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是香港歷來最為漫長、激烈的社會抗爭運動，《佔領立法會》和《理大圍城》紀錄了當中兩場影響運動發展的事件。
抗爭者鮮明的姿態都反映在兩部電影裡，教作為評論者的我無法輕易動筆。那些事件並不是那麼遙遠，現在去判斷電影的成敗，就好像妄斷「手足」的行動正確與否。現實本身的複雜，亦令我無法用過去的理論和作品作為依據去評論作品。2019年以來的抗爭有如一場大型又殘酷的成人禮，將一整代香港人捲入更大的漩渦。雨傘運動後，抗爭方式被論說成「勇武」「和理非」不能兼容，但在「和勇不分」「齊上齊落」等成為反修例運動的口號之後，這個心理障礙被抗爭者一舉跳過：抗爭者為受傷的同伴走上街頭、以身犯法，甚至帶着遺書走上街頭——還有「Endgame」的口號和想像，既是絕望，也是勇氣。
令無數香港人情緒起伏的2019年，一場跨越年齡、性別、族裔的運動超越了我們對香港人的想像——那曾使我們無比焦慮的、對「香港人」認同的想像。運動中眾人微弱但堅定的行動與無畏的姿態，也是對崛起中的中共政權近年僅見的最大規模抗爭。反修例運動由爭取撤回《逃犯條例》演變成一場針對政權的復仇之役，至今似乎繼雨傘運動後再次經歷行動失敗。
《佔》《理》的紀錄片工作者們貼身拍攝前線參與者。運動「無大台」，抗爭者被描述成一個巨大的集體意志。但每一個包著黑衫黑褲的人在影片中都能發聲，即使我們不知道每個人走出來的背後因由。
假若要下初步判斷，我更會視兩部紀錄片為香港電影一次「倫理事件」。一方面作為對2019年前後香港電影的一條分界線，兩部紀錄片為往後所有類型的作品都立下準則和提問。什麼樣的準則？例如，往後的香港電影要再書寫年青人故事時，真的可以回到2019年抗爭之前的狀態來理解嗎？當一群年輕人經歷如此一年，我們要如何認知並了解走過來的一代香港人？
另一方面是兩部電影面臨現實的困境。就算多場放映一票難求，兩片都不可能與商業戲院洽談放映。《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電檢首次要求電影加上相應警告字句，並以此為批出電檢的條件。「理大圍城」一週年前夕，理工大學要求學生會停止舉辦紀念活動，指「不應舉辦任何有違反香港法律或大學法規風險之活動」，並下令取消《理大圍城》校內放映。香港正進入一種新常態，電影要有放映機會都需要配合政治審查。執導兩部紀錄片的導演們需要考量的事，已經超出了正常電影導演所能承受的。對當下時局的焦慮也影響對電影剪裁時的思考；而對無數不可輕易言說的問題，都被排除在電影呈現之外。以上種種，都令我感到為這兩部作品書寫評論相當困難。
於是我動起了訪問這群「香港紀錄片工作者」的念頭。我想了解他們經歷著什麼：他們以攝影機參與社會運動的位置迷思、他們在現場的所見所聞、還有更多無法在電影中言說的部份……另一邊廂，卻又只有攝影機能為他們紀錄所見，影片於是成為了對事件、又或對創作者而言都不可被刪改的歷史證據。
每當到訪他們的工作室前，我都會經過街上一幅寫滿字句的牆。不同日子，牆身上的字句都會有所轉變。由一開始充斥在抗爭現場、如今變成禁語一樣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再由721 、831到「SAVE 12」，在明顯被反覆更替的痕跡上有人一直為牆添上新字句。直到最後一次採訪前，我看到另一組八個字出現在牆上，不過，在當天訪問完成後再次經過時，那不是禁語也不是數字的八個字已經消失不見，似乎有人連這樣的句子也容不下。
那八個字是：不要裝作，一切正常。
在示威現場的持攝影機的人們
反修例運動有着這種香港過往任何社會運動也未曾出現過的場面：大量手持手機等輕巧攝錄器材的記者，進入抗爭運動現場在社交媒體進行直播。我們無法估算直播的數量是否與對傳統媒體的不信任有關、而雨傘運動時亦有電視台的直播影像。但至反修例運動爆發，部份主流傳媒對抗爭報道的編採方式已普遍引起抗爭者反感，而同情示威者一方的觀眾亦渴求看到更直接的現場畫面、而非經新聞編採剪輯過的影像。例如「721」元朗站白衣人攻擊市民事件，傳統媒體缺席現場，在報道事件時也是使用新興網媒在現場拍得的影片。
對「有圖有真相」的一代而言，直播影像貼身如戰場紀錄，為即使不在現場的觀眾製造了一種另類的「參與感」。社交媒體直播甚至可以吸引上萬人同時收看。在運動現場的拍攝者、記者以至「哨兵」在不同社交媒體、即時通訊群組等等即時發送現場資訊，令無論是否身在現場的人們都能立即掌握現場情況。在抗爭運動開始升級的階段，即使不少參與者未必對香港政治、以至抗爭訴求盡皆了然，但他們在現場、在直播、在社交媒體已經看到很多鎮壓畫面，驅使當中不少人上街。
阿琳、杰仔、樂少和大森四位導演，與大量記者一同走在現場，但他們沒有選擇以直播呈現現場畫面。抗爭者「流水」抗爭相當機動，運動現場充滿變數。打從運動初期已經如此，紀錄片工作者們已經不可能如過去一樣單打獨鬥。大森說在現場很多時只能依直覺行事。「一直以來的經驗是，怕有甚麼拍不到，然後就會拍得不好。（這次運動）只要狠心放棄拍一邊，拍另外一邊都會拍到事件。」
聽起來很講運氣。但現場瞬息萬變，就如「七一」當日上午，他們都不知道衝擊立法會行動是真是假。而到現場，跟拍「爆玻璃」的抗爭「手足」，就成了他們當日唯一目標。「如果跟拍對象是梁耀忠議員，相信又有另一個故事。」大森是拍攝團隊中較年長的一位，相比後製，他自言更喜歡親身落場拍攝。現場充滿不同的抉擇：Wide Shot 還是 Close-up、如何走位、鏡頭對準誰人……這些抉擇與進行直播記者面對的截然不同，做直播要在鏡頭前發掘在運動現場的新鮮事、同時又要在鏡頭後解說眼前情況。對大森而言，這影響了在現場時的敏銳度。「但我們可以選擇停下來在同一個位置拍攝。直播的影片結束之後，很少人會重看；但我們在現場拍下的素材經剪裁後會反覆重看與討論，再將當時紀錄下來的事整理，去講我們想表達的東西。」
但現場同時充滿恐懼。大森回憶，某次在灣仔柯布連道行人天橋採訪期間，現場氣氛似乎任何人都有機會被警察開槍射擊，縱使拍攝者們在現場冷靜克制，但他們眼前煙霧瀰漫，持槍的警察們真能分出他們與抗爭者嗎？「我開始有被射中的恐懼。」另一次則是印尼記者 Veby Indah 中槍。「她就在我旁邊。看到警察轉身舉槍，我當下想一定會打中我們這群人其中之一。只是她不幸而我比較幸運才沒有被打中，其實說不定會打中我。」該名印尼記者遭防暴警察發射懷疑橡膠子彈致右眼永久失明。
而運動現場拍攝者與行動者之間都形成了某種默契。多數示威者都不願被拍攝，並且對現場的攝影機相當敏感而厭惡——除非鏡頭屬於穿上記者反光衣的人。如果不表明身份而沒有反光衣，現場一旦出現相機、手機拍攝的動作，現場人們少不免會以粗言穢語責罵，甚至肢體衝突都時有發生。2019年8月機場示威中，有中國籍記者在現場沒有表明身份，即被現場示威者「私了」：背後原因都是示威者對不明來歷紀錄者的懷疑。而當運動發展越演越烈，武力升級之際，前線記者、攝影師與警察亦時有衝突。有現場紀錄片工作者曾被流彈擊中受傷。「認識很多行家都要去接受物理治療，後遺症也很多。衝突很貼身、也很密集，更不用說離開現場後面對的『白色恐怖』。我自己都曾經被攻擊，但又很幸運打不中要害。例如被飛到半空的汽油彈打中背脊，雖然沒有起火但全身都是電油味。中流彈我都有經驗。」說話的是樂少，一位從2010年「反高鐵運動」已經參與社運的青年。在雨傘運動期間，他一度放棄拍攝現場，索性以身佔路、並在佔領區生活。
相對肢體暴力，運動初期以來在現場已經有不安和恐懼的氣氛形成。直播影像難以將這種氛圍傳達。這份恐懼一方面由現場抗爭影像中的暴力而來：警察打人、示威者還擊等等；而對樂少等人而言，還有在現場拍攝而來的恐懼：怕被跟蹤、怕因為掌握大量現場影像反而成為指控「手足」的證據。「每次出發到現場，都沒有一個人不害怕受傷：如果在現場被槍傷眼睛呢？又如果在現場被警察捉走，那麼記憶卡內的影像素材又怎麼辦？」
於是，在兩部紀錄片公映前，他們決定掛上「香港紀錄片工作者」之名作為保護色，去保護個人微小的自由。
「但你會知道，即使關掉電腦、手機，你還是迴避不開、想親身去抗爭現場。」樂少說。
從雨傘到反送中，我們都「戇鳩」過
四位導演在傘運前已經相識並投入了紀錄片拍攝。他們亦與其他投入影像工作的青年一樣合組工作室，並在平日以各類自由身工作維持生計。
雨傘運動對四位導演而言，不只是政治啟蒙、也是一場紀錄片拍攝課。根據導演之一阿琳的說法，那時他們拍的「只是一些沒有人有興趣的紀錄短片」。雖然其中幾部作品入圍電影獎，但他們自言「不見得有多少人（對影片）感興趣」、又說傘運時他們「不知道自己在拍甚麼」。到 2019年史無前例的大型運動爆發，他們四人更為手足無措、又一再自問為何會走上街頭。
另一名導演杰仔在訪問時，多次要阿琳想清楚究竟為何要在抗爭現場舉起攝影機。「對我而言，（衝擊）立法會、中大、理大發生的事情，對我來說都有如回到（傘運時）龍和道當時自己所面對的矛盾。」金鐘龍和道在傘運期間，曾經是「和理非」「勇武」兩派抗爭者的分裂現場：衝擊不衝擊？佔路不佔路？何時進何時退？這些問題都使兩派抗爭者出現矛盾，也令杰仔苦思，一直沒有答案——直至反修例運動爆發。
阿琳在傘運後，一直不想重看當時拍攝的素材。當中的無從入手，在於她在那大批影像中只聽到自己在攝影機背後的複雜情緒。「我想不到自己其實如此懦弱。」阿琳繼續說，她無法面對自己在抗爭現場失控的情緒，以至再感受一次運動挫敗與低潮。到反修例運動爆發時，阿琳其實身在海外。這一次她心想，與其像傘運時繼續單純拍攝，不如以身體去直接參與運動。到「616」遊行前夕，梁凌杰從太古廣場墮樓身亡。同路人的死衝擊了阿琳對運動的思考，她此後再也沒有再問「為何在抗爭現場舉起攝影機」——這是她自覺在現場可以做的事情。「我很怕死。」阿琳回憶剛剛回港參與運動的時候。「如果不手持攝影機，我也不會有在抗爭現場出現的理由。」
《佔領立法會》及《理大圍城》兩片，都在阿琳的推動之下成形。傘運後的失落曾經令四人迴避社會運動，但到反修例運動爆發、抗爭者殉死之後，阿琳及其餘成員的困惑已經消散，全身投入抗爭現場的拍攝。
「那道門原來是我們的心理關口」
2019年7月1日，四人落場拍攝已經兩週。網上有風聲指「七一」當日「會有大事發生」，示威者或會借鏡台灣「太陽花學運」攻入立法會。而當日其實是香港公眾假期，立法會並沒有會議召開。如果佔領立法會行動目標是癱瘓議會運作以引起政府回應，未必能夠成立。當時反對衝擊的意見亦指，《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並未進入正式議程，貿然攻入議會將會影響士氣、甚至有被捕之危。在這一切不明朗之中，四人準備當日拍攝。
七一下午，四人留守立法會大門前，見證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在門前嘗試阻止抗爭者衝擊。影片中又或在新聞影像都看得到，抗爭者在當時用的「攻城車」其實相當原始。「可能挖地洞都比用這樣的『攻城車』衝擊更加快（攻入立法會）。」他們笑說。
衝擊行動前或開始之後，網上傳言滿天飛：很多討論指衝擊是內鬼煽動。而當日警察在立法會大樓內佈防，但一直未見有動作，即時的討論都在懷疑警方是否在擺「空城計」引抗爭者入立法會聚而殲之。總而言之，討論區的結論都指向當日參與衝擊的抗爭者「無知」、「愚蠢」、「中計」。當中甚至亦包括部份當日參與「七一」遊行的群眾。
「很多人都只考慮（行動）結果，然而過程才是『最撚緊要』。究竟當時『手足』在想甚麼？為甚麼明知是空城計都要衝擊？立法會門前（和理非及勇武派）兩派人的互動，爭議的點又是甚麼？在現場各人的情緒，才是我們想表達、引起觀眾討論的點。」他們這樣回應當時的傳言。
樂少又說，「回想當日，整場運動才剛剛起步，未有如今日一樣的『白色恐怖』。我們在傘運以來鬱悶了好幾年，很需要爆發點：那就是要打爆立法會的大門。所以當時我會堅持留在門的附近（拍攝）。」杰仔補充：「如果沒有『七一』這場『無大台』又成功的（佔領立法會）行動，『兄弟爬山』的說法可能不會如此有力。最重要的，是『夠人』（在抗爭現場）。」
當晚，警察撤出立法會後抗爭者攻入，但「佔領立法會」只持續了數小時，警察下令午夜前所有人必須離開立法會範圍。後來的事是：「立場姐姐」何桂藍在網媒直播拍下立法會佔領者「齊上齊落」的時刻。杰仔覺得，「『七一』是個大奇蹟日，建立了『手足』的身分認同。」這種「手足」的認同又何止這些時刻？除了行動者歷時一整日的衝擊行動，四個導演以至更多紀錄片工作者到達現場，在互相不知道對方拍攝對象之下互相支援、修正，這種鬆散但又密切的合作關係，正正與「無大台」行動者們的行動方式呼應。
有人說，「手足」此一「共同體」正是由此形成。四人被齊上齊落的精神感動，他們在七一的衝擊行動看到運動成功的希望。
我們和手足的距離
由「七一」「佔領立法會」到 2019 年 8 月，反修例運動事態升級，運動亦形成了新的形式：幾次大型集會、遊行以外，勇武抗爭者開始以更激烈手段在「前線」行動。同時，野貓式的抗爭與不同區域的遊行，令各區「開花」抗爭行動不絕，幾乎每日都有新的形勢及事件發生。 對我來說，這段時間中每日都對香港有新的認知。 活在 2019 年下半年的香港我仍然觀影，但每次在電影放映後、查看手機都會有令人震撼、又或憤怒的消息。
抗爭的傷痛，亦隨行動一同升級。首先是「七二一」元朗白衣人襲擊市民、繼而是少女被警察擊盲右眼、有示威者公開指在新屋嶺扣留中心被警察性侵、「十一」荃灣少年被槍傷及「雙十一」西灣河少年被槍傷，等等等等。幾乎同時，網絡上亦開始傳出連串失蹤及離奇死亡事件：「831」示威後傳出警察在太子港鐵站打死示威者、十五歲少女陳彥霖赤裸浮屍海邊，這些事件真相一直未明。及至十月初，港府動用緊急法立《禁蒙面法》，緊張形勢繼續升級。街頭上的口號，亦從「加油」發展到「反抗」、再進展到「報仇」。
2019年 11 月初科大學生周梓樂墮樓身亡後，示威者在「雙十一」發動「黎明行動」，號召罷工罷課罷市的「三罷」。抗爭者據守不同大專院校，堵塞主要交通幹道；警察因應行動，先在中文大學二號橋與抗爭者發生激烈攻防。而同時在浸會大學、城市大學及香港大學都有抗爭者與警察對峙。媒體當時焦點集中在中文大學，理工大學及毗鄰的紅磡海底隧道被堵，一開始並不特別多人關注。及至中大解圍，警察開始部署人力包圍理大。《理大圍城》紀錄片觸及的時間段其實不算長：首次公映版本主要圍繞 11月16日至18日三天內的校園內外情況。
大森一行四人，如當時一部分抗爭者一樣，都以為理大攻防會像「佔領立法會」、「中大保衛戰」一樣，最多幾天就可以全身而退了。沒想到，他們最後留了十三日。 11月18日後，四人決定放下攝影機。火光紅紅的畫面稍息、校園內卻是一片死寂。他們回憶那幾天的消息都相當可怕。而理大圍城之慘烈，阿琳等人明確意識到自己作為拍攝者與抗爭者「手足」之間無法跨過的鴻溝，一直都存在。
校園被全副武裝、裝備實彈的警察重重包圍，無法走出理大的每一個人都經歷了被困其中的絕望感。理大留守者越來越少、又沒有直播鏡頭在內，即使看不同的直播影像都無法一窺當時被困情況。理大內物質短缺、消息斷絕，被圍的人是否勇武派主力、抑或有中國大陸幹部後人，城外傳言莫衷一是；以至於校園內有人嘗試自殺、或勇武抗爭者準備與警察以死相搏等傳言亦傳遍網絡。理大外，則連日有行動希望營救理大內被困人士，同時警察對這些理大外營救者強力鎮壓，傷者枕藉。
試圖逃離理大時，阿琳回憶起留守理大初期，與「廚房佬」及「手足」的對話。他們對阿琳說：「你還可以在外面吃到飽再回家，但我都不知道明天還能不能活着走出去。」而離開理大過程中，阿琳一直想起自己相對順利離開現場，與抗爭者即使「投降」仍然被警察重重包圍、困住幾小時的分別。「我是不是真的與他們一樣呢？我希望大家有士氣、也相當想與手足走在一起、同時想抗爭運動能走下去。但我在這時一直問自己，是不是真的『手足』？」
理大圍城其後一兩個月，尚有數場大型集會、遊行發生。但到 2020年初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整場抗爭運動迅速冷卻。曾經在圍城中的人們都不願再多提，即使有進入現場救援的人之中都有不少背負深重愧疚。四人覺得，警察最厲害的地方，是令一般參與者此後對於參與運動相當害怕。「又或者像某些『手足』一些不願意去面對。」他們感受到自己以至他人都被挫敗感包圍。樂少曾與一些「手足」提及正在進行《理大圍城》的紀錄片製作，原本有講有笑的人們都面色一沉。「其中一人說，最好不要再提這件事了——他覺得理大圍城之後，整場運動已經完結。」
《理大圍城》將近尾聲時有如此一幕：中學校長團正在將受困理大校園的學生帶走。一個年輕抗爭者不想離開、但又無法承受再留的壓力，掙扎是否要跟校長團離開理大。比這年輕人稍為年長的抗爭者上前安慰，但少年難掩無法與「手足」留守的自責。他離開畫面與校園，仍然留下的抗爭者以拳頭拳擊幾下冰冷的紅磚牆壁。
紀錄片不止是對事實的紀錄
杰仔說相對《佔》，《理大圍城》更大程度被現實情況考慮影響剪接：警方以至港府打從開始就將事件定性為「暴動」，因為法律風險，四人處理影像素材要更小心。另一方面，對抗爭醜陋一面的呈現又要如何拿揑？最後他們唯有將未完成的紀錄片放到觀眾眼前，看觀眾有何反應再作修改。「每個參與者都要為自己行為負責任，只不過在現場每個人都在試：要跟校長步出理大前門樓梯？還是人留下來，自己想辦法衝出去？沒有答案，我們當時和現場的人一樣很困擾，但再困擾再害怕都要想方法離開。做這部電影（《理大圍城》），會希望不在場的人都能經歷其中。」
而首映後八個月間，阿琳等人至少修改過影片三次，但都僅止於 11月18日晚一眾中學校長帶走年輕示威者、並以文字帶過後續發展作結。初看電影的第一個版本，會感覺剪接其實未完成，但影片的混亂與不完整，或多或少都反映了四人團隊對事件的困惑。阿琳說剪接時最難受的，是自己的情緒未處理好，四人亦會因為剪接問題而爭執。「電影會對運動（發展）帶來傷害也說不定，很影響（抗爭者）士氣。甚至想過影片出來的結果是，原來會令一些人對抗爭有負面印象，最終選擇不會再站出來（行動）也說不定。」阿琳認為如果將運動醜陋的一面挖掘太深，這會是最差的結果。「不是每位觀眾都消化得到，對社會運動的負面情緒會爆發出來。」
而確實，他們記得在放映之初，有觀眾無法接受電影處理憤而離場。四人一開始會感到觀眾是想要在戲院再找尋自己期望之中對理大事件的認知，因此會有觀眾對團隊剪接的影片感到不滿。
樂少在理大解圍後，對有曾經被困者再回到現場感到驚奇。「為甚麼他們仍然願意再走進去，還看起來如此輕鬆自如？」然而他們對照沒有被困過的電影觀眾、與親歷其境者，後者的反應通常出奇的平靜。四人團隊觀察不同觀眾的反應：中老年觀眾會特別感觸，但反而年輕人觀看時，相對更有平常心、甚至會笑。他們想，可能他們心目中親歷被圍困的日子更為難過、又或比起他們部分人身上背負的官司、傷痕，影像的殘酷都已經不算是甚麼了。杰仔覺得，能夠進場看電影的「手足」，都已經越過了自己的心理關口去面對事件。更大的擔心是不願談論的「手足」——是否進場是其次，但他們現在過得怎樣？才是更需要關心的事情。
香港人如此善忘，當下發生的事件已叫人應接不暇：疫情此起彼落、《港區國安法》立法、政治鎮壓一波接一波、以至抗爭領袖流亡、「十二港人」仍然身陷囹圄……觀眾們經歷變化，到了今日再看《佔》《理》兩片，看到的又會是甚麼？
在《國安法》陰影下的「香港紀錄片工作者」行動小組
《國安法》實施後不久，我再次與四位導演見面。
訪問中，工作室眾人都正忙於準備《佔領立法會》放映用的新拷貝。我再沒有感覺到前幾次訪問的不安氣氛：過去幾次訪問他們的情緒狀況各異，反修例運動抗爭因為疫情而停頓，多少令他們很焦慮。而他們回憶起拍攝情況時甚至會有情緒失控、需要暫停訪問的時刻。他們又會自忖說錯了話，常會想修正自己的說法。
預視到未來的更多問題，從一開始他們就為電影導演欄掛上「香港紀錄片工作者」之名：他們一來憂心電影上映時社會狀況惡化、同時亦想隱姓埋名以獲取更多的自由。他們在初時就連映後問答環節也不願出席，只在座席上聽觀眾對着空椅子分享感受。
而他們一直擔心的事正逐一發生：《港區國安法》實施後，《佔》《理》被電檢當局命令加上警告字句。而《佔》其中一個畫面，展示了一名示威者向展示五星紅旗的直升機舉起中指：他們徵詢法律人士對這畫面的法律風險，「放心吧，」杰仔說他們得到的答案：「一定會中招（觸犯《港區國安法》）。」
但這幾個月也不是沒有好事發生。《佔領立法會》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五強、《理大圍城》則在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節（IDFA）進入主競賽單元，分別在外地展映。「打國際線重要，讓其他國家觀眾看到也很重要。」但他們對此並不感到特別興奮， 因為眼前還有很多事要做。香港藝術中心放映的《佔》《理》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更是一票難求，一次開售後旋即有三千餘人在售票平台網站排隊候補——但兩片仍然無法得到商業院線放映機會。於是更多放映方式的探索出現：四人開始與其他社區組織一同舉辦從數人到十數人不等的小型放映，小規模觀影反而令他們更深入與觀眾交流，他們異口同聲表示這種交流更有意義，「這樣令觀眾和我們之間更平等地看待對方。」
每當團隊其他成員提及大森，總說他在映後分享時會比其他抗爭親歷者更激動、更多感觸落淚的時刻，反而要其他人安慰。樂少笑說大森「像一個父親一樣關心『手足』」。大森依然有拍攝議題式紀錄片、樂少在反修例運動沉寂後則再沒有在工作以外時間拍攝社會運動的影像，「疫情之下也拍不到」。樂少自言其實自己仍未從 2019年的事件中回復過來，卻同時等待反抗運動再臨。阿琳和杰仔則準備為一部二人合導、拍竣數年的作品作最後剪裁——這次他們倆可以用真實姓名示人。
近來身邊很多人會談及是否想離開香港。尤其在香港電台《鏗鏘集》編導蔡玉玲因以車牌查冊進行調查報道、卻被警方控以虛假陳述罪拘捕之後：社會運動冷卻、政治氣氛低壓，他們會擔心因為拍攝而被警察拘捕嗎？四人談到這裏，除了分享身邊朋友、同事移民情況，也表明心跡：他們不想離開香港。
「不是有希望才去做，而是感到絕望時都要去做。」阿琳說《港區國安法》出台後，長久以來自己的不安感反而慢慢消失：抗爭成本越來越高的今日，自己手上的攝影機已經成為有力的武器：呈現真實的武器。「我們還有很多方法的行動未做過。帶着『香港紀錄片工作者』的身份，一直努力到無法做下去為止，才去想（是否離開香港）吧。」
「離不離開、絕望與否，現在問這些問題，都問得太早了。」
（阿琳、杰仔、樂少、大森為化名，鳴謝影意志、Elson、Curtis 協助，影評人 Mike Kwan，許雅舒導演提供了文中不少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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