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欧洲两个最大的恶魔希特勒、斯大林都被温斯顿·丘吉尔遇到了。这个酷似斗牛犬的势单力薄的英国人选择和后一个恶魔合作消灭了前一个恶魔。然而，但他腾出手想遏制后一个时，天使般的同道美国人却选择了放纵，这就注定了天使和恶魔对峙世界半个多世纪的格局······
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1945年，在英美苏三国会议之前，丘吉尔邀请艾德扎出席会议。在他向议会宣布这个意图以后，工党主席拉斯基随即发表一个声明：艾扎德只能以观察员身分出席。正值大选前夕，丘吉尔非常清楚，“就政治组织来说，我们是站在非常不利的地位。”在胜利曙光出现在不列颠的地平线的时候，战时的同道瞬间就变成了竞争权力的敌手了。这时候，任何一个政客的本能反应几乎都是如何抹黑对手而不是把对手放在与自己同台的聚光灯下。政治家丘吉尔这样解释这种“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动机：“我曾经说过，我多么强烈地认为每一个政府的首脑，在危机时期中，应该有一个副手能参与一切事情，如果有什么意外发生，他就能够因此保持连续性。在战时的议会中，保守党占了大多数，我一向把艾登先生看作我的继任人······但是现在已进行一个新议会的选举，而结果尚未揭晓。因此我觉得理应邀请反对党领袖艾德扎先生出席波茨坦会议，使他能熟悉一切事务而不致脱节。”
与其说这是丘吉尔的胸襟，还不如说体制决定了丘吉尔注定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政客，更不可能是把“修宪”当作“修身”的政治流氓普京之流。政治的党派斗争和党派政府从来就是一个国家的“净化设备”，“在和平时期，国家安全不受威胁时，那是自由的议会民主的条件之一，至今还不知有什么东西可以永久代替他。”丘吉尔在他的《二战回忆录》里记录的这段话其实和另一句丘吉尔似的名言“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不断地被试验过的政府形式之外”是一个意思。后一句乃是丘吉尔引用他人的，尽管他声明过，但人们还是把很多诸如此类的话安放在他身上，比如他从来没有说过的“Capitalism is the worst economic system, except for all the others（资本主义是最坏的经济体制——除了其他所有的体制之外）”，但这种符合丘吉尔风格的警句，对于全球主义的反对者来说，用起来很顺手。
另一个被安放最多的就是托马斯·杰弗逊。
各取所需的被人造句来源于被造句者的魅力和智慧，众口一辞的引用“语录”出自对语录炮制者淫威的恐惧。
还是在1945年的5月12日，丘吉尔在给杜鲁门的电报里首次用到“铁幕”这个词。“他们（指斯大林的苏维埃）将在前沿地区拉下一道铁幕。我们不知道这个铁幕后面将发生些什么事情。”这次有关“铁幕”的论证主要是从军事角度。到了6月4日，他在给杜鲁门的电报里再次提到“铁幕”，并对苏联的力量深入到西欧的心脏，“并且放下一道铁幕使我们和东边的一切事物隔开”而“深为忧虑”。
“铁幕”被教育成“冷战思维”是对历史的无视。首先，丘吉尔电报中的“铁幕”不是他——他所处的体制也不会提供任何材料和工具——而是斯大林用他格鲁吉亚的鞋匠父亲“留给”他的铁鞋钉改制成锁链，把俄罗斯人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人串在一起而打造的。丘吉尔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不信任是出于旧式贵族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理念，是骨子里的。在战时和斯大林个人交道中，他对斯大林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个人引发了丘吉尔的想象力。斯大林的故事、在丘吉尔面前表现出的故意的粗鲁、行为方式、习惯等，经常能从丘吉尔的话中流露出来。他甚至在1942年8月曾对他的幕僚说过“不管怎么说，我想让这个人喜欢我。”1940年发生的卡廷惨案（直到1990年苏联内务部才承认是他们所为）等以及斯大林对欧洲的西扩等野心使得丘吉尔对这个他过去从未碰过的角色类型开始了警惕。而在1945年3月，苏联政治警察以个人安全的书面担保把波兰地下指挥官利奥波德·奥库利茨基将军等十六人波兰战后精英骗到波兰，然后一网打尽的卑鄙使丘吉尔更加确定了“我认为俄国的危险是巨大的”（1945年5月11日给外交大臣艾登的电报）的判断。
在他第二任首相的1954年9月，他读M·布里左德的《寂静的阴谋》，他对莫兰爵士说：“前言是写《中午的黑暗》的那个人（即亚瑟·库斯勒）写的。是的，俄国人对这个可怜人一次审问18个小时，如果他露出疲惫的迹象，他们就打他的脸。那是个可怕的世界。我逐步认识到斯大林负有很大责任。饥荒吞噬了800万条生命，农庄集体化又夺走了700万。我过去不了解这些。”
“难道你忘记了斯大林说过的一句话‘一代人算得了什么？’”莫兰反问。
“他说过吗？什么时候？”丘吉尔沉思了一段时间，似乎自己想起来了。他引述斯大林的话：“‘一个人的死是一个悲剧，但是100万的死只是一个数字。’”
丘吉尔陷入悲伤。
斯大林坚持在波兰成立傀儡政府而将在伦敦的流亡政府排除在外的理由是：1，波兰成为希特勒进入苏联的通道，因而苏联不能无视周边的安全隐患（是爱好和平的张伯伦而不是斯大林向波兰提供共防希特勒的保证）；2，解放波兰的是苏联红军（把“解放”理解成“毁灭”更符合历史事实，参看“华沙起义”、“卡廷惨案”等史料）。对此，丘吉尔在1945年4月29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已清除阐明：“他们（英国人）永远不会感到这场战争已经公正地结束了，除非波兰在跟俄国友好的基础上，得到对它的主权、独立和自由的充分承认的公平对待。”他甚至说：“我的朋友斯大林（川普肯定是学的丘吉尔这套），请别低估了在某些问题上开始出现的分歧，这些问题在你或许以为对于我们是小事，但是它们却象征着操英语的民主国家对于生活的看法。”
就在给斯大林的这封信的前两天，丘吉尔和刚从苏联访问来英的杜鲁门特使戴维斯（战前曾任美驻俄大使的亲俄美国人）谈话。他在谈话结束后即交给戴维斯的正式备忘录中阐述：美英在这个时候的团结是在同样的意识形态之上，即自由，以及美国宪法所宣示的以及重现大西洋宪章中的各项原则。“苏联政府则有不同的哲学，即共产主义，并充分运用警察统治的办法，他们把这套办法也应用到落进他们解放武力的手里去了的每一个国家中去。”由于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所以，杜鲁门所谓大国之间的“需要调整纠纷”，把是与非变成“对等关系”的均势是无法无法接受的。和斯大林政府的问题是“包含着世界的拯救问题。”
在这份备忘录里，丘吉尔悲哀地感叹东欧现在被淹没于俄国的洪流之中，他预言：“将来不免或者成为冲突的根源，或者出现亡国的景象，使每一颗高尚的心感到恐怖。”
历史的残忍在于：我们预料之外的，总在伟人的预料之中。与其说这是伟人的慧力，还不如说这是人类的不幸。
幸好，有波兰人诗的见证，虽然“想要作证这一欲望本身就带着牺牲的意味”，他们“宁愿承受自己的失败。”（《米沃什词典》382页）
在帝国的阴影里，穿着古老斯拉夫人的长内裤，
你最好学会欢喜你的羞耻因为它会跟你在一起。
它不会走掉即使你改换了国家和姓名。
可悲地耻于失败。耻于供宰割的心。
耻于献媚的热忱。耻于机巧的伪装。
耻于平原上的土路和被砍倒当柴烧的树木。
你坐在简陋的房屋里，把事情拖延到来春。
花园里没有花——它们大概被践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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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时刻受到屈辱，憎恨外国人。
——《一个装镜子的画廊·二十九》切斯瓦夫·米沃什
我也许错了，但和你们的错相比，我就是一个预言家。
这是丘吉尔塑像每天对世界说的话。
读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我惊叹于历史惊人的再现——如果你把历史人物对标现代当政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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