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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
网络资讯条件下，许多源自社会经济现象的新闻词汇很快被淡忘，其如涉及欧洲经济危机的“希腊化”。但是，希腊国家巨额债务却让全球经济专业人士记忆犹新，且债务额度没有削减的可能。去年，英国经济学家、银行前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在其著作《The End of Alchemy》（炼金术的终结）里面预言，“希腊债务的最高峰值可能出现在未来两年中，达到占GDP百分之二百的水平”。
希腊化的标志是极高债务率，今明两年情况如何不必费心考虑，而以百分之二百这个峰值来衡量，中国在二〇一五年末就进入了希腊化。二〇一六年，这个状况还在持续。据央行公布的“二〇一六年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数据一百五十五点九九万亿（人民币元，下同），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总量七十四点四一万亿元相比，中国债务率达到了百分之二百零九点六。
股灾之后钱仍往股市涌
中国的希腊化比希腊本身更严重，它比希腊国家提前进入希腊化峰值区。二〇一五年，上述两项数据是一百三十八点一四、六十七点六七，依此计算出来的债务率是百分之二百零四点一。而对比去年与前年的债务率，得出的倍增是一点零三，也就是说，二〇一六年的经济增长率有百分之三是“空虚”的，仅具一般统计意义而已。更简单一点，拿一个居民做比喻，是为他手中现在的一百元钱，比去年能买到的东西还少了三块钱的。
央行公布的融资规模存量中有两项很具分析意义。其一是“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三点九万亿，同比下降百分之三十三点四，与上期对照，倍增负二点五七，这意味着票据市场潜伏了巨大危机，经济活动中的互信程度下降亦巨。其二是“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五点七七万亿，同比增长百分之二十七点六六，与上期对照，倍增一点三七，这说明股票市场扩容一定有实体经济萎缩的原因，即大量实体决策人不愿或不能扩张生产规模而将货币资金转到股市上去。如此，在二〇一五年六月末的股灾之后，市场上大量缺乏投资品可选的货币被迫挤向了股市。
后一项分析并非夸张，它由同属“社会融资规模”子项的“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余额”加以印证：外币贷款余额同比下降百分之十二点九，与上期对照，倍增为负零点九九。两者余额是（折合人民币）二点六三万亿、三点零二万亿，这意味着外汇贷款控制趋严。去年压回规模约五百八十亿美元，则意味着货币政策当局知道外汇贷款有相当部分被以资本外逃的方式转移出去，在卡紧外逃渠道的同时，只得任由市场巨量人民币涌向股市。
新兴市场总体无法乐观
股市完全被货币政策与外汇政策合力所扭曲，但是，决策高层不想暴露真相，转以在股市上兴风作浪的炒家为政治上的替罪羊，来给社会一个交待。无论是已判操纵证券市场罪的徐翔，还是从香港强制押回的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案件（事件）最大的政治背景均如此。而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声称“有计划地把一批资本大鳄逮回来”，政治表演性质居多。首先，逮回资本大鳄，不等于将外逃资金吸回来；其次，中国只有四十余个引渡条约国，逮回人来非常困难；再者，国企与官权支撑的巨型民企以贷款方式取得外汇，借经贸与投资之名倒出去，其总量远比资本大鳄倒出去的“小钱”要多，且无法强制收回。“逮大鳄，放鲸鱼”正成为中共金融控制的政治戏剧。
当然，往外倒钱的鲸鱼级别人物未必都向国家银行借了外汇贷款，且私人资本自由流动仍是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于是，北京最高权力当局陷入了两难状况：想过把瘾当美国退出全球化后的领导者，至少表面上允许一定量的私人资本走出去；另一方面，全球新兴市场体系的资本流入量很小，进入新兴经济体证券市场的资本更少，尽管去年中国已有较大幅度的管制让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表明：去年，新兴经济体证券市场的跨境资本流入规模是二百八十亿美元，仅为二〇一〇年至二〇一四年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十，是二〇〇八年以来的最低点。这说明中国的股市即便对全球完全开放，也不会成为国际资本的重点投资对象。同时，IMF预测二〇一七年中国资本净流出规模为五千六百亿美元。
如果IMF的预测较准，那么，今年的中国国有银行外汇贷款将会控制得更紧，毕竟中国企业对境外非金融类投资的资金来源，相当一部分是从国有银行借到的。那些极具政治权力背景的借款人兼对外投资者不仅借到了巨额外汇，而且，还享受非常低的贷款利率。他们在国际投资场合还不时炫耀自己在国内受到了利率优惠，以至引起欧洲人的反感。
权力经济自感灭顶之灾
中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减少作为经济活动指标，将与上述提到国内票据市场规模萎缩相平行。后者是市场参与者之间互信程度下降的代价，前者是北京最高权力层过把“领导全球化”之瘾的代价，但它不可能真正领导全球化。在外汇储备跌破三万亿美元之际，反全球化措施正暗中推开。限制外汇贷款是最明显的项目，而控制小额外汇出境则损害了国内民众的利益。
二〇一七年注定要成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情况最坏的一年，也是资本外逃最严重的一年。外流量未必很大，但突破管制的激烈程度将是空前的。已有财经界人士披露：国内有富豪以人民币购得私人飞机，将飞机开到国外以美元计价卖掉。这个例子反映了财富人士对中国陷入希腊化的策略选择，尽管他们并不准确知道希腊化的计量含义。同样，依靠权力背景炒作的投资品（如名人书法、名人陶壶等），有些已经跌价到一折出售，这说明权力背景的经济活动开始有灭顶之灾即将来到的感觉。
《争鸣》2017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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