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中国人大颁布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今年元月起开始生效。批评人士认为这部法律让很多国际NGO难以在中国继续立足，进一步压制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专家朗跃（Bertram Lang）就此接受了德国之声专访。
德国之声：这部法律的许多表述、用语含义并不十分明确，您觉得这部法律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朗跃（Bertram Lang）：这部法律的表述确实不够清晰，有一些概念，比如禁止从事“政治活动”、“非法宗教活动”等，到底如何界定？中国政府部门当然可以在个案上根据需要来解释。但有一项改革、一个新内容是相当明确的，那就是负责管理外国NGO的部门从民政部（仍继续管理中国NGO）变成了公安部以及地方层级的公安警察部门。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说明中国政府把境外NGO视为涉及国家安全、而不是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因素。
德国之声：中国政府想达到哪些目的？
朗跃：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不同的动机。首先可能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这也可以看作是习近平上任以来一系列更广泛举措的一部份，即把管理、控制的重点放在外国组织机构。这些举措包括在中共内部传达记者圈内所称的“9号文件”，称宣传西方价值和民主是对中国社会制度稳定的威胁；2014年习近平主持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有消息称是国安委推动了对境外NGO的立法。
事实上，这些国外组织被视为一种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另一方面这与外国企业在中国面对的处境有相似之处。如果把《境外NGO管理法》与2016年3月通过的针对中国NGO的《慈善法》联系起来，不难看出，后者更具建设性。比如该法给予中国慈善组织自行募捐等其他运作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本土替代策略，一方面限制外国NGO在中国自由活动、运作，不允许他们筹资募捐，另一方面，只要不涉及政治上敏感的领域，中国的NGO则可以得到扶持和新的机会，以便取代外国非政府组织。
德国之声：从外界角度看，有观点认为这部法律是中国政府打压政治异己行动的一部份。那么目前在中国，政治讨论的空间还有多大？
朗跃：政治讨论的空间无疑是被压缩了。我们不应该忘记，在中国政治讨论的空间曾经有多大，比如在2006年到2008年间。而这一空间被压缩，在习近平上台执政之前就开始了，这不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但现在随着一系列法律的生效，不仅是《境外NGO管理法》，还包括《国家安全法》、《反恐法》、《网络安全法》等，构成了很多限制，造成的现状是，以前能够讨论的一些议题——虽然也有风险，但是可能的——现在则完全噤声了。
有人说，这叫“以恐惧治国”（Rule by fear），就是人们不敢再表达担忧以及建设性的批评。但另一方面，中国还是有人仍在继续讨论国家发展的方向，尤其在互联网的论坛上，还是有很多观点交锋的争论。当然能够讨论的议题数量肯定是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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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这部法律的许多表述、用语含义并不十分明确，您觉得这部法律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朗跃（Bertram Lang）：这部法律的表述确实不够清晰，有一些概念，比如禁止从事“政治活动”、“非法宗教活动”等，到底如何界定？中国政府部门当然可以在个案上根据需要来解释。但有一项改革、一个新内容是相当明确的，那就是负责管理外国NGO的部门从民政部（仍继续管理中国NGO）变成了公安部以及地方层级的公安警察部门。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说明中国政府把境外NGO视为涉及国家安全、而不是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因素。
德国之声：中国政府想达到哪些目的？
朗跃：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不同的动机。首先可能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这也可以看作是习近平上任以来一系列更广泛举措的一部份，即把管理、控制的重点放在外国组织机构。这些举措包括在中共内部传达记者圈内所称的“9号文件”，称宣传西方价值和民主是对中国社会制度稳定的威胁；2014年习近平主持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有消息称是国安委推动了对境外NGO的立法。
事实上，这些国外组织被视为一种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另一方面这与外国企业在中国面对的处境有相似之处。如果把《境外NGO管理法》与2016年3月通过的针对中国NGO的《慈善法》联系起来，不难看出，后者更具建设性。比如该法给予中国慈善组织自行募捐等其他运作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本土替代策略，一方面限制外国NGO在中国自由活动、运作，不允许他们筹资募捐，另一方面，只要不涉及政治上敏感的领域，中国的NGO则可以得到扶持和新的机会，以便取代外国非政府组织。
德国之声：从外界角度看，有观点认为这部法律是中国政府打压政治异己行动的一部份。那么目前在中国，政治讨论的空间还有多大？
朗跃：政治讨论的空间无疑是被压缩了。我们不应该忘记，在中国政治讨论的空间曾经有多大，比如在2006年到2008年间。而这一空间被压缩，在习近平上台执政之前就开始了，这不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但现在随着一系列法律的生效，不仅是《境外NGO管理法》，还包括《国家安全法》、《反恐法》、《网络安全法》等，构成了很多限制，造成的现状是，以前能够讨论的一些议题——虽然也有风险，但是可能的——现在则完全噤声了。
有人说，这叫“以恐惧治国”（Rule by fear），就是人们不敢再表达担忧以及建设性的批评。但另一方面，中国还是有人仍在继续讨论国家发展的方向，尤其在互联网的论坛上，还是有很多观点交锋的争论。当然能够讨论的议题数量肯定是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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