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10月時，我在「紐約時報」Twitter賬號上看到葉劉淑儀的一篇文章（中）（英）。我馬上有寫文章回應的念頭。可惜因爲工作及個人的原因，儘管不時有觀點和想法涌上腦門，可是直至聖誕和新年的長假期間，我才有機會「執起筆」把文章寫下來。
我明知道從時間和長度方面我的文章都不符合「讀者來信」的要求，但我還是在1月10日將其寄出。我也沒有抱“文章會被發表”的期望，所以現在兩個禮拜已過，我覺得我可以在其它平臺把它發表出去了：原文是用英文寫的，我將其發在了Medium。翻譯過來的中文版如下：
香港不是中國：真正的「攬炒」
By Ric Li
在切入正題前，我想先提兩件和「香港關係」有關的事情。
講到「香港關係」，我不得不提及我的外公。外公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經在香港生活。記憶所及，在外婆于1991年離世前，他和外婆每年或隔年回廣州住上一個月的時間。當時外公在廣州有兩間屋，一間出租，我姨媽，我父母及我則住在另一間；在廣州逗留期間，外公（和外婆）就和我們住在一起。我和外公的交流一般只發生於他到步的那天，而對話就往往只是他詢問我的學業情況。後來這「交流」更演變成一種形式，因爲每次交談外公總不免提及兩件影響他生平的事：其一，是日本侵華時，他在日軍哨站附近被日本士兵强迫雙膝下跪；其二，則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族譜被紅衛兵焚燒的慘痛經歷。後者更促使外公抛下一家人逃到香港——他後來再把外婆和舅父帶到香港定居。
外公在我們面前從不隱藏他對中國共產黨（“中共”）的怨恨，也因此一直希望留下的家人也最終移民到香港團聚。即使香港已經回歸，外公還堅信香港是躲避中共統治的避風港。於是我自以爲是的認爲外公在香港生活數十年后徹底接受了一個相對自由的社會制度。但我很快意識到我錯了。2003年沙士病毒的肆虐，讓我在2004年得以通過「自由行計劃」第一次踏足香港。某天下午，我和外公在他青衣的家中看新聞報道：其中一則新聞提及示威人士游行到政府總部提交請願信，外公這時語帶厭惡地說 “香港人有冇攪錯，幾乎日日都來示威游行……” 我聽了不禁大吃一驚：很明顯，外公對中共的憎恨沒有轉化為對民主和自由的認同。我當時沒有問，但很快就思索出個中原因：外公是典型的「中國傳統男性」，堅守中國傳統社會的價值觀——父權（社會）、威權（統治）以及兩者的結合。因此也就難怪三個兒女之中他會更喜歡我媽媽，因爲她十分順從外公的意願，從來不會當面挑戰或反駁他。
外公於2014年4月年屆101嵗時去世，錯過了幾個月後的「雨傘革命」，更不要説2019年的民主運動風暴，以致我十分好奇外公如果能活著見證這兩場風波會有什麽評論——可惜這永遠只會是一個謎。
另一件涉及「香港關係」的事情，則是港臺節目「鏗鏘集」（英文譯名為Hong Kong Connection）1989年播出、題爲「愚公移山」的兩集專題節目（上集）（下集）。緊貼香港民主運動進程的人應該會留意到，2019年的動蕩以及2010年7月生效的「國家安全法」（“國安法”）觸發了新一輪的移民潮，雖然這波移民潮受到了疫情的抑制。從這一幕聯想到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因「中英聯合聲明」和「六四事件」——尤其是後者——而爆發的移民運動，恐怕會給80年代或以前出世的香港人帶來一股似曾相識的感覺。而香港回歸的副產品——「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在推出後一直備受詬病，因爲在2020年英國政府擴權之前護照持有人不享有居英權。然而很少人會知道，早在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不久，就有人提出將香港人移居至蘇格蘭西岸並在那裏重建香港的構想。我明白這個提議是出於好意，但不禁覺得它一方面略帶「嗟來之食」的意味，而另一方面卻顯露出自以爲是的無知。
說它有施捨的嫌疑，是因爲那個建議用來重建「新香港」的地點，Ardnamurchan，可以用這樣一個諺語來形容：“當你見到山的時候，即是就快落雨；當你見不到山，因爲正在落雨。”
説它無知，是因爲這個想法假設香港可以在世界上任意一個地方複製重置。這種假設有一個致命傷：它一方面對英國在香港成爲成功典範中的作用過分自信，而另一方面卻忽視了這樣一個現實——即香港如果離開了中國，或者更確切地說，一個封閉落後的中國，是不會有今天這樣的成就。誠然，英國對香港的前期統治給這個前殖民地留下了諸如普通法係、法治、司法獨立等優點。這些優點，配以一個相對清廉和高效的政府，以及一系列高度的自由，例如貿易自由、經濟自由、貨幣自由等，再加上高度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等公民自由權利，為香港成爲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奠下了堅實的基礎。但即使如此，那些基礎也只是構成了一個架構。是中國對資本、信息與技術的巨大需求，以及出於自己或他人——多數是自己——施以限制而無法輕易獲取那些資源的羈絆，猶如為細胞組織注入空氣和養分一樣，令香港成爲一個充滿活力的「器官」。
所以說，香港通過作爲中國與世界連接的窗口而繁榮。但它之所以能做到這樣，完全靠的是它的獨一無二。香港的特別之處，在於它和中國密不可分的同時，卻跟中國大不同——這不是任何一個中國大陸城市可以媲美的。可惜的是，香港的這種特質在近些年，尤其是過去十年，因香港的政府和所謂的「精英階層」均持有“香港的未來取決於中國”的觀點而逐漸削弱。葉劉淑儀的文章“不管你喜不喜欢，香港都属于中国”正是這種觀點的傳聲筒。這也就難怪香港政府的口吻越來越像北京了。
去年（2019年）香港的民主運動其實是以和平及有序的游行抗議開始的。但多得了行政長官和警隊的輕蔑態度，以及關於後者行爲不撿的指控，部分示威抗議人士於是采取了激進的手段，以致情況急轉直下。「攬炒」一詞更是成爲部分示威人士的新寵。我不贊同「攬炒」，但明白那是什麽意思，然而我卻想不通他們可以怎樣做到和中港政府「玉石俱焚」、「兩敗俱傷」。沒錯，示威者通過堵塞主幹道給市面帶來了混亂，通過癱瘓港鐵給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不便。只是凡此種種，在我看來，最多只會讓旅客打消游港的念頭罷了。
要摧毀香港，要靠更勁爆的力量，我當時這樣想。
去到2019年八月中，抗議政府的浪潮已經持續了一個半月。有關解放軍部隊在深圳部署的傳言持續發酵，中共將以武裝力量介入以平息動亂的猜想更是甚囂塵上。
歷史會重複嗎？三十年前在北京的一幕會重演嗎？和很多人一樣，我一開始都有這種擔憂。不過理性分析很快就消解了我的疑慮：凡事都有兩面。 正如香港離不開中國一樣，中國也離不開香港。中國沒有哪一個城市可以替代香港。曾在世紀交替之時被吹作可超越和取代香港的上海做不到，近一段時間被大内宣熱炒的澳門和深圳更做不到。況且，眼下和1989年的境況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中國的經濟已經融入到全球的經濟裏面，中國絕對無法承受武力干預給香港及它自己帶來的毀滅性衝擊。中共如果真做了，則正合攬炒陣營的心意。
後來正如我所料，香港的街頭沒有慘變天安門廣場。香港逃過了「突然死亡」的一劫。
但無論如何，正如葉太在她的文章裏面提到的，"something had to be done"。病毒大流行讓2019年的大規模游行暫時消停。但中共不會就此罷休。於是國安法出場。現在北京終於如其意地把示威抗議壓了下來。
自始自終整場香港民主運動最令人痛心的地方其實是香港人再一次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我相信，和我在中國大陸的朋友圈不一樣，大部分的香港人是渴望得到民主的。他們也通過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表達了這樣的心聲。當然中共也看出來了，所以才會決定通過强推國安法來親自介入以解決困局。「立法」這一動作恐怕也是其深思熟慮的「一石二鳥」之計——一來將民主運動壓下去而不至於在國際社會造成六四般的地震，二來終於把中共等待已久的法例變成了現實。難怪葉太現在能夠無所忌憚地發表那篇文章，一方面想向世界重申香港「未變」，另一方面又可以居高臨下的姿態說「like it or not」。
可是，一個巴掌拍不響。中國縱使有能力對香港施以影響，也不能控制中國以外的人對這個 國際大都市的看法。我當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觀點，但我相信，這世界上有許許多多的人，和我一樣，都認爲香港已經失去了昔日的光輝。我更相信這種想法上的轉變，將會比Donald Trump 的幾下散拳，給香港帶來更嚴重及更長遠的衝擊。
事實上，並不只是「其他人」的看法轉變才重要。可能很多人，尤其是那些主張香港與中國大陸融合的人士，都忘了香港之所以能夠從一個貿易和船運的港口通過迅速的工業化發展而躋身「亞洲四小龍」，都是多虧了像外公這樣的中國大陸難民為香港帶來了發展工業所需的資金和技術。而那時，除了公民的權利，香港還給予他們私人財產的保護——而後者到現在在中國依然是缺失的。如果香港和中國大陸之間的界綫繼續變得越來越模糊，甚至越界的事情越發變得平常，那香港還會是追求財產安全和人身自由、有識有財的中國大陸人士理想的移民目的地嗎？香港對民主國家的人才還有吸引力嗎？這值得我們拭目以待！
説到底，葉太有表達個人意見的權利，香港也的確是中國的一部分。但香港不是中國——它屬於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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