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第十五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於去年尾揭曉,散文組雙年獎由孔慧怡奪得,得獎作《不帶感傷的回憶》記錄了作者與不同文化人交往的故事,她在一九八○年代初期認識了一些文化和出版界的前輩,後來加入中文大學,出掌翻譯研究中心,與上一代的學者建立深厚的友誼。
訪問地點約在大埔的綠匯學苑,由孔慧怡推介,她笑說:「我想讓多點人認識這個地方,所以常常約朋友在這裏碰頭。」綠匯學苑的前身是舊大埔警署,建築物保留了眾多特色,包括用作降溫的遊廊和百葉窗設計,採用筒瓦及片瓦、以本地建築方法興建的中式木屋頂結構等。我們在「慧食堂」餐廳坐下來,點了兩杯有機茶,開始聊天。
以文字傳遞人物個性
問到孔慧怡的得獎感受,她說非常驚訝,皆因當初寫成一本書,算是無心插柳。她引用了希拉里.曼特爾(Hilary Mantel)的話:「動筆寫作以前,我們不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麼,只能努力嘗試;到看出了潛能,願景就會隨着變大。但只要把願景訴諸文字,還是得一口氣接一口氣地寫,一行又一行。」
她說,本來只打算寫兩三篇,觸動她寫作的原因是幾個同輩的朋友意外早逝,後來稿子在《城市文藝》發表後,主編梅子不斷勸她寫下去,這就成了她回顧與那些老前輩交往的誘因。除了梅子,另一個要多謝的人,是出版社編輯林道群,二人在一次書展偶然相遇,他提議將她的文章結集成書。成書後,孔慧怡特別請來張曼儀為她寫序,張曼儀是她在香港大學念書時最熟悉的導師,也是她極為敬佩的人。張曼儀在代序上寫到:「這本書憶念當代十六位已逝去的文化人……這些人物都是一時俊彥,其中十位是殿堂級的翻譯家:從庚子賠款留美的前清旗人楊宗翰到本港翻譯界熟悉的喬志高、宋淇、劉殿爵,到美國的漢學家華茲生,到前幾年離世的張佩瑤,全是現當代翻譯史不能遺漏的角色。」
「我記得頭兩篇寫的是也斯和黃兆傑,一開始寫的篇幅較短,後來知道要長時間寫下去,我便想它的作用是什麼,既然有這個機會,我想把人物的個性傳遞出來,於是在每一章也添加了不少內容。」以劉殿爵為例,在孔慧怡的筆下,其鬼馬調皮的個性躍然紙上。
D.C. Lau的幽默與頑皮
在〈劉殿爵:金雞獨立〉一章中,孔慧怡甫開首便把劉教授孩子氣的一面呈現出來:「一個初秋的傍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大門外站着兩個人,男的六十多歲,世界知名學者,女的剛三十出頭,學術界的初生之犢。兩人一起倒數:『三、二、一,開始』,每人提起一隻腳,比賽誰的金雞獨立能耐更強。」(頁一○一)
根據書中所述,但凡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香港大學念翻譯的學生,都會知道D. C. Lau的名字,因為他的英譯《孟子》和原文一起高高列在一年級學生的書單中。戴着「知名學者」這頂光環,不免會被人當作是不苟言笑的嚴肅書生,然而,透過孔慧怡的文字紀錄,我們得以窺探鼎鼎大名的D. C. Lau鮮為人知的一面。例如他很喜歡跟別人說學術界的趣聞,其中一宗是這樣的:
「英國的垃圾桶有四尺高,放在屋外,便於政府垃圾車收集。愛丁堡大學John Scott的太太身材嬌小,但說話比較囉嗦。有一天不知何事,他忽然覺得煩不過來,把太太抱起來,走到屋外,拉開垃圾桶蓋,雙手把太太舉起,放進桶裏,把蓋蓋上,說一句:『這才是你的地方。』自己跑回屋裏去。」(頁一二○)
除了和別人談笑風生外,劉殿爵不時會和作者討論文學,有一回他問她怎麼看晏幾道的「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臨江仙》最後兩句;這首詞是作者追憶他第一次和歌伎小蘋相見的情况)。她回答說:「是說當月亮很好,小蘋三更半夜才離開他家。」沒想到劉殿爵反問:「如果『明月』和『彩雲』都是人名呢?」這席話猶如當頭棒喝,令她想深了一層:「十多歲的歌伎獨來獨往,在當時的社會說得過去嗎?假如是明月、彩雲和小蘋三人應邀到晏家,筵席過後明月提着燈籠和彩雲一起離開,那就是說小蘋當晚沒有走。」(頁一一七)與劉殿爵相識一場,孔慧怡從他身上深深地體會到「做學問要博大精深,過日子要簡簡單單」的生活哲理。
用三個字改變她一生
十六人當中,影響作者最深的人,非黃兆傑莫屬。
那時候,孔慧怡念中六,還不知道有黃兆傑這個人的存在。那年,她們學校的戲劇表演選了一部名為《萬世師表》的中文戲,內容講一個中文老師在抗日戰爭中彰顯氣節的故事。學校要求這部戲要有個英文名字,然而,「萬世師表」四個字包含兩千多年儒家傳統和讀書人的理念,一眾老師都不敢輕舉妄動,只出了一個臨時劇名:「An Ideal Teacher」,這三個字顯然難登大雅之堂,有人便建議找外援,把難題送到港大中文系的翻譯專家那兒。(頁一八八)
這道難題最後落到黃兆傑博士的手中,他將「萬世師表」妙譯成「An Undefiled Heritage」,令孔慧怡驚喜萬分,把它比喻成一道「文化魔法」。馮睎乾後來發現,這道神來之筆可能內有乾坤:黃兆傑出身男拔萃,「An Undefiled Heritage」則是來自校歌的一句歌詞。不論如何,少女時代的孔慧怡,就這樣得知大學有一門叫「翻譯」的學科,後來她考入翻譯系,走上翻譯研究的路,短短三個英文字影響了她的一生,難怪她形容黃兆傑是一隻輕拍翅膀的蝴蝶,把她推往事業的起點。(頁一九一)
提起黃兆傑,孔慧怡帶點惋惜地說:「他從不知道這個小故事,我第一次提起,是他彌留之際。我和他一個後來成了我同事的學生,一起去醫院探望他,那時他已經昏迷了,同場還有兩個他比較後期的學生,大家一起分享如何認識他,我才說起這件事。」
學習翻譯的法則
孔慧怡是一個很喜歡學習法則的人,她說:「所有遊戲的玩法,我都願意去學,但之後我便會很快失去興趣,因為我對輸贏沒太大感覺。當年劉教授說要教我捉圍棋,我常在一旁看他和其他人捉棋,卻覺得這個遊戲沒有樂趣。」翻譯這一門學科,雖然有很多規則,偏偏能令她樂此不疲。
念了翻譯科後,孔慧怡發現語內翻譯(intralingual translation)比較好玩,她說:
「很多東西不能直接對譯,例如顏色。在中國文化中,紅色象徵吉祥,但在西方文化中,紅色卻是代表危險。但是,我們要留意文化也會隨着時代而改變,像很多唐朝的鬼古中,裏面的美女是穿着青衣來結婚的,因此紅色也並非向來都是屬於喜慶的顏色。此外,古人眼中的黃色,在我們現在的角度來看,可能是啡色,因為當時他們沒有啡色這個字來表達。」她又補充:「香港是一個雙語城市,一說翻譯容易令人直接聯想到中英對譯,但其實早期香港與國內開會也需要即時傳譯,就是廣東話與普通話。」
孔慧怡出道不久就進駐中大翻譯研究中心,以她三十出頭之齡來說可謂非同凡響。書中提到,在一九八七年的春天,她戰戰兢兢地踏入宋家,與中心的前主管宋淇見面。在作者眼中,宋淇是個厲害的人物,他在創校校長李卓敏時代影響力甚大,因為他的職位不在一般編制中,只需直接向校長負責。見面時,宋淇問了她一句:「你覺得Jane Austen怎麼樣?」孔慧怡回答:「她倒真的可以用『愛』字來形容:我十五歲看完了她所有作品。」宋先生聽罷眼睛一亮說:「我是如假包換的『珍迷』,怎麼你比我還早看完她的書!」一開始緊張不安的氣氛頓時煙消雲散,二人如覓知音般,講了一個鐘頭Jane Austen。
「很多人看完這本書,看到裏面記錄了許多對話,便以為我的記性很好。其實不是的。我以前常常嘗試寫日記,每次寫了兩天就停,我在文章中引用的對話,其實都引起了我一系列的情緒,如開心、感動、驚訝、憤怒等,這些感覺和場景我必定記得,我的腦袋就像一部照相機,將一個個畫面定格。」
寫過投訴信給校長
談到在中大的二十年工作生涯,孔慧怡說一開始就像打仗一般。「我的職位有點麻煩,身兼多職,除了要教書,又是研究中心的主管,更是《譯叢》的主編,當時《譯叢》嚴重脫期,加上在翻譯系教書又遇到不少行政、學生問題。」說到這裏,她哭笑不得地說:「學生的問題很有趣,我試過連續兩三年都有學生跟我說,老師我上不到你九時半的課,因為我住得遠,坐車會遲到啊。我聽完呆了,當年我住大埔,還不是準時上在香港大學八時半的課!」
第一年做三份工,孔慧怡忙到透不過氣,試過寫一首英文詩作投訴信給校長高錕,其中一句的意思是「我現在的時薪只比菲律賓傭人好一點點而已」(On an hourly basis I am paid/ just a little better than a Filipina maid)。校長看了那首詩,孔慧怡才開始「甩難」,學校減輕了她教學上的職務,她也為自己定下目標,在十年內完成已經開展的中國翻譯史研究,推動國際交流,然後在五十歲生日以前遞交辭職信。
孔慧怡說到做到,遞了辭職信以後,自二○○七年起,她便隨丈夫移居英國,兩人於小鎮梳士巴利(Salisbury)買了一間房子,過着悠閒的退休生活。然而,他們都對香港依依不捨,於是決定未來的日子兩邊走,每逢冬天就會回香港探望親友。談到退休生活,她說:「一開始我覺得自己做牛做馬了二十年,很想純粹地去旅行,體驗一下作為一個遊人看到的風景,而不是我做學者時,被人指派我去看特定的景點。」頭幾年,她和丈夫去了歐洲不同地方旅遊,又閱讀了大量偵探書、歷史書,後來覺得悶了,二人又分別寫書。
不帶感傷的回憶
《不帶感傷的回憶》這個書名,意味着這本書「不是哀傷的追悼,而是快樂光影的回味」,孔慧怡說:「這個世界有那麼多人,如果兩個人能夠相遇而且做到朋友,就已經是一件很開心的事。」然而,她始終心存遺憾:「我覺得我跟每位朋友都見得不夠多,每次想起馬悅然過世,我都很後悔那時沒有飛過去見他一面,如果我再努力一點,就能見到他了。近年我的母親身體變差,我每次來香港都要照顧母親,與朋友碰頭的機會也少了。」
詩人北島曾說:「人在的時候,以為總有機會,其實人生是減法,見一面少一面。」慶幸孔慧怡以文字如照相機般,近距離為昔日的文壇明星以及他們的時代,拍下一張張大特寫。目前,她已開展了另一個寫作計劃,寫大埔社區的歷史,期望在二○二一年完成著作,出版一本屬於香港的故事。
info:孔慧怡
香港出生,倫敦大學哲學博士。一九八六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出掌翻譯研究中心,兼任國際刊物《譯叢》主編,歷時二十年,其間推動國際學人研究亞洲翻譯傳統,又以史料先行的方針重寫兩千多年的中國翻譯史,同時亦以英譯中國文學見重於漢學界,並多年從事文藝創作。十年前離開學術界,尋找個人空間。著有《不帶感傷的回憶》、《五四婚姻:女方的故事》、《遨遊江海:郵輪、河輪文化之旅》等。
文//柯美君
編輯//關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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