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公历二〇一九）注定是个不让当局省心的年份，中国将迎来多个历史纪念日，除了中共建政七十周年，“六四”事件三十周年，达赖喇嘛出走六十周年等等，还有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在中美贸易战和陷于国际社会孤立的大背景下，中共当局面临的内外形势十分严峻，党内国内矛盾激化，维稳保政权成为第一要务。这也令原本难以自圆其说的执政理论，演化为意识形态上的精神分裂，出现了种种百年罕见之怪现象。
怪象一：北京大学打压学生
没有胡适、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没有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氛围，五四运动很可能不会发生。胡适一直认为这是思想运动政治化，主张将两个运动加以区分。
按中共官方史学的说法：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北大教授李大钊在中国第一个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系统接受、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一九二〇年三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成立，著名的“亢慕义(Communism)斋”就是该会的办公室和图书馆。北大成为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同年十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在北大成立，成员几乎都是北大师生。中共“一大”前，全国八个地区的共产党组织，有六个组织的负责人是北大师生和校友；全国五十三名党员中，有北大师生和校友二十一人；中共“一大”的十三名代表中，有北大师生和校友五人。由此可见北大在中共官方意识形态中的祖庭地位，五四运动也成为中共政权“合法性”来源的象征。
马克思实现社会理想的手段——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十月革命后形成了俄国山寨版。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以俄为师”，毛泽东更以中国本土化马克思主义自居，其实他所引入的，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再与本土封建主义杂糅，形成中国特色山寨版，被称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末期，共产主义制度在全世界遭遇溃败，仅残存于少数国家，东西方冷战时代结束。
中共十八大以来，保住执政地位成为第一要务。官方意识形态不断向左偏瘫，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举办各种讲座和活动，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增添“理论自信”。二〇一八年恰逢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五月五日至六日，北京大学主办的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在北京召开，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此同期，北京大学等多座高校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学会”组织，反倒成了官方眼中的异端。这批天真的左派学子，历经官方教育生产线的洗脑，貌似真信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但在社会实践中，却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有产阶级专政”之国，官方说教严重背离现实。他们试图遵循伟大革命导师的教导，效法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前辈，走与工人阶级结合的道路，为劳苦大众争取权利；却迭遭当局打压整肃，活跃分子失去人身自由，学会社团被劫夺。
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的一项天职，是主动保护学生，捍卫大学校园的思想自由。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和中共温床，如今学校当局打压青年学生，是对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传统的亵渎；而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洗脑导致基因突变，诞育出另类掘墓人，则是对山寨版马克思主义的莫大讽刺。
怪象二：清华大学整肃教授
说完了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策源地的北大，再来看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发祥地清华大学。
当下清华大学最出风头的事，是校方对法学院敢言教授许章润做出停课、停职和审查的决定，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抗议浪潮。
此举带来的恐怖与愤怒，引发了教育界、学术界的强烈反弹。清华校友以及教授、学者等各界人士联署的抗议信说：“许章润先生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发表评论， 实属其大学教授的本职， 也是他忧国忧民的体现。 发表自由的学术观点当是清华创建一流大学的前提。清华大学剥夺许章润教授的工作权利，不仅有违学术自由的传统，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教师法。 清华大学此举，背离了清华一向倡导的‘学术独立’的传统精神，也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不符……”。
清华大学有尊师的传统，清华国学院时期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创造了校史上的辉煌。梅贻琦校长主张“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其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至今为人称道。 有人调侃说，要处理许章润，就必须把清华校园内陈寅恪撰文的王国维纪念碑移走。碑文中“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正是对大学精神的最佳诠释。
中国的大学教育从一开始是“舶来品”，亦即中共历来反对的“西方那一套”。大学是思想学术自由的独立领地，政府、政治团体不得介入，是文明世界正常国家的通例。民国时代清华大学实行“教授治校”，大学的管理权在清华教授会，体现了美式校园民主的传统。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逐渐脱离人类文明主流，成为一党专政的不正常国家。从一九五〇年代的“院系调整”开始，中国教育备受摧残磨难。历经从“全盘西化”到“全盘苏化”的脱胎换骨改造，“教授治校”变成“党委治校”。到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不但学术大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还出现了“踢开党委闹革命”，师道尊严扫地以尽。
清华大学作为毛时代教育灾难的受害者之一，文理科建制被肢解切除，成为单一的工科院校，为国家机器生产各种标准零部件。“文革”结束后恢复了文理学科建制，但“党委治校”占位，大学精神之魂难回躯壳，在“教育产业化”和学术腐败中向“学店”演变。大楼盖了不少，大官出得最多，大师却一个没有，大学应有的创造力、批判性和社会关怀日见式微。在新时代“党领导一切”的背景下，出现了体制性的全面倒退。教育部长吹牛2049年中国教育将成“世界第一”，可谓贻笑万邦。
“党委治校”把大学办成了党校，甚至沦为针对思想学术自由的专政工具。近年因言获罪的高校老师有：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张雪忠、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史杰鹏、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政、厦门大学教授尤盛东、北京建筑工业大学教授许传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橘红、重庆师大商贸学院副教授谭松等。上月“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思想政治教育被强化提升为课堂主阵地，随即发生了许章润教授等被整肃的事件。以教授学者为假想敌制造文字狱，囿于文化水平，蠢在抱薪救火。
“五四”“六四”纪念日临近，此种杀一儆百手法，或为针对高校形势采取的预防措施。有道是“总有刁民想害朕”，“四个自信”不知何处去了？
怪象三：“赛先生”监控“德先生”
这轮中国高校风潮中备受诟病的，还有学生中无处不在的告密现象。不少教授获罪的起因，是学校当局鼓励告密的特务政治。不仅教师受监控，学生之间也互相监视；不仅学生告密，教师之间也存在揭发举报的案例。在“党委治校”下的大学校园，除了奖励人工告密，还上了科技手段。教师在课堂上的一言一行，都被“电子眼”记录存储，一旦有人举报，即可作为治罪证据。人机监控并行，师生互设心防，教师人人自危。
早在十年前，《中国教育报》就展开过一场关于摄像头进课堂的争论，反对意见占相当比重。直到四年前，告密与监控在舆论上仍不占上风。近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普及，监控已发展到无处不在。当局利用“天眼”网络监控系统、“人脸识别系统”等技术，对城市和社区实施“网格化管理”。调查公司IHS Markit的数据显示，中国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包括机场、火车站和街道)共装有1.76亿个监控摄像头，比美国多出1.26亿个。未来三年攀升至6.26亿个。除大学校园普及监控外，监控中小学生的“智能校服”正在推广；针对高中学生的多姿态人脸检测和面部表情识别技术，也已开发成功，不仅可获取学生在课堂的情绪变化，甚至可指定跟踪对象，对其在课堂中的状态进行统计分析。
当告密、揭发和批判老师等“文革”僵尸借助现代科技还魂的同时，毛时代的造神工具“红宝书”，也以新时代数字化升级版的形式卷土重来。由阿里巴巴公司团队“Y项目商业小组”开发、中共中央宣传部推广的“学习强国”APP，被强势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国企单位的公务员和共产党员安装，目前已占据Appstore免费软件下载排行第一名。该平台包含“要闻”、“新思想”、“时政综合”等板块，收录大量中共总书记的谈话与影音，以及学习资料、课程等；且引入“学习积分”系统，用户的日常操作如登录、阅读文章、观看视频、发表评论和答题等操作累积“学习积分”。不少单位搞“一刀切”，将员工的“学习积分”与工作绩效挂钩，搞得怨声载道；有人为此开发了刷分工具软件，也遭到处罚。
这种洗脑工具，也隐含着极权体制的“窥阴癖”：据香港《明报》3月10日报道，安装学习强国，需要向该APP授予包括真实姓名、位置等多达十九项具隐私性质的权限，如同移动监控设备。网上一则题为“北京大学学生安装强国APP提醒”的帖子称：“请不要在常用手机上安装强国APP；手机在安装强国APP之前，请检查并删除不符合维稳原则的照片、视频、文档等资料，否则APP权限是可以读取扫描手机文件并进行审查的，如果含敏感文件或接受处分。”
很多贴近官方主流的APP，被指有过多的不当权限要求，以协助窥探隐私。思想言论控制不仅在体制内雷厉风行，也将天罗地网扩展至整个社会，社交媒体微信、微博的封号封群成为家常便饭。监控不仅从线上扩展到线下，还从境内追杀到境外。去年以来，一些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吐槽的网民，不断被警方约谈，强令删除推文甚至关闭推特账号。
五四的旗帜是“科学与民主”，上世纪九〇年代互联网在中国登陆时，人们以为可借助高科技扩大启蒙，推动民主。二十多年后忽然发现——科学异化成各种压制民主的技术，沦为专制的帮凶。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中“老大哥在看着你”的场景，以及电影《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中前东德秘密警察无所不用其极的监控，已成当今中国社会之常态。
有人提出，监控民主的是技术而不是科学。其实在实践中很难将科学与技术截然分开，科学可以涵盖技术，技术却未必能代替科学。例如在遗传科学领域，不久前中国科学家以基因编辑技术培育转基因婴儿，舆论哗然；近日中国科学家首次在猴中转入人脑基因，继续挑战科学伦理。你很难界定，这些肆无忌惮的研发算是科学还是技术，甚至两者都不是。
英国作家A·L·赫胥黎1932年发表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预言未来人类人性泯灭，以试管繁育孵化从领袖到平民、奴隶的五大种姓，成为在严密科学控制下，身分被注定的生物，并通过睡眠学习、心理操控、建立婴儿条件反射等科技控制社会。如今，传承“红色基因”的潘朵拉盒子已经打开，未来“红色基因”被植入胚胎，批量制造“红色接班人”及各种配套人群：从国家机器工程师、维修工，到“朝阳群众”、劳苦大众……，或将不是梦想，细思恐极。
科学和技术无罪，但要看掌握在谁的手中。专制独裁会阻滞科学创新，也会威胁人类文明和世界和平。
复盘：历史倒车疑无路
十年前的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前夕，我发表过一篇《二十一世纪，中国还有“五四精神”吗？》（《明报月刊》二〇〇九年五月号），讨论了五个问题。
一、历史误读，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混为一谈，或以后者代替前者。二、中国需走出“父子互戕”的极端文化怪圈，创造一种“兼容并包”的新文化。三、中国的“文化酱缸”，不断将外来主义和文化改造成“中国特色”的“山寨版”。四、从“打倒孔家店”到当下的“新尊孔读经”，封建文化沉渣泛起。五、高举“五四旗帜”阉割“五四精神”的自宫仪式。文末曾有如下提示：
“有科学而无民主，则科学无以昌明；有民主而无科学，则民主徒托空言。”
“新的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从造反革命党到“维稳”执政党的转型也已完成，不变的是对权力的强烈控制欲望。一切以维护旧机器的运转为前提，奉行的是以技术代科学的“技治主义”；在理论的科学创新上鲜有建树，注重的是统治技术及机器部件的更新。”
“以生产线式的应试教育禁锢青少年的思想，制造体制机器的标准配件；罔顾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用技术手段监控国人的思想言行；以强调“中国特色”为借口，将“普世价值”作为异端来围剿……；种种切切，皆是对“五四精神”的阉割，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
十年过去，上述担心不幸言中。对“五四”百年的纪念难以正本清源，社会前景变得愈发混沌。坚持开历史倒车，看不到可持续性。
二〇一九年清明节 北京风雨读书楼
香港《明报月刊》二〇一九年五月号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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