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貿易戰、國內經濟下行、失業壓力加大、對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管治起雜音、六四30周年、中共建政70周年的背景下，過去5個月，習近平罕有密集出席一系列與軍事、風險防控及政法公安相關的活動，包括：
1月4日中央軍事工作會議，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強調，要在新的起點上做好並「很大加強」軍事鬥爭準備，把備戰打仗的指揮棒立起來；
1月16日中央政法工作會議，習近平指出「要旗幟鮮明把政治建設放在首位，努力打造一支黨中央放心、人民群眾滿意的高素質政法隊伍」、「全面提升政法幹警的法律政策運用能力、防控風險能力、群眾工作能力、科技應用能力、輿論引導能力」；
1月21日全國省部級幹部有關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的專題研討班，習近平聚焦政治安全先於經濟安全，要求領導幹部「要敢於擔當、敢於鬥爭，保持鬥爭精神、增強鬥爭本領，年輕幹部要到重大鬥爭中去真刀真槍幹」（該段一口氣用了8個「鬥爭」，在此略述）；
5月8日全國公安工作會議，習近平強調要堅持「政治建警（政治忠誠）、改革強警、科技興警（科技維穩）」，又重提毛澤東時期以群眾鬥群眾、可用專政手段鬥爭的「楓橋經驗」。
國內正處高度維穩形勢
習近平以上講話，有一套精神貫穿，就是要防範應對風險、對黨忠誠、敢於鬥爭。即得注意的是：鬥爭可以用文革前提出、文革時發揚光大的「楓橋經驗」這種專政方式（如「強力部門」對前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先生所言，對他專政），即是用非法手段，只要對方是敵人，一樣照鬥可也。
此外，習近平的國安副手、國家安全部長、中央國安委辦公室常務副主任陳文清，4月中在中共《求是》雜誌撰文，闡述習近平新時代的國家安全觀。在文中，全國第一個被點名的地方就是香港，被納入「聚焦政治安全，有序推進重點領域國家安全工作」的範疇。
由此大局可見，國內目前正處於高度維穩形勢。這除了與中美貿易戰和國內經濟下行因素相關之外，亦與六四事件30周年、中共建政70周年以及內地「逢九必亂」可能有關（程翔：1949年中共建政後，有1959年大饑荒、1969年中蘇珍寶島戰爭、1979年中越戰爭、1989年六四鎮壓、1999年法輪功圍中南海、2009年新疆七五騷亂）。
觀乎今年初的預算安排，習近平已將防控重點置於國內。今年3月，全國維穩費與軍費預算，分別是1.38萬億對1.22萬億人民幣，維穩費比軍費高出14%，可見中央擔心國內情况甚於國外，防人民甚於防外敵（中美貿易戰升級後，未知會否調整）。
香港在整盤棋之中，被視為與政治安全有關以及是重點領域的國安工作（陳文清，2019年）。由此推斷，任何可以被中央利用的法律武器，中央都必定樂於拿起，法盡其用。這些法是否有利於中共政治安全、能否強化重點領域的國安保障，自是中央的考慮之列。
港逃犯例 他朝或成黨的工具
今次香港修訂《逃犯條例》，可以說是中央突如其來的一份禮物：它既可以打擊國內逃到香港的政經疑犯，又可震懾港人，進一步者更能警惕外國人和NGO（非政府組織）。
君不見去年底，加拿大拘捕華為副董事長兼太子女孟晚舟之後，美加等科技企業對自己的公司高層發出到中國出差的預警，生怕到時如果人在他方會被中國報復。如果香港通過修例，同一情况下，相信這些海外公司亦會避免讓高管們前往香港，以免內地的手臂伸延，可以無法無天隨便撈人。
抱着事不避難，加上敢於鬥爭，碰上完善整體國安、法律武器化香港的時機，特區政府與北京站在一國的高度，對兩制和香港法治上下其手，這法律他朝很有可能成為黨的武器和工具。
習近平曾言：「要善於通過法定程序使黨的主張成為國家意志、形成法律，通過法律保障黨的政策有效實施，確保黨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黨的政策成為國家法律後，實施法律就是貫徹黨的意志，依法辦事就是執行黨的政策。」（2014年1月中央政法工作會議）
作者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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