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
1月29日，一条发布了文章《媒体不死！武汉一线记者口述实录》，获得了广泛关注，特别是武汉人敖慕麟，他作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在疫情爆发之际，第一时间在当地进行采访。
没想到，其实在文章发布前两天，敖慕麟一家三口就相继出现新冠肺炎的病症，患病早期，他们和大多数在武汉本地的患者一样，经历了看病难、确诊难、入院难的困境。而敖慕麟本人，也成为首位，从感染病毒到逐渐康复的一线新闻工作者。目前，慕麟和妈妈正在家中隔离，而爸爸仍然留在ICU病房。几天前，我们和敖慕麟取得联系，那天刚好是他父亲的生日，他说：“现在最希望是爸爸能够康复回家，之后给他补办一顿生日宴。”
自述敖慕麟编辑莫竣威
1月23日封城后，武汉天气冻得厉害。白天气温跌至接近零度，而且还不时下雨，这种湿冷下，体感的温度可能比零度还要低。
也就是这一天，我开始作为香港凤凰卫视的特约记者，为他们做了一段时间的前线采访报道，主要关注封城后，整个市面的各种情况。
我是武汉人，这里是我的家乡。其实我在2016年已经离开凤凰卫视了，这次武汉封城以后，是前同事联系我，希望我可以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协助他们做一些武汉市面的现场报道。
我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了差不多10年，之前在台里做过港闻记者，后来担任新闻主编一职，主要负责凤凰卫视资讯台的新闻节目策划和统筹。当世界各地的新闻事件发生时，我们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协调前线记者和台里各部门，全方位地把新闻现场，第一时间呈现给观众。比如2011年本·拉登之死、2014年馬航MH370失踪事件、2015年的巴黎连环恐襲等等，我都参与过新闻节目的策划工作。
所以对于采访报道，我一点也不陌生。武汉封城后的前两天，都是我自己拿着自拍杆、手机，一个人在街上完成。之后几经周折，我联络到一位摄影师刘亦农，我们就组成了一个报道小分队：我负责采访出镜，阿农负责摄影，我爸帮我开车。
我们主要关注武汉封城之初，市面交通和生活的状况。那天下着小雨，市面上人很少，当时连接江岸区和武昌区的长江隧道关闭了，我站在宽广的武汉大道，偶尔看到有车辆飞驰而过，路面有点湿滑，地面的反光映着几个大字：“出城通道封闭，敬请谅解”。这就是武汉大年除夕的傍晚。
另一个是去了解物资供应情况，我去了麦德龙超市，也去了几家药房，起初口罩药物还是相对充足的，我采访了药店的老板，他卖的一次性外科口罩50个/盒，50块，他就对我说了一句，这个价格肯定跟平时一样，我们关键的时候肯定不会“发国难财”。
武汉市已经出台了规定，所有市民在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对于不听劝阻的人，可以向相关部门进行举报。但我在药房看到还有极个别的市民是不愿意戴口罩的：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叔，他排队的时候就没有戴口罩，在他旁边的人就不停地用武汉话劝她把口罩戴上，但是这个大叔就一直站在那儿不动。
总之，武汉这个城市，是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状态。
在特约记者这个身份之外，我只是个普通的武汉市民。我并不是专门过来武汉做采访的，仅有的外出防护装备就只有口罩，你说完全不担心自己会感染上新冠肺炎，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在选定采访地点的时候，已经非常谨慎：不去医院，尽量选择人流不太密集、比较通风的地方，工作回家后第一时间进行全身消毒。
没想到这样，还是受到了感染。
“如何感染、在哪里感染，
我完全没有任何头绪”
1月26号天气依然不好，自己的身体特别冷，也感觉有点累。这几天，手机、电脑、电视等一切媒介，关于疫情的信息密集轰炸。我想每个在武汉的人，心里都会默默问自己，我得了吗？我有可能得吗？
母亲告诉我，她感觉自己有一点发热。用体温计测过体温发现超过了37度。我马上警觉了起来，当时我让他先服用了一些退烧药，回房间进行休息。
1月27日很多人响应微信群的号召，在家自发打开窗户，高唱国歌、高叫口号，一声声凄厉的叫喊“武汉加油”、“武汉加油”回荡在夜幕之下，悲壮又动容。后来这种行为是被劝止了，因为大家都对着室外大声呼喊，会增加受感染的风险。
当天凌晨，终于连我也开始出现发烧的症状。
我们有担心，但没有恐慌。初期，我和母亲的症状都比较轻，只有轻度的发烧。甚至有一天晚上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但测了一下体温依然是37度以上。鉴于我们知道武汉市的前线医疗非常紧张，任何一间医院的发热门诊，都处于爆满状态，所以我们不敢贸贸然去医院，打算先自我在家隔离，一日三餐就由父亲负责。
对于如何感染、在哪里感染，我完全没有任何头绪。我试图回想走过的地方、见过的人，但始终我们不知道敌人在哪，它到底有多大规模，也不完全清楚它的传播途径。
武汉封城后，与摄影师在武汉街头采访
冒着风险出去采访，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需要把信息传递出去，这是责任，然后就这么去做了。也不存在我有多么勇敢或者是怕不怕受感染。现在想起来，即便我不出去，待在家里，是不是也有可能因为购买日常物资，感染这个病毒呢？我觉得都有可能。
直到28号左右，我父亲也开始发热，并伴有肌肉酸痛和全身乏力这些新冠肺炎的典型症状。我开始变得非常担心。我无法判断，接下来的病情会如何发展？我们一家人会怎么样？
“没有床位、120救护车要等4小时，
我真的等不起”
父亲的情况比较严重，我需要想办法作进一步的检查和确诊，但当时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有很大部分人因为对疫情不了解，心里恐慌，一旦出现任何病症，都跑去定点医院希望做个检查，多家大型医院的发热门诊，排队等待的人已经从室内排到室外。
而我记得在之前采访中曾经报道过一则这样的消息：为了缓解前线的医疗压力，武汉发动社区卫生院对发热市民进行筛查，如发现有新冠肺炎疑似或严重病例，才会转诊到上一级的定点医院进行收治。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先去街道的卫生院做检查。29号早上我们一家人开车过去，大概10分钟就到了。这里地方不大，就两层楼，但比起定点医院，这里排队的人不算多，我目测大概十几个左右吧，而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已经穿上了防护服。
因为这是武汉肺炎爆发以来，我第一次进入医疗结构，可能出于职业的本能驱使，我还询问了一下护士们的工作状态和物资情况。她们当时回答说情况还好。
街道卫生院的医疗设备有限，我们只拍了X光，做了血常规的检测。因为人不多，不到半个小时就拿到了结果，显示三人血常规的指标存在异常，我和我母亲的问题稍微轻一点，而我父亲当场就已经是被医生要求说，必须要作进一步的检查。
如果按照标准的流程，我父亲这时候应该由街道卫生院安排，统一组织转送到定点医院接受诊治。但是医生直接告诉我：“医院转运的交通工具是120，因为运力不足，如果你们要等，起码4小时。”
我觉得我等不起，即便到了医院，也需要排队做检查，在不了解定点医院的情况下，我不想冒着交叉感染的风险去医院排队。所以我在卫生院开了一点奥司他韦，也就是达菲，一种流感的特效药，之后去药店买点阿莫西林、一些中成药，解毒胶囊之类的。然后先自行回家休息。
当天晚上，我父亲的情况不是很理想，身体变得虚弱。在我不断打听之下，终于了解到武汉第三医院光谷院区，可以做CT，人也不多。我家住在汉口，医院在武昌，当天晚上我们就开车，从城市的一端到另一端去做检查。
晚上医院的人不算多，很快就轮到我们。我记得当时为我检查的医生，他的防护服上写了他的姓名和三个字：萌萌哒。也许是医护人员之间，在互相鼓舞士气的一种方式吧。
CT的结果显示我们一家三口肺部都有感染，父母是双肺感染，我是单肺感染。医生说父亲的情况必须马上入院治疗。但是他们这里没有床位，没办法收治。我们只能按照医生开的处方去买药、去吃药，按照医嘱三天后复诊。
从1月30日到2月1日这三天，一家人都待在家中自我隔离。一个人待在一个房间，在家都戴着口罩。饭菜都是自己做自己的，然后各自端到房间里面自己吃，尽量避免近距离的接触和交流。
这三天我也尝试去联系一些医院和朋友，看是能否为父亲争取到入院的床位。但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只做了CT，还没有确诊。因为按照当时的流程，只有核酸检测呈阳性，才能确诊为新型肺炎，才有资格住院。但各种消息都在告诉我们，做检测的资格很紧俏。
三天后也就是2月1日，我们再到医院复诊，照了CT也查了血。显示我和父亲的感染面积仍在扩大。医生还是要求我父亲马上住院，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床位，最后我们也就只能够接受输液治疗。
“从有希望到失望
我筋疲力尽，但没有绝望”
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到了这样一个无助的地步。
眼看父亲身体越来越虚弱，我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尝试找原来的同事和朋友，跟他们讲了我自己的经历和情况。看能不能找到相关资源可以让父亲住进医院。
“医生建议我父亲因指标较危急，需住院。恳请领导联络有关医疗资源，安排我父亲入院，万分感谢。”
从2月1日当晚8点开始一直到半夜，我的求助信息一直被不同的人在朋友圈转发：有朋友、有老同学，还有网络上的大v账号，很多媒体同行把我的求助信息转发到微博，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港台媒体机构如《明报》、《HK01》、《中时电子报》在第二天的报刊中也转载了我的经历。
之后我的手机一直在响，打到都快没电了；微信上不停地有好友给我发来消息和慰问，也有很多人添加我好友，因为消息太多，连里面的新消息提示都不显示数字了，直接是三个点，根本回不过来。
朋友们很热心，给我发来了很多他们所知道的消息。不少人告诉我蔡甸区的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刚刚完成新改造，有600-700张床位，专门收治肺炎病人，那边也可以做到核酸检测，还附上了联络电话。
我拨打了医院那边的座机，但根本没人接听。但眼下的情况，已经不容许我再等了。我决定第二天还是先去医院那边试一试。
2月2日，早上10点我们就到了那边。发热门诊已经是人满为患了，走道上密密麻麻全部是人，很多患者只能在室外进行输液，也有人在露天的环境下等待入院。那天武汉的气温大概8度左右，风很大。我亲眼看见一个年纪较大的女士，她坐在轮椅上，身上盖着几层很厚的被子，就在室外等着，可能在等待安排床位，不知道等了多长时间。
要做核酸检测，就必须先挂号，但医院没有人工挂号窗口，只能通过自助挂号机去完成。我让爸妈先留在车里面等我，我一个人去排队。
发热门诊的自助挂号机就在室外门口处，当时只有十几个人在我面前排队。但是，整条队就一直僵持着，根本没有动过。我也不敢走开，因为只有这个办法可以挂上号，哪怕做到核酸检测，已经算是一个进步了。
武汉某医院的候诊大厅（图片来源：向凯）
然而，我从早上10点多一直排到下午3点，超过四个小时，这个机器就没有一个号放出来。我身边全部是发热病人，他们都在那儿等着放号。排在我前面的人逐渐离开，直到我站在队伍最前面的一对夫妻后，他们两个人就这样轮流地，在机器面前不停地去点击屏幕，不断地刷新页面，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拿到号去看病。但四个小时，没有任何收获。
后来我了解到，因为病人太多，医院根本没办法消化，所以当日后续再也没有继续放号了。
虽然我没有绝望，就这样在户外白白折腾了一天，我没有拿到号，也没有得到确诊，更谈不上什么治疗。真的让我很沮丧，很彷徨。加上我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当时终于体会到什么是筋疲力尽。
我没有任何想法，只想赶紧回家休息，吃点东西补充体力，再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无奈之下，我只有再一次向朋友们寻求帮助。
当晚又再有新一轮的信息不断涌过来。但我实在太累了，已经接不动电话，后来我的大学同学帮我做对接。当中有很多朋友在外地发来消息，不过他们并不了解武汉的情况，就像今天的遭遇一样，那些医院是接诊的，但需要碰运气，需要等。很显然，我父亲当时的情况，已经不适合这样了。
庆幸的是，这天终于联系到比较明确的核酸检测和入院信息，2月3日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医院做了检测。当时我父亲的检测结果是阳性，直接被收入院，而我和母亲是轻症，只需回家自我隔离，按时服药治疗。
我和母亲自行康复，
父亲却仍然在ICU接受治疗
就这样，这段时间我和母亲一直留在家里按时服药，正常生活。目前体温已经恢复正常并维持两个礼拜了。其他症状也慢慢消失。
2月15日，我们和她的最新核酸检测结果依然为阴性，证明呼吸道现在未监测到有病毒。不过湖北在12日改变了新冠肺炎的确诊标准，将临床诊断病例纳入确诊病例，所以根据CT复查结果，我是被确诊患上新型肺炎了。
最近，区里的相关部门经常打电话来询问我家人的身体情况。每次打来都问同样的问题，我问做这些统计后续是否会有配套的支援安排？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三番五次同一个部门问同一个问题？
对方回答说：“会上报等上面安排，是上面领导让打的。”封城已经接近一个月了，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力资源花费在这样的统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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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慕麟家窗外的风景，楼下是一排排停使的公交车
这段时间小区已经开始封闭管理了，外人不让进，居民要凭证出入，并且限制出行次数。购买物资很不方便。前几天通过微信，向菜贩订了一些蔬菜，无鱼无肉，148元，包括4元一斤的大白菜、15元一斤的葱蒜、10元一斤的小葱和青椒和1.5元一个的鸡蛋。价格都比平时至少翻了一番。街边小店一壶没有任何包装和生产信息的5斤装酒精售价138元。
非常时期，涨价可以理解，但若果这成为常态，我想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负担得到的。
我家状态最好的是叫“中秋”的泰迪，她一如即往地爱恋她的球。只是不知道每天可怜巴巴蹲门口，似乎期待着我带他去楼下溜溜。
这段时间，我非常感谢老东家凤凰的领导和同事们提供的各种帮助和支援，以及母校人大的师长、校友和同学们的关心。就连在香港同居过三年没怎么正常讲过话的女室友，现在每天都给我发一大段信息，介绍香港抢厕纸的战况，给我鼓励为我祝福，真的很感动。我想那三年我们讲过的说话加起来，都没有这两周说得多。
今天是（2月18日），是我父亲59岁的生日。我祝他生日快乐，虽然他现在在病房里听不到，但我希望他能够度过这一个难关，回家后，我们一起吃饭，这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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