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BBC
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街头的枪声已响起，黑暗里，有市民用路障阻挡军车，流弹四飞。
《人民日报》的编辑张宝林此时在北京城西的木樨地，这里已经有不少市民中枪。坦克的隆隆声越来越近。他骑单车沿长安街向东一路飞奔回报社，不知何时，鞋子、裤腿沾上了鲜血。
行至西单路口，一辆坦克从北边急驶而来，张宝林赶紧闪躲到路边。前方路口，一位老太太正费力推着一辆装满蜂窝煤的三轮车，在坦克开到面前的一瞬间，老人突然用力将车推向路中间，顷刻间小车被碾压，坦克毫无减速，转向后沿长安街飞驰而去，留下碾烂的小车和一地煤粉。
回忆起这个瞬间，张宝林说他当时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螳臂挡车”。
“老百姓明知这辆小车在坦克面前什么也不是，但还是要挡一挡，哪怕马上就灰飞烟灭。”
1989年春夏，因悼念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引发的大规模学生运动，在六月四日凌晨遭军队镇压。“寒冬”后，作为记者的张宝林却无法将自己看到的一幕幕如实报道出来。而在此前数月，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一步步突破体制界限，争取到了短暂的自由春天。1989年5月中旬，出现了中共建政后，中国新闻史上“最自由的三天”。
张宝林回到报社，将途中遭遇写成一千多字的特稿《北京这一夜》。截稿时被删成不足200字的简讯，嵌入其他宣传文字里，但仍以原标题刊登在6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这是当天唯一发稿记录军队开枪和人员伤亡的中共党报。
张宝林告诉BBC中文，“当时负责联系人民日报的中宣部副部长王维澄，三次电话严令报社不准刊登。但老陆（副总编辑陆超祺）顶住压力，坚持刊载本报讯。”
目前仍在北京生活的张宝林在接受BBC中文访问期间遭遇国安约谈。他在电话多次受阻、邮件多番拦截之后，仍然试图冲破屏障，向世界告知中共一直掩盖的真相，让《北京这一夜》的发稿幕后在三十年后终于得以公开。
在胡耀邦、赵紫阳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沿袭了苏共模式的新闻管制一度有机会松动，中央已启动新闻立法，并起草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草案）》。八九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和群众明确要求新闻自由、政治改革。在全世界的聚焦下，来自中国官方媒体和港台的记者目击、报道，甚至亲身参与了争取新闻自由的抗争。然而，军队镇压使八九学运以悲剧告终，也彻底关闭了中国新闻改革的大门。
导火索
今年62岁的张伟国当时任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以下简称《导报》）编辑一职。这家报纸由两间学术机构创办，具有民营性质。采编人员中有不少在之前的政治运动中遭受打压、文革后复出的老一辈报人，也有恢复高考后培养出的第一批大学生。因总编辑钦本立倡导“探索在中国进行新闻改革”的办报理念，报纸在当时极具影响力，读者中不乏中共当权者和经济学家。
在钦本立的带领下，敢讲、敢做的两批优秀新闻人聚在一起，有意识地利用“打擦边球”的方式寻求突破，把新闻报道运作到政治环境所允许的最大限度。
直到1987年初，胡耀邦被指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方励之、刘宾雁等知名知识分子被开除出党。《导报》意识到，打“擦边球”的日子快到头了。
张伟国对BBC中文说，“当时我们非常深刻的感受到，新闻走到了瓶颈。政治体制不改，新闻就没有出路。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去除当时存在的很多危机，是比较稳健的道路，否则不解决根本问题。”从那以后，《导报》就一直朝政治改革的方向推动，以“快半步的步伐”走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之前。
1989年4月15日，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去世，张伟国和钦本立决定在北京举办座谈会，请支持改革的出席人演讲和发言，并对此大幅度报道。
张伟国通常会在落笔前询问钦本立，《导报》有哪几个版面可以使用。但对于这次座谈会，钦本立说，“有多少发多少”。
对于这样的决定，张伟国最初感到意外，但他认可钦本立对推动新闻改革时机的分析和判断。1989年初，要求特赦魏京生等人权运动人士的签名信广传，似乎出现一种凝聚的社会共识来推动公共议题。同时，当年还是五四运动70周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一个会有变数的时代出现了，要借力往理想的方向推动。”
新闻改革到了突破口，用新闻改革撬动政治改革的时机到了。他对BBC中文说，“用当时的话说，进一步进十年，退一步退十年。那时有一种感觉，轻轻推一把，就能事半功倍。”
报纸出版前一天，上海市委得知《导报》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专栏，以会造成“思想混乱”为由，要求删除《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和知识分子严家其的发言。在此之前，如果上海市委认定《导报》已刊出的某些文章越界，会让记者检讨，但这次提前介入审查报纸，极不寻常。
印刷厂签样之后，钦本立被叫到上海市委办公室。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和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再次提出删掉两段内容，争论持续到半夜12点，双方僵持不下。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急急赶来，亲自施压。一直以为江泽民支持《导报》办报方针的钦本立大受刺激，强压之下表示收回报纸，用其他内容顶替版面，重新印刷。
但彼时已过了报纸出厂时间，钦本立只拦住了通过邮局投放到订阅户的发行渠道。而其他通过内部直送市委机关和中南海的订户，还有从印刷厂到街头报贩摊上的报纸，已经开始派发。
最终4月24日早晨，街头出现的《导报》用了五个版面报道座谈会。头版主标题《人民的悼念蕴藏着巨大的改革动力》以大字排版，并配以醒目的胡耀邦肖像。
江泽民大怒。两天后，在上海万名官员参加的大会上，他宣布撤销钦本立的总编辑职务，并向报社派驻整顿小组。在八九学运的重要关头制造了一起政治事件。
在钦本立被撤职当天，党内高层中的保守势力授意《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和“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引发4月27日大游行，全国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抗议。
两日后，数百名北京新闻工作者联名致函上海市委，抗议江泽民撤销钦本立的职务，指责其违反了新闻条例及中共自定的“党政分开”的原则。联名的记者和编辑来自十几家中央级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中国日报》等。他们还对钦本立和《导报》表示敬意，其中75名来自《中国日报》的记者和编辑称，“威武不屈，钦总树天下报人风范；真理不死，导报是十年改革先锋。”
此后，与学生的诉求交相呼应，《导报》事件贯穿八九学运的整个过程，也成为中国新闻工作者参与运动、推动新闻改革的导火索。
曙光
5月4日，近500名北京新闻工作者打着“首都新闻界”的横幅，由新华社向天安门行进，打出“严正抗议上海市委撤销撤销钦本立职务！”“不要逼我们造谣！”“新闻要说真话”等标语，穿行在北京街头。
五天后，200多名北京新闻工作者来到中国记者协会，提交一封来自30多家新闻机构一千多名编辑记者的联名信，要求就《导报》事件和近期报禁与中央主管宣传的官员对话。
发起签名的是《中国青年报》的编辑李大同。当年37岁的李大同进入报社前曾在内蒙古草原插队十年。因兼通蒙汉两文，1979年被招进报纸担任驻内蒙古记者。
李大同没有受过新闻专业训练，自学西方新闻理论，苦练采访和写作。在30年后的今天，回忆起当时阅读美国施拉姆著作时的震撼，还会感慨：“那家伙写得，说理透彻、行文简洁、主旨到位，让你感到非常漂亮。而中国那些新闻理论，看两眼就扔到一边了，就是一大堆废话。”
李大同是普通百姓出身，常识告诉他，新闻就是宣传——这套中共传统做法，意味着对社会撒谎，他本能地反感。而新闻要客观、要真实，要无止境地逼进真相，完全符合他的期望。
驻内蒙古不到两年，李大同就被调回北京总部担任编辑。他和同时间进入报社的记者开始承担中层领导的职务。“这批报人用了五、六年时间，到1985年左右完成了整个意识形态的更新。我们再也不认为新闻就是宣传了，新闻有它自己的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李大同对BBC中文说。
4月21日，李大同作为报社代表去参加胡耀邦追悼会。从大会堂向东门外望，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黑压压一片站满了大学生。他们大喊，“我们要参加追悼会！”武警战士手挽手站在一起，排成两百米长的三排人墙。李大同意识到，“世界级的新闻事件就在我们眼前！”
当晚回到报社，记者与总编辑吵到半夜12点，要求如实报道。后来向《人民日报》询问口径，对方干脆回应：怎么可能呢，根本不可能报道！
第二天，除了《科技日报》深入报道了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悼念胡耀邦的情景，其他媒体基本保持沉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十几所大学的学生在校内集会游行，抗议新闻媒体不说真话。
4月29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等人受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委托与官方选出的北京大学生代表对话。电视转播中，袁木用官僚式的腔调对学生说，“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我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我们实行的是报刊总编辑负责制。”学生无以应答。
李大同看了之后非常气愤，“完全是谎言，大学生哪里知道，（总编辑）根据什么负责？”在采访中，他停顿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说道，“根据中宣部指令负责！”
在《中国青年报》内部，记者与总编辑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大。一位部门主任要求全体主任辞职表达抗议。李大同说，“我当时想了一下，觉得这不是总编辑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新闻体制的问题。在报社瞎闹没用，要做就和中央直接对话。”
通常情况下，一位普通的新闻编辑与中央对话，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但街头抗议示威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李大同认为：“上面需要有一帮理性的、可以对话的人。证明他们愿意跟基层对话，愿意解决问题。”
主张推进改革的《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在《也谈春秋之交》一文中记载，与中央对话的想法在4月29日，由统战部新成立的知识分子局组织的联欢茶会中，就有记者提出过。当时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茶会的反应却非常干脆，说道：“好，可以。你们要见谁？”
三天的自由
5月4日，赵紫阳在出席亚洲开发银行年会时发表讲话，肯定学生爱国；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此次表态与“四二六社论”的强硬立场有所不同。
赵紫阳的讲话令新闻媒体的报道尺度有所放宽。当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报道了北京数万名高校学生上街游行的实况。这是学潮爆发以来该台第二次报道学生游行。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新华社所发的游行照片，图中隐约可见被定性为非法组织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会旗，以及声援《导报》的横额。不少媒体纷纷效仿。
赵紫阳在后来出版的《改革历程》中记载，5月6日，他与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和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专门讨论了新闻改革的问题。他说，“制定新的新闻法着眼点应当是适当放宽新闻报道和言论尺度。”
根据时任新华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历史的大爆炸》和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记载，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分别收到芮杏文和胡启立的意见。
芮杏文说：“新闻报道前一段时间控制严一些，后一段时间放开了一些，游行作了报道，看来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而胡启立希望《人民日报》根据学运的报道，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政治公开性和透明度，在客观、真实报道的同时进行监督并引导舆论。他希望“最后产生一个中央政策文件，在新闻法之前公布。”
5月11日，李大同提交联名信之后两日，胡启立、芮杏文、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和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分别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国青年报》社，与编辑、记者对话。李大同回忆，在《中国青年报》的对话进行了三、四个小时之久，“现场气氛热烈，大家畅所欲言，基本毫无遮拦。”胡启立当场宣布：中央将立即开始起草中央关于新闻体制改革的决定。
李大同说，去年，他还同胡启立当年的秘书张宏遵聊天。据张回忆，那天对话之后，胡启立在回去的路上非常兴奋地说，“你看吧，下面的同志完全可以对话。”
正当大家对对话充满期待之时，情况却有了变化。5月13日，北京十几所大学的300多名学生开始绝食抗议。知识界、文化界、医疗界等各个领域纷纷到天安门声援学生。形势越来越复杂。李大同说，原定于15日新闻界与政府的公开对话被无限期拖延。
5月17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刊登了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的书面谈话。他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表明党和政府不会秋后算账，希望学生保重身体，停止绝食。
张宝林说，由于这篇讲话强调是政治局常委的一致意见，消息出来后大家非常振奋。“我们觉得，大概以后的事情好办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加大了报道力度。”
于是便有了中共建政后，中国新闻史上“最自由的三天”。
5月17、18、19日，电视实况报道了全国各大城市数万人上街游行。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城市的四面八方起步，所到之处无不响起市民的欢呼和掌声。举着横幅的不仅有大专院校的学生和教师、工厂工人、新闻工作者，还有北京各大医院、金融、电信、交通等机构的职工，连许多国家机关的干部也加入声援。“救救孩子”“铲除腐败”“打倒官倒”等标语随处可见。
各家报纸的头版刊登了医务人员在天安门广场救治绝食学生的图片，市民送药、送水的情景；电台中连续播出各界人士的声援信，夹杂着广场的嘈杂声和不断响起的救护车鸣笛声。
设在香港的《香港时报》记者蔡咏梅在4月26日之后一直在北京采访学运，每天撰写现场报道。但在那几天，一旦力量强大的官方媒体对学运开始全方面报道，香港媒体的优势立即失色。
香港媒体只能了解到局部形势，蔡咏梅觉得现场报道成了一种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于是给报馆打电话，建议直接引用官方媒体的报道。自己不再做现场报道，而是去做人物访问，写深度报道。
《香港时报》有国民党背景，蔡咏梅对BBC中文说，“国民党的报纸，从来都觉得共产党在讲假话。但那时觉得他们讲真话了，而且做得很好。那就直接用他们的吧。”
张伟国称这几日是“49年以后仅有的、短暂的新闻自由的盛大节日”，与之前新闻界发起对话有直接关系。他说，“政治领导人做了姿态，各个媒体从业人员也通过这个信号抓到机会，加以充分利用。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突破。”
张宝林也说，“这种事态的形成，完全是中央高层和媒体自觉的互动。”
同新闻媒体一样，蔡咏梅称，那时的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中国的海德公园”，人们充分享受着“言论自由的假期”。但人民所不知道的是，此时戒严部队已驻扎在北京城外，等候命令随时准备向城内进发，“此时的广场仿佛是一个自由的孤岛”。
落幕
据《李鹏“六四”日记》记载，5月19日上午，邓小平召集陈云、李先念和杨尚昆等中共元老，以及几位政治局常委、军委常委等开会。会上提到对舆论的监管，邓小平说，“中央要成立宣传小组，常委直接管起来。要立刻派人进驻电台和电视台，对戒严要及时宣传报道。”当晚，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北京从明日起实行戒严。记者在天安门广场的采访成了非法的事。
《北京日报》的23岁年轻记者侯杰仍留在广场上。1983年大学刚毕业，侯杰就进入了报社。在接受BBC中文采访时，他说，当时对自我的认知是“一位党的新闻工作者”，与报社领导的关系“像父亲和儿子”。
他说，“虽然老是批评它，说它不好，但就是觉得自己是里面的一员，跟我的关系密不可分。跟领导也什么都说，有时候撒撒娇、发发小脾气；领导有时候很喜欢，有时候觉得太调皮捣蛋。甚至，对党和政府都很有感情。”
侯杰从4月17日开始每天记录学运的进展。但由于采访的内容不适合公开上报，领导派他写报社《内参》，与报纸一样机器油印、铅字排版，装订成册，每天一本。呈递给新华社和北京市委。
侯杰不断采写学生的想法，拍摄游行照片，却拒绝动笔。他说，“自从接触了学运，人的感情和立场发生了变化。忘了自己是谁的那种感觉。”
出于好奇，他频繁地与各地记者交流。也帮助记者介绍学生、联系采访对象。他说，自己的报道无法刊出，但想“借助他们的笔传递出来”。
6月3日夜晚，与平常一样，侯杰向天安门广场走去。喊了一天戒严命令的大喇叭此时终于停下来。路上漆黑一片。当他走到六部口时，突然，“嚓”地一声，一道光线滑向夜空。侯杰知道戒严部队开枪了，他循着亮光望去，子弹形成的一条条红色的光线，搜搜地升上天空。“突突索索地往上打，打几梭子就停一下，频率不是很高。”
他起初以为子弹只是朝天打。片刻后，在旁边他一米处，“通”地一声，一个人倒地了。侯杰蹲下拉他，地上一滩血散开，他这才意识到，“子弹是平着打的。”
天亮后，侯杰回到报社，“感觉整个人都傻了，像做梦一样。情绪好几天平复不下来，没办法接受。”
“30年了，想起来就跟昨天发生的一样。刺激太深了”，他嗓音低沉地说。
6月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主持人杜宪和张宏民身着黑衣，播报新华社的消息。杜宪语速缓慢，低沉哀婉。同日，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向全世界播出了以下消息：“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惨的事件。几千名民众，其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市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在向市中心推进的过程中杀害。”
六四事件后，胡启立、阎明复、芮杏文等主导新闻改革的中共领导被撤职。《世界经济导报》的张伟国以“反革命煽动罪”被逮捕，1993年被迫出国，两年后护照被中国政府吊销，从此流亡海外。《北京日报》的侯杰被逮捕，甚至没有罪名，关押210余天。《中国青年报》的李大同被调离岗位，到单位的新闻研究所担任闲职。《人民日报》的张宝林被调离单位、撤销职务，终生都未返回原单位复职。
对新闻工作者的清洗在学运后的几年一直持续，未有完整的统计名单。根据总部设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于1993年初公布的统计，至少24位记者和编辑被捕，20位新闻工作者被撤销职位、调离单位或被迫退休，8家新闻机构被迫关闭。这仅仅是已知的数据。
时任《中国日报》编辑的张晓刚也是当年学运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六四事件后，他帮助保护记者委员会统计受事件影响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名录。当年的事情对他影响很大，令他从此离开新闻一线。对于经历的细节，张晓刚对BBC中文说，很痛心，不愿再回顾了。“但回想一下，感到为那时的改革做了贡献，参与创造了49年以后最负责任的媒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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