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自由亚洲
中共应对病毒性肺炎的火神山医院在武汉开张了。“火神山”从开工到竣工，只用了十天时间，其神速不仅让西方世界瞠目结舌，更让爱国粉丝山呼“共产党万岁”。爱国粉丝们不愿承认的是，正是这个“万岁党”，导致了武汉疫情大爆发。
清华大学因言获罪而被降级停职、留校察看的良心教授许章润先生，昨天在微信上广传一篇新作“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该文总结了武汉疫情中的中共体制之疾，字字珠玑、针针见血。他说，垄断一切、定于一尊的“组织性失序”和只对上负责的“制度性无能”，包括孜孜于“保江山”的一己之私而置亿万国民于水火的政体“道德性败坏”，致使人祸大于天灾，在将政体的德性暴露无遗之际，抖露了前所未有的体制性虚弱。诡异的是，在微信被严密监管大规模删帖之际，这篇文章居然没被立即删除，令人匪夷所思！
本作者也试图从封锁信息、零纠错机制和迷信党权等几个方面分析北京政府在处理武汉疫情问题上显示出来的习近平体制之弊端。本文之所以用习近平体制来概括当前的中共体制，是因为这个体制的弊端早已超过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当政时的中共体制弊端，有些方面和毛泽东时代有得一拼。习近平的一些理念，经过王沪宁等智囊的包装已经融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体制。在武汉疫情的冲击下，这个体制已被剥去华丽的外表，进一步露出其中的败絮。
譬如，封锁信息、管制言论、操控舆论，历来是习近平体制的重要构成，而武汉肺炎的发端与扩散，盖源于此。从武汉疫情披露之初，北京当局试图掩盖真相，瞒天过海；当疫情快速扩散时，当局更是强化信息封锁和舆论管制。“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习近平在神隐几天露面后，继续一如既往地重弹其老调，强调“稳定”社会与市场的重要性，提出“加强网络媒体管控”、“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等等。就是在他的指示下，网络上一些有真材实料的帖子纷纷被拉黑。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包括财新、财经、澎湃、三联生活周刊、界面等在内的媒体，都接到了中共中宣部的指令，对相关武汉的报导进行审查。此外当局对社媒加强监控，停号封号封群，甚至动用治安力量，追查写手，导致记者不能报道、媒体不敢说话，人人自危。
中共的这些举动彻底挤压断送了本来可以使该体制认识错误纠正错误的机会，致使疫情迅速扩散成为必然。北京当局其实有几个机会可以果断采取措施把疫情扑灭在萌芽状态中。第一个机会就是12月初第一个武汉肺炎感染者出现之时；第二个机会是12月下旬，武汉的医疗圈子里八位医生发出警告，却被武汉警方约谈并惩处，称他们传播有关流行病的“未经核实的信息”；第三个机会就是1月上旬和中旬，肺炎人传人的恶讯，按照武汉市长的说法，已经上报给中央，但中央没有反应。到了1月20日钟南山出来说话时，一切反应都已经晚了。北京当局一而再再而三错失纠正错误的机会。这是习近平体制中固有的零纠错机制在起作用。
习近平体制中的零纠错机制，和习近平本人迷信至高无上的党权，迷信自己的“一尊”与核心地位密切相关，也和全党盲从他的“一尊”与核心地位密切相关。习近平体制中的“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过去的几年中，几乎压制了所有可以说真话可以披露真相的记者、学者、律师、自媒体、非政府组织等，习近平的周围只剩下对他阿谀奉承的亲信和学者。从武汉疫情发端开始，民众就看到，偌大一个1000多万人口的武汉市，连个像样的官员都没有，只有对上级唯唯诺诺、不顾底层民众死活的党政干部；民众还看到这些官员在灾情面前的低能、无效、无知、不作为、推诿责任、报喜不报忧等种种劣行。
总之，习近平体制是造成武汉灾难的重大原因，也是造成民怨滔天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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