我还有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会觉得她过去曾遭受过比较创伤的事情，在我和她呆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我有帮助她好好地处理。我也感受到相比之前，她的状态比之前好很多，也有安全感了。另外，我也开始去理解她，可能并不认同她的观点，但我觉得我可以去理解她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去我家附近的公园散步，等她离开之后，我每次去那个公园都会想到她，就会有一种很难得的和父母建立的亲密感。
G：我觉得政府把这次疫情当作是一次实施社会管控的机会，特别是武汉解封之后，健康码开始实施，以及大家刚才在讲的口罩，其实都是一种社会管控的措施。我的意思是，武汉封城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参与一些讨论，这个封城的措施是否有必要？戴口罩是否有必要？尤其是当很长的一段时间疫情都没有再发生的时候，戴口罩是否有必要？其实都没有讨论。
同时，大家对这个疫情有很大的恐慌，这一定程度其实也跟信息的缺乏有关，就是我们对这个病毒的了解有多深。当我们对这个病毒不足够了解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旁门左道、小道的消息，大家就会去传，像我们的板蓝根在03年非典的时候，它是神药，这次也是。大家的声音和大家的恐惧需要一个出口，然后在这种恐慌中能够做一些事情让自己有安全感，我觉得其实口罩也是类似的行为。但这可怕的是，口罩和审查有相似的地方是，一个是自我审查，一个是审查别人。
我记得其实我在武汉解封之后，我出门只是在一些场合必须戴口罩的时候我就戴，但其他时候我都是把口罩拉下来的。我有一次在江边跑步的时候，我就拉下了口罩，有一个人就对着我喊，让我带上口罩。我觉得我在大部分的时间里，4月8号之后，武汉解封之后，其实我都很少戴口罩，有时候我自己出门会开始忘记戴口罩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是另一种状态，我意识到这个事情它到底对我来说，不是那么合理。包括在疫情期间，我不是每天出门吗？我发了日记之后，总是有人对我说不要出门啊，大家都是处于一种非常恐慌的状态，会让大家失去一些判断。其实我去出门，不是冒着一种巨大的风险，我也会做基本的防护措施。我觉得那就够了，再多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
L：这一个也能唤起我的一些回忆，关于信息的不公开，以及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参与的时候制造的一种恐慌，可能会带来一些歧视，或者加深对本来就有污名、被标签化的人群的歧视。在疫情发生的这一年里，我基本上被困在了香港，我好像只有三天是在大陆的，我切身体会到的情景更多是在香港。我很能记得，12月尾的时候，香港就开始非常警觉。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很多香港的同学就会让你带口罩，因为你是大陆人，会担心你会把一些可怕的病毒带来学校，会说你不戴口罩的话你就是不文明的。到了之后慢慢发展成为一种，会把大陆人和病毒相关联起来的论述。当然我很能理解，背后其实掺杂着结构性的、深层的问题，比如对大陆政府的不信任以及信息的不公开、不对等。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不仅仅只是发生在在香港的内地人这个身份上，还包括在广州的非裔。
S：刚刚郭晶有提到，因为你不戴口罩，被人理直气壮的骂嘛。然后我就想到一点是，医学对社会的管控效果加强了，当时也是有新闻报道说，有人在路上、在搭地铁的时候没有戴口罩，就跟公安、辅警打在一起，最后被送到派出所。就像因为你没有戴口罩，你就破坏了一个公共秩序，你就等于一个坏人。其实这一点来说，我们回到疫情之前，我们说一个人坏，为什么他坏，因为他犯了法？为什么他犯了法？因为他没有戴口罩。这种观点，我们会觉得是荒唐的。但是今天我们会理解成为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G：我觉得这肯定不是不负责任，在疫情期间坚持出门对我来说恰恰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吧。包括在解封之后不戴口罩也是我负责任的做法。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中，这是在保有我们尽可能的自由的空间吧，但是很多时候很多人都去遵守一个规则，无论它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当我们和别人不一样的时候难免会受到一些批评，甚至是冲突、歧视、暴力。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平衡，我们保有我们的自由，同时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就是还是难免要遵守一些规则。
二、疫情中的非主流身份：单身独居女性、环卫工、逝者家属、留学生和性少数
H：大家刚才说的，让我想到每一个人都是有不同的身份的。有时候这个身份不一定是在这个社会里主流的身份，比如说郭晶可能是一个单身独居的女性，黎明是一个在香港求学的学生的身份，这些身份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要分享的？
L：我觉得很奇妙的一点是，疫情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多限制，但另一个层面它给我带来了解放。我当时也算是一个单身的独居女性，这也是和在港内地生这个身份很相关的。
当时我大概是在新年回到香港，我所居住的区域的区议员就在Facebook上面发消息说，如果你是从内地回来，你要非常自觉地去隔离14天。他很鼓励说，如果邻居看到有人从内地回来，没有自我隔离14天的，要告诉他。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情况，因为当时香港还没有14天隔离的政策。我当时就非常恐慌，因为我当时自己一个人住在香港，我不知道怎么买到14天的菜在家里住着。
另一方面，我说它是一个解放，是因为现在的通关政策是，你从内地到香港要隔离14天，而且如果你不是香港居民的话你是来不了香港的。在这之前我妈每个月都会来香港住一个星期，对我来说和我妈的相处是非常痛苦的过程，特别是在香港这个如此挤逼的空间里要和她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和她很紧密地生活。这一年里面，因为通关政策我都没有回过家，和我父母都是通过电话来联络，就感受到一种真的作为一个独立的女性的生活，而不是作为他们的附庸、他们的子女，他们可以按照他们的喜好来去要求你做很多很多的东西，比如一定要煲汤，一定要吃中药之类的，以关爱为名的对你生活的全方位的管控。反而是在这种不能自由流通的状态下，我获得了某种自由和解放。我想问一下郭晶，有没有类似的一些体会？
G：因为我也是一个单身独居女性，而且我跟家庭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因为家庭血缘关系是个人没有办法选择的，很多时候我们跟家人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啊，很多时候聊天聊的内容也是很日常的，可能今天的天气，你吃了什么之类的。大部分的时候都没有深入的聊天，很多记者来采访我的时候，都会试图想问我家里人的情况。可是我19年11月才去到武汉，并没有和家里人讲这个事情，然后武汉封城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我在武汉，我也并不需要去告诉他们吧。当然后来也许是我写了日记，亲戚看到信息就跟我父母讲。当然他们很紧张，可是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封城没有太大的影响。
我觉得对我来说，它对我有什么影响，在那个时候可能我作为一个外来者的身份，我在当地没有太多的社会资源和网络，这可能是很多单身女性日常也会面临的处境。你在一个城市，如果你是单身的话，你拥有的社会资源和网络相对来说很多时候都是少的。虽然现在你可以通过工作建立联系，但是很多时候大家还是会觉得家庭和婚姻的这种联系是更紧密的，更深的。
所以我当时作为一个外来者在当地没有那么多的网络，我其实没有办法参与很多，没有办法参与很多在地的活动。我一开始几天是走路的，后来是骑共享单车，但能行动的范围也是很小，但多人送医疗物资呀，我根本做不到，因为我不会开车。有社会资源的人也很少认识，所以我的出行非常受限。
我觉得它有好的方面，我没有这种来自家庭的束缚，很多人和家人生活在一起有很多的矛盾和冲突，但我没有这些，而且我通过网络每天和朋友聊天，去聊一些自己想聊的话题，还挺开心的。而且我们在那段时间都坚持进行两三个视频，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奢侈、难得和不容易的关系。这个关系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因为我们是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大家有对社会很多的讨论，以及对这种关系的反思，这对我来说是更有价值和意义的。
其实在疫情期间，因为家暴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和严重，有很多女性就发现了婚姻的真谛，有人就发说，因为当时大家都困在家里，这有可能是很多女人的生活状态，但是很多男人困在家里几天就憋不住了受不了了。也有人说，可能疫情之前，很多男人就以工作忙，有别的东西要做为理由而不做家务，结果疫情期间没有工作可做，大家都困在家里的时候，男人也还是不做家务。这就把日常中你可以忽略的矛盾更加激化，大家有更多的争吵。因为这中间女人要付出更多的劳动，而男人他也没有事情做，他也并不去做一些家务。
S：我的话，因为我和我女朋友是异地恋，然后去年一整年基本上不能见面。那我们聊天也是只能通过通讯工具聊，有时候网不好甚至不能视讯，可能只能文字聊天，不能即时的聊天。我们本来是沟通比较多的人，但是因为技术和网络的限制，就少了很多沟通的空间，有的时候只能留言聊天，或者睡觉之前简单聊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其实对于我们关系的影响就是，我们关系变得更加脆弱和艰难了，我想这也是很多异地恋的朋友有体会到的。因为你会错过很多彼此重要的时刻，无论是难过的还是开心的，那不能互相陪伴。也是因为少了很多深层次的沟通，也会多了一些不理解，所以一度关系就差不多到了尽头。
三、以行动抵抗无力
L：我觉得刚才我们聊了我们很多的身份，我们也有讲了很多我们回应疫情对生活带来的改变的方式，比如写日记啊或者保持日常的生活，去做运动，保持每日的通话，等等的。还有一点是，大家或多或少地提到自己在疫情中有做一些社会行动或者志愿活动，这些行动成为我们不安、无力或焦虑感的一个出口。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些行动在联结着我们和其他更加广阔的人群，比如环卫工，以及在疫情中有亲友去世的朋友们。接下来我想和大家一起回顾我们在疫情中所做的行动，很想听一下大家当时具体做了什么，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你在行动中有什么很深刻的记忆。
H：我在疫情期间也有参与一些“未被记录的Ta们“的志愿工作。当时在微博上看到有很多人因为没有被确诊而没有被记录为官方的确诊数据或死亡数据，尤其是在一开始医疗资源很不足的时候。Ta们感染的一部分原因是政府隐瞒信息，在感染之后也没有办法得到治疗，在去世后甚至没有办法成为官方统计的数字，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我们当时想做这样的记录。
有一些志愿者负责收集信息并填写在一张表单里，我负责的部分主要是对这些信息做初步的审核，看这些信息是否有明确的信息来源，删除重复的信息，再归纳到正式的表单里。我觉得这个行动可以安慰到我一开始很愤怒、很无力的感觉，但是在做这个行动的后期，当它变成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每个人的故事都变成Excel表格上的一行数据，让我感觉这似乎并不是一个人，这就是一条数据，是一条我需要去核实的信息。我觉得自己变得不再那么敬畏每一个数据，也觉得这样的工作是非常繁琐的，甚至是有一点消耗自己的，每天做这样的工作时，自己是在和很多情绪做对抗。
比如，因为琐碎而带来的无聊，甚至是一些烦躁，以及在我认真去看每一个故事、每一条微博时，我被每一个讲述故事的人的语言所打动，变得非常非常悲伤，由此产生一种更加无力和绝望的感觉。我觉得这几种情绪是交替在一起的，一方面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不想只把他们当成数据，不尊重每一个人；另一方面，如果我非常投入情感，这对我而言是非常大的消耗，我没有办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去支撑自己，去完成每一天的工作。另外，团队成员之间的讨论和磨合也会成为志愿工作的一部分。这个工作在初期带给我的安慰在之后会变少，会被更加具体的烦恼和情绪替代。
L：我和浩克一样，也是“未被记录的Ta们“的参与者，但我和浩克的角色有很大的不同。这个志愿团队分成了信息监测、收集、整理、核查，访谈和故事记录，传播等几个小组，我在整个团队里是最接近亲人去世的个体的生命经验的，因为我是负责去访谈他们，把对他们的访谈内容写成一篇口述故事。在这个过程中，相对于接触信息和数据的其他人，我是要去接触非常鲜活的一个人，包括Ta的声音、情绪和呼吸。所以我的感受是非常不同的，我要处理非常多的情绪，而且那种情绪更加直接、更有强度。
在做这份工作的过程中，让我印象深刻是我做的第一次访谈，那篇文章的标题是“这个病不一定是会让人死的”，那个家属的故事是Ta的外公陶启然去世了。我想读一下Ta提到的一句话，是让我被击到的一句话，Ta说Ta那几天非常难过，因为Ta觉得“这中间太多事情并不是病引起的，而是拖延或者错误引起的，我一直在想，如果核酸检测早一些，如果我求助发得早一些，或者如果救护车来得早一些，事情就会不一样。”
当时Ta所处的具体情况是，Ta的外公因为没有办法得到核酸检测的机会，没有办法确诊，因此没有办法获得住院床位，所以他必须每天往返医院去获得药物，或者门诊、打点滴等医疗服务。有一次，Ta外公的病情突然急剧变差，Ta的全家人就开始打电话给救护车，等了好久好久救护车都没来，等救护车来的时候Ta的外公已经去世了。其实他的死亡并不是百分之百由疾病导致的，而是有很多人为的原因，比如医疗资源和核酸检测的系统等。
我觉得Ta对于整个系统或者当时的情况有非常深的愤怒，同时也有非常多的愧疚，和Ta聊的整个过程中，Ta一直都在怪责自己，觉得如果自己当时让外公一直待在医院里，他会不会就能够得到立即的治疗呢。
刚才浩克讲了非常多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的原因，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原因真的好简单，因为当时真的非常无力，真的很想去做一些行动，回应那些让人觉得很荒诞、很愤怒的事情。我有时候觉得公共的意义没有那么大，我们的这个项目也没有特别好，但是对于个体的意义其实还蛮大的。
G：我觉得这跟我们怎么看待自己在一个社会中的位置，以及怎么看待社会改变都有关系吧。我觉得我们既重要又不重要，我们没那么重要是因为很多社会改变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以及政治机遇等社会原因有关，很难通过我们的某一次行动去达成；但我们又很重要是因为，如果没有人开始，社会改变就不会发生，因为社会改变是一个过程和一个积累的结果，可能大家都发现这个社会某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如果没有人讲出来的话，可能就不会有人去注意到或不会有所改变。只有当有人开始去发声，开始去做一些呼吁，这些声音慢慢地聚集起来，它会形成一些力量，达成社会改变，这是一个过程。在那段时间，人们看到那些新闻的时候是非常难过、非常难以承受的，你们直接去接触当事人，当然是一件更不容易的事情。
S：我想说的其实跟郭晶讲的有点像。刚刚黎明提到“公共”的概念，那到底什么是公共？我想起一位朋友讲过的一段很棒的话，大概的意思是，到底什么是政治，政治是选举或政策这些东西，还是我们身边的、可以通过行动去改变的东西？假如明天香港可以普选了，你作为一个妇女，你的不平等地位会有改变吗？这两者其实是没有直接关联的。我们看见的，我们深受影响的，以及我们可以改变的，其实是一种身边的政治吧。
回到黎明刚刚讲的内容， 我们行动中的“公共”其实是一种身边人的、一个社群的“公共”。刚刚浩克讲到，参与志愿行动时会被很多情绪包围，找不到出路，我也有同感。我觉得志愿者群体一直是很多公共事件、公共议题中比较少被提到、被琢磨的一群人，但其实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群人。我们在说“志愿者”的时候就像在讲一个他者，其实我们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参与到行动中，我们也是主体。这样的主体性并不完全是你想要改变这个环境，比如帮助去筹款、捐募、安抚遗属。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也是通过行动去学习、去成长、去构建真正的历史。
我也是因为想要消解一些不安和焦虑而参与到行动当中，当发生大型事件时，我就会有这样的感受，会加入一些以网络为主的志愿行动。我之前也做过像浩克做的信息收集、整理、核实的工作，这一次则是加入给相对边缘的人群筹备物资的民间志愿行动。我们关注到城市的环卫工，在全国防护物资，尤其是口罩比较紧缺的情况下，他们是一群不被允许停工停产的人，而他们的防护物资却也不足。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和其他的网络志愿者帮助他们筹备物资。我是做一些跟供应链网络有关的工作，加入物资购买的环节。当时中国国内很多口罩厂商的口罩直接被政府征用，供应给医院，而环卫工一开始则是不被关注到的，但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却接触很多暴露的医疗废物，所以我们在全球范围去帮环卫工找口罩。当时也认识了学各种小语种的朋友，请他们帮忙去翻译越南、俄罗斯等地方的口罩信息。在这个过程中，我和不同的人群打交道，比如其他负责物资采购的志愿团队、口罩厂商、有口罩资源的中间人，和他们打交道也挺有趣的。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离一线比较悲情的事情已经比较远了。我们就是在各种群里去沟通，如果有人有可供应的物资，就在群体说额温枪有多少个，口罩有多少个，是什么等级的。如果有需求，我们就会去联络那些人。在过程中，我遇到一个在医院工作的人，Ta当时说Ta们科室也需要自己出来采购口罩了，因为医院已经断供，Ta们科室买的一些口罩又被别人偷了。我们同时联络到河南的一个厂商，但那个厂商没办法同时满足我们两个团队的需求数量，所以我似乎要做一个道德上的抉择，要不要放弃这个机会，把资源先让给更加一线、更有高风险的医疗人员，不过最后我们两边都没有得到那个厂的口罩。过程中会有很多很细碎，但很深刻的回忆。我对于一到三月的记忆就是疯狂地找口罩、找消毒洗手液。
G：我在疫情期间开始做写日记、访谈环卫工和关注家暴的议题，这和我过去作为一个社工、作为一个社会行动者的身份有关，这个身份会影响我对人生的一些态度。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社会有非常不公平的地方，有非常糟糕的一面。但是作为行动者，我们时刻在思考、讨论和探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我看待自己人生的态度也是类似的，我小时候也遭遇家暴，家里也是很贫穷的状态，自己也曾经对这样的遭遇有一些抱怨，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些不公平，遭受这些痛苦。但是后来作为一个行动者，我会用另一种态度看待自己的过去，我不能困在过去，要着眼于未来，这并不是忽略自己的过去，而是对过去更加释然，有时候还有感激，因为我过去的经历成就了今天的我。
当时我刚好处于武汉，我也在想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其实这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实际上，一开始写日记是一件没有计划的事情，没有想到我要写78天，当我坐下来写的时候，很多思绪、很多想法自己会跑出来。但写日记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人们的日常是非常重复的，人们对重复的事情没有那么感兴趣，所以需要新的东西。我的日记当然包含我个人的日常生活，我当时在武汉看到的人们之间的互动，同时也包含对于一些事情的社会思考，这些思考不是当时突然出现的，而是过去和很多人探讨、碰撞出来的结果。
后来我开始想可以做什么，想知道那些还在工作的人的状况怎么样，所以我去访问超市的收银员、外卖员、环卫工。超市是一个比较大的企业，外卖公司也是大的企业，可能他们有更多的社会资源。理论上讲，环卫工后面也有企业，甚至政府，但他们是更被忽视的群体，他们的境遇是最差的，所以我后来就比较多地去访问一些环卫工。
之后我自己出不了门，也没能继续做一些在地的事情。可能本来做在地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比较难，我发了日记后，有人想捐一些口罩，但我没有在地的资源网络，也没有那么大的管理能力，所以我只收了小部分的口罩，派给我能接触到的环卫工。如果有人想再捐一些物资，我就在网上跟一些志愿团体联系，帮他们做一些对接的工作。
另外，在家暴议题上，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次生灾难，疫情爆发的一开始肯定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但起初大家都关注疫情本身，到三月中下旬的时候，家暴的问题才被看到，我们才去做相关的倡议。我衡量自己能做什么事情和我的能力和资源有关，比如我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可以写日记，但有朋友或者媒体联系我，想让我拍一些视频，那真的是我做不到的事情，不太擅长的事情。当我考虑做什么的时候，这一考虑和自己的能力和资源都有一些关系。
H：前两天我和Sky一起去看了一个跟环卫工相关的纪录片，它讲的是香港环卫工的状况。有一个让我印象比较深的细节是，环卫工需要去倒垃圾，平时只需要倒七八桶，疫情期间要倒十六七桶， 工作量一下增加了一倍，因为大家都待在家里不去上班。另一个是，他们做这份工作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上楼去收集完一次垃圾，口罩都会湿透，湿透的口罩基本上就没有用了。我没有那么深入地去了解大陆的环卫工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差不多的情况吧。
S：我们的志愿团队也有小组去调研春节期间环卫工的工作情况，在我们那个城市，环卫工人平均一天是无法被分配到一个口罩的。另外也像郭晶说的，环卫工背后可能是大的外包集团或者是市政来采购物资，但上面的资源也是不够的。一开始，每个环卫工一周还可以领到几个口罩，之后却有人遇到让他们自己去买的情况，说没有人再捐物资给上头了，上头没有口罩和消毒洗手液可以发了。去调研的人也看到有环卫工是戴着洗了好几天的N95的口罩，金属条已经裸露出来，有点变形了。手套方面，应该是防划破的橡胶手套比较好，但是也有人是戴棉纱的手套，那如果他们碰到的医疗废物里有尖锐的东西，就会有被刺伤的风险。总的来说，劳保防护用具是不够的，防护等级不一定是符合标准的，他们的加班时间也是更久的。因为有的环卫工请假回了老家，如果Ta是湖北的，在湖北封城后也不能回来工作，其他环卫工轮班的工作量都大了很多。
G：街道上的人比较少，所以街道上的工作就少一些，但其他的一些工作量会增加。我在的小区有两栋楼是没有电梯的，有一些环卫工就开始进入小区给这些楼做清洁和消毒的工作，他们要背上消毒的壶，一层一层地爬楼，有的人说后来自己就是手脚并用地去爬楼。一开始，我看到有些人穿的防护服都是破的，他们的防护物资开始都比较缺乏，直到大家的物资都比较充足的时候，他们的物资才能看上去好一些。
S：三月份吧，大概三月中下旬的时候，当时新建了很多口罩厂，开始有成品出来，供应也没有那么紧张，他们的物资也就没那么紧张。
四、从“不能不明白”到“英雄的城市” ：中国抗疫叙事如何翻转？
H：从大家的讲述里我也可以感受到，在这场疫情中，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体验，也会关注到其他群体的生活和生命体验。这让我回想起，其实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大家每天都比较焦虑，但也可以看到一些微光，觉得现在在产生的变化好像有在撼动到非常强大、非常坚固的体制，但是这种光又是转瞬即逝的。
从三月份开始，整个舆论环境就不一样了，官方的舆论机器开始运作之后，听不到很多人的声音了，很多希望发声的人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发声。我们也可以聊一下大家是从什么时候感受到官方的叙事开始变化的。
G：在武汉解封之后，我去江边散步，尤其在晚上，江边都是霓虹灯，霓虹灯上都是“武汉加油”、“人民的城市”、“英雄的城市”之类的词汇。我会觉得，这忽略了人们在疫情期间、在封城期间遭遇的一些牺牲、一些不公，这方面的叙述没有了，全部成为了一种单一的胜利的叙事。
一开始武汉封城的时候，有武汉人开窗对着外面喊“武汉加油”，我觉得这是内在的力量，是人们内心的呼喊。我在江边还遇到一个小女孩，她看到霓虹灯上的字，也喊“武汉加油”。这个小女孩可能不知道这四个字背后的寓意是什么，但当政府到处去打出“武汉加油”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知道这个寓意是什么以及他们在做什么的，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确实在解封的时候，武汉的疫情被控制住，好一些，但这真的代表胜利吗，我们不能仅仅去看那个结果，而不看过程中人们到底付出了什么。
H：因为我和我妈在一起，她关注到什么信息会跟我说。让我感受到官方语言转变的是，她有一次刷完抖音跟我说，这个病毒是从美国传来的，我当时就跟她说这肯定不是真的，但那时她看到的抖音都说“军运会”、“美国的阴谋”之类的。我觉得从我妈身上也可以感受到官方舆论机器的运作。1月20号之前，我跟她说有这个病毒，这个很严重，她当时一副很不相信的样子，说“这个有什么呀，SARS非典我们都经历过了“，等到后来钟南山和习近平出面说很严重的时候，她才开始紧张。这期间她也会相信“你要喝很多酒，这样才会把病毒杀死“的谣言，后来就说这个病毒是美国传来的，所以从她接受的信息来看是挺有趣的。
S：我自己感受到的有几个方面。生活和生产方面，一开始说停工停产，因为疫情很严重，上半年四五月份后就说停工复产，鼓励大家去消费，工厂继续生产，出发点可能是为了不影响经济。另外，去年下半年开始有关于抗疫胜利的电影、电视剧产生了，虽然得到的打分是比较低的。我观察到的另一个变化是，我父母是体制内的，他们现在再讲起疫情会用很慎重的语气，讲“不信谣不传谣”，他们现在在微信上已经不会再转发哪个城市又爆发了新疫情的信息。
L：如果一定要说有一个转折点，就是在当国外大规模地爆发疫情，而且是接连地、一段一段地、不停循环地，而中国大陆的疫情则是控制得比较好的时候，人们就会开始做比较，会说“你看国外的防疫政策做得那么烂，我们就是要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才能控制下来“，以至于大家过去反思和批判的事情都成为了非常合理的东西。
S：甚至有一种说法是“民主体制的失败”，但我觉得这种思维是很可怕的，他们忘记了这个疫情在哪里传出来的。
H：我之前有一个作业写的就是中国官方的抗疫叙事是怎么翻转的，我可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是以共青团中央的微博为例的，研究的是12月31号到3月31号这三个月间的转变。其实它是分为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从12月31号到1月20号，这个时候官方的口径是疫情是有限的人传人，总体来说是可防可控的，发的微博数量也特别特别少，虽然我们现在回头看，那时候实际上已经有很多病例了，但官方没有报道。
接下来第二个阶段是1月21号到3月5号，这个阶段是钟南山公开承认这个疫情是肯定人传人，习近平也针对这个疫情发表了很重要的讲话。到3月5号，共青团中央第一次报道疫情在国际的蔓延，那是第三阶段。在第二阶段，它发了非常多微博，但是其中有很多都是去讲我们要怎么应对疫情，它用的语言也是非常正面的。
比如说在1月22号封城的前一晚，它有提到“不漏一车，不漏一人”，要对武汉的进出车辆实行疫情排查。这个措施其实是可以作讨论的，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要回家过年，这个检查会不会对回家的车辆造成不便，有没有这个必要等等，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被讨论，它用“不漏一车，不漏一人”的说法去强调政府对疫情好像很负责任的态度。
另外也可以感觉到很强调个体的责任，我记得有一条微博说的是，有一个小伙子在过年前从武汉回到他的家河北之后，被检测出来感染了新冠，但是他没有传染给身边的任何一个人。他是怎么做的呢，就说他一路上戴着口罩啊，回到家也在自己单独的房间隔离，确诊治愈之后回到家也是在车库隔离了28天，那条微博接着就说“小伙子真棒”之类的话。我觉得它没有讨论口罩的数量够不够，能不能供应给每一个人，质量过不过关，以及是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有条件让人单独去一个房间、一个车库隔离，以及隔离28天对一个人身心的影响，而且他已经出院了，是不是有必要继续隔离等等，我觉得它就是很强调个体的责任。
从2月中旬开始，整个国家的舆论机器苏醒过来之后，它就发了非常非常多抗疫的故事，它去采访那些武汉医院的医护工作人员，那些支援武汉的人，那些军队啊，还有工地上的人，通过煽情的叙事来营造出一种举国抗疫的场面吧。
S：那些光头护士的故事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吧。
H：对，是的是的。3月5号之后，国际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共青团中央微博这时就特别强调所谓的中国抗疫经验。那时候它连发了几条微博，说钟南山全程英语分享中国抗疫经验，还有其他国家的总统感谢中国，欧盟委员会用三种语言向中国致谢之类的，可能那三种语言就是当时那个会议需要用的三种语言，但是它用这种方式描述，感觉中国好像真的特别了不起，还有中国的防控方案已翻译成多国文字，等等。我觉得它一直是很回避自己的责任的，到后面和国际疫情相对比，它就立刻抓住了这个时机，强调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做了多少努力。
L：突然想到这种抗疫胜利的叙事在强调“胜利”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关注放在对个体的付出、个体的英雄主义的描述上，很难看到受难、受苦或者错误的东西，这样的叙事反复出现在一些悲剧性的天灾人祸中。
这其实让我想到川震博物馆，我去北川专门参观了这个博物馆，整个博物馆很强调全国齐心合力捐献物资，以及救援人员、志愿团队或者个人的英雄主义的、让人感动的叙事，走到展馆的最后，结尾就是一个“胜利”。整个观览过程让我觉得少了很多东西，在展馆的最后有一块红布，你可以在上面留言，和我同去的一个朋友就在上面写了“校舍调查报告？完整死难名单？“，这真的让我非常印象深刻。有一些东西在这样一套叙事背后被掩盖或者消失了。
S：我刚刚想到的和你一样，也是川震，我对于中国灾难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从川震开始的。那一年刚好是我中考，那时候学校每天会贴很多不同的报纸，当然都是在讲众志成城、齐心协力抗震。但是我内心有一种想要了解很多信息的很单纯的想法，不过在网络上基本上只能看到众志成城这一模式的故事，我在很多年之后才知道有人在调查校舍。那种在官方根本读不到的东西，在靠你自己公民意识觉醒之后，获取到不同的信息，你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历史。
H：我记得在四川地震的时候，我也是一个小粉红，也因为温家宝的那一句“多难兴邦”感动得稀里哗啦。但现在回过头看，我们真的要问这个“难”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我们不去探讨这个问题的话，也许那个“邦”是没有办法兴起来的。
G：其实Sky也有讲，这和我们能够获取到什么信息有关系。对于很多普通的民众，可能获取信息的渠道相对来说比较单一，而且武汉解封之后，很多信息、很多人群的声音都消失了。比如确诊过的病例，康复的那些人，他们的后遗症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们到现在也不清楚；有家人去世的很多家属，他们的状况怎么样，他们想去维权是否成功；还有无症状感染者的问题，疫情对人们就业的影响，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在疫情期间，有很多志愿者团队出现，是因为大家那时候都在家里，没有工作，所以这样的志愿团队是短期的，没有办法长期地运行。
如果想关注后续的问题，是需要有大量的资源、人脉和社会网络的，但这首先都是政府的责任，我们没有了解到这些信息，也很难去探讨。只是跟朋友聊天时，可能Ta有一个家人或朋友的状况是那样，但你很难对这样的问题有整体的全面的了解，只剩下抗疫胜利的叙事。
五、铭记、纪念作为一种社会与国家责任
L：是的，我觉得郭晶提醒了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家的表达或者对疫情的讨论，和是否有一个安全的开放的机会是很相关的。我们做这个电台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希望我们可以在单一的宏大的叙事之下保存一些比较个体的、有血有肉的、多元的叙事，也不希望遗忘。
一开始我和浩克在做这个电台的时候，也和很多朋友去聊，从疫情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开始聊起。我们最开始聊的时候，脑袋空白一片，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就是要通过这种不断的言说，不断的表达，我们的记忆或者感受才慢慢浮现起来，才有了我们刚才这样的讨论，这其实是我们在做这个电台之前做了无数次的反思和表达才有的结果。
另一方面，我其实对于遗忘是非常惊恐的，一方面它确实需要安全的讨论空间，让我们的情绪和记忆流动出来，另一方面，其实“不去遗忘”不是单纯的个体的责任，它还是需要非常多的社会团体或者政府去承担起来的一个责任，在一些具体的关于公共事件、悲剧、天灾人祸的案例中。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台湾的白色恐怖纪念馆。我和浩克一起去看过那个纪念馆，它是由当时在台湾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改造而成的，里面保留了所有关押犯人的工厂或监狱房间，和审判政治犯的法庭，等等。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它有一个纪念碑，那里记录了很多政治犯的名字，以及他们被关押和死亡的年份。你能看到，从一开始戒严的时候，有一整面墙的名字，到最后变成只剩下一个人的名字，这给我一种震撼的感觉。你会觉得那些受难或被欺辱的人是有名字、有尊严的，而且整个环境是鼓励你不断反思那一段白色恐怖的历史的。我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怎么不遗忘，虽然我刚才已经强调说这不是个体的责任，但可能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我们有自己的一些方式。
S：我觉得其实我们的身体是有记忆的，虽然有时候你的脑子忘记了，但是你的身体有经历那个时期的痕迹。我自己是通过吃素去记住一些人，记住一些政治犯，从他们在囚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到他们被放出来的那一天，这期间我会通过每天吃素去记住他们。另外一个用身体去记住一些事情的例子是香港的“长毛”，他头发为什么那么长，他说香港一天不民主，他就不会剪头发，但后面他在被关押的时候，头发还是被剪掉了，因为他是在男性监舍里，被要求必须要留短发。还有的朋友是通过酿酒的方式去记住在囚的政治犯，家里有很多缸酒都是等着回来的人回来喝。
G：我觉得个体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去遗忘，因为巨大的灾难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悲剧，很多不公正的死亡，而且离很多人都很近，大家不会轻易去忘记。其实我们担心的“忘记”还是整个社会不会在这个灾难中吸取一些教训，下次发生类似的灾难的时候，依然会出现很多不公正的死亡，很多不必要的牺牲。其实这就在重复。
最近河北石家庄又爆发疫情，石家庄开始封城，很多问题跟去年武汉封城时简直一模一样。很多石家庄人在外面遭受歧视，很多人在当地没有地方住，有朋友刚好在石家庄，Ta刚好被猫抓，想去打疫苗，但是Ta去不了医院，医院现在不开门。这些种种的问题完全是复制，而且现在的石家庄可能比去年的武汉更冷，那些没有地方住的人可能真的会被冻死。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可是没有被很好地讨论。
我觉得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记录吧，比如在去年的清明节，有一场被安排的公祭，很多人是不能去那一场公祭的，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去悼念。很多人去河边做纪念，摆一些花。我虽然身在武汉，可是并没有见到医院里最严重的场景，因为我在武汉认识的人非常有限，没有非常直接的、悲剧的关联。
我是在日常生活中不太有仪式感的人，不太会做仪式化的事情，但是疫情之后，我保留了当时去超市买东西的一些小票，就是觉得需要有一些东西留下来。可能自己的记忆会一直在，有一些记忆其实是无法删除的，但也希望有一些实在的东西被留下。
S：我觉得害怕遗忘的除了经历本身，还有疼痛感，就是这个事情对你来说很深刻的感觉。的确过了一个容易被影响的期间之后，你回到一个比较日常的状态，那种疼痛焦灼的感觉可能会消失，这也是很多人会担心的情况吧。
G：我觉得这都没有那么容易。我听我的一个朋友讲，在疫情期间，有一个人的弟弟去世了，那个人很难走出来。武汉现在也没有对这些家属或康复病人的支持系统，可能有但是很少，而且也会存在人们对官方的信任问题。比如当时很多家属去领骨灰的时候，很多社区的人或者社工是被当作维稳的人跟他们一起去的，希望他们不要做一些出格的事情，所以大部分人对官方的组织、专业的社工或者心理咨询师也没有太多的信任。
这个人就去找大仙，试图让Ta跟自己的弟弟对话，这可能是Ta唯一的情绪出口。如果单就这件事情本身而言，可能会觉得Ta迷信，会觉得不可思议，可正是这个社会缺乏支持系统，让大家没有机会或空间去讲述疫情期间的一些遭遇，所以这是很多普通人能够找到的唯一出口。
在李文亮去世的那一天，我和江滩的一个管理员对话，我跟Ta讲李文亮去世的事情，我说李文亮是当时第一个公布信息的人，却不公正地死去，那个管理员就说这不能讨论。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意味深长的，Ta不是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Ta知道，但Ta不能讲。Ta可能经历过很多事情，这些事情让Ta对这个社会有些了解，对社会规则有些熟悉，这让Ta作出的判断就是哪些事情不能讲，或者也许不能跟我讲，但会跟身边的人做一些讨论吧。我现在跟一些朋友见面的时候，大家难免会谈论到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只是没有公共表达的渠道或者方式。
H：我和黎明在疫情期间也有录两期电台，那其实是非常个人的，我们讨论了被困在家里的一些感受，以及由此延展开来讨论为什么大陆人都是孤岛的状态。北京驱逐低端人口一周年的时候，我们两个也有去聊各自的一些感受和思考。我觉得这种方式对于我这个个体来说，是很有去纪念的意义的。
六、给苦难赋予意义
L：我们刚刚提到，其实我们真正害怕的是大家会忘记那个教训或者忘记我们在这个灾难里面学到的、批判的东西，害怕会重蹈覆辙。另一方面，我觉得浩克刚才提到的经验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受用，无论是录这一次电台，还是和朋友之间的交谈，我觉得都是一种给苦难去赋予意义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说我们就应该去受这样的苦难，或者我们不去批判那个苦难，而是希望当我们面对苦难时，反复地去问为什么自己遭遇这样的事情，或者质询当中非常荒诞的事情，去问天问地的时候，赋予能够让我们度过苦难的意义。
这个意义不是指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可以理解的，而是指我们在里面学到的一些东西。在最后的时刻，我想邀请大家做一个结语。聊一聊在武汉封城一周年的时候，我们依然生活在疫情当中，它依然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我们在疫情中学到了什么，带走了什么。
G：我觉得疫情让我们的生活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因为它现在还没有结束，很多地方疫情的严重程度不一样，它的防疫措施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差别，所以比较难去做一些线下活动，很难做一些计划，这会让人失去一些掌控感。但是我们刚才也有提到，去年和今年有一些线上的活动，这种不确定中有时候也会有一种机会。对我自己来说，我也没有想到会在这段时间里出了一本书，我也从未有过这么久的独处时间，因为我自己在家办公也很少出门。在这段时间里，我也为了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而开始学做菜。希望自己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相对开放的态度，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吧。
S：因为疫情让人跟人见面的机会变得很珍贵，所以我想珍惜跟人的见面，跟人的联结，尤其是不用戴口罩的联结。另外一方面，疫情让很多很多人的计划、人生发生很大的改变，我原本也有一些对未来比较久远的想象和计划，但现在就不再那么坚持那些计划，有什么想做的现在就要去做，不然可能又会在什么很大的影响之下做不了了。
H：我觉得虽然这一年的疫情让我很多生活的计划被打乱，让我不得不去调整和适应很多我之前认为自己根本无法去适应的东西，但是我也意识到人和人之间线下的见面和联结是多么多么地不可替代。所以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更多地在自己家里这个很小的空间，办一些线下的很小的聚会，能够去给自己还有身边的朋友创造一些线下见面的机会。
L：我和浩克有做一个年终总结。2021年开年和往年开年时很不同的是，大家开始意识到好像自己会越来越糟，对于未来的判断会更加悲观，认为未来会越来越糟糕，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那样的糟糕。回忆起2020，的确发生了非常多糟糕的事，带给我们非常多不确定性，让我们没办法去规划长期的将来。但我在这一年里其实还是获得了非常多的能量或者机遇，让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包括“未被记录的Ta们”，还有这样一次电台的对谈，我就觉得非常宝贵。
一个启发可能是，在无论怎样糟糕的年代里，我们还是可以做或多或少的一些事情，彼此陪伴，去做人与人之间的联结的工作。疫情可能会让人没有办法联结，或让人隔离，整个政治环境也让做社会改变的空间越来越窄，这个时候还是能够回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去做一些改变。可能相对于出台一个新的政策或反对某一个歧视，这种个人的改变看起来有点无力，但是我觉得让人与人的联结更多，让人有更多的力量和解放本来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H：你说到这里，我会想象如果现在没有疫情的话，我们可以在一个线下空间去分享，做这期电台，聊完之后大家就可以在我家里吃火锅。我想说的是，等有一天开关的时候，如果那时候我还在香港的话，可以请今天录电台的各位来我家吃火锅。
最后我想用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性政治人物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来做结尾，她的名字叫做AOC，现在是美国的一个众议员。在去年9、10月份，在美国大选之前，那时大家都希望把川普选下去，把拜登选上来，这样也许许多问题都会解决，很多中产阶级觉得他们就不用再像现在这么痛苦，或者做什么抗争，就又可以回到以前那种早上10点、11点去吃brunch的生活。AOC的这段话说的是，我们不会再回到曾经吃brunch的生活方式了，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世界需要去建造，我们不能够再接受世界按照之前的方式去运作，我们必须做出一些非常切实的、非常重大的改变。
我觉得这段话可以用在未来疫情终将结束的那一天，我也希望不要把疫情的结束当作我们可以回归所谓正常生活的一个开始，因为我们经历了这些，我们不会再回去了。我们看到了一些问题，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不管这种改变有多么微小，哪怕它只是每周在我家请朋友来吃一次火锅的改变。但我们必须去做一些改变了，必须意识到事情已经不一样了。
【播客中使用的音乐】
片头：《光明之日》，雷光夏
片尾：《明朗俱乐部》，雷光夏
关于“未被记录的Ta们”
“未被记录的Ta们”是一个记录项目，搜集官方统计数据外的，因疑似感染新冠肺炎而死亡的案例。我们相信那些已然消逝的生命不应被遗忘。在官方统计之外，Ta们的生死故事也是疫情之殇重要的记忆。
我们已将收集到的信息整理成口述故事及表格，发布在以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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