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eathes there the man with soul so dead
Who never to himself hath said:
‘This is my own, my native Land?’
Whose heart hath ne’er within him burned
As home his footsteps he hath turned, . . .
From wandering on a foreign strand?
—沃爾特·司各特（Walter Scott），《最後一位吟遊詩人的歌》（The Lay of the Last Minstrel）（1804）
天朝主義、「達沃斯人」與「全球化之死」
一百年後，當歷史學家書寫21世紀初期的世界歷史，當談到20世紀後半期的「資本主義全球化」趨勢的式微，最具有象徵意義的里程碑事件，或許不會是川普在2017年1月20日就任美國總統，而是於瑞士小鎮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WEF），居然在2017年1月17日，邀請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主旨演講。
「世界經濟論壇」的動機和期盼，對這些歷史學家，當然絕對不是費解的秘密：「達沃斯人」希望中國這個當時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權威資本主義國家，能變臉為「全球化」的國際代言人—和跨國菁英網絡終極的政治保護傘。
根據美國政治學者塞繆爾·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2004年的文章「死靈魂：美國菁英的去民族化」（Dead Souls: The Denation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這些「達沃斯人」（Davos man）表徵著當代各國菁英階層的「去民族化」傾向：來自高科技界、金融業、跨國公司、學術圈和非政府組織的跨國精英，將民族尊嚴和人民主權看作是在道德上危險的事物。他們對彼此的認同遠勝過對自己的同胞；而他們從全球化趨勢中獲得的巨大益處，更強化著這種跨國界的集體認同和優越意識。
但從2004年到2017年，世界歷史已經發生了不小的轉折。如今，為著對抗他們眼中「反菁英」的「民粹主義」風潮，杭亭頓筆下的「達沃斯人」，開始自動向權威資本主義靠攏。對全球的「達沃斯人」，此刻的他們似乎不但需要與「危險的」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劃清界限，更需要加快讓自己與中國市場和「中國機會」連結的腳步。「中華型全球化」之下的財富增長，雖然可能每一步都隱藏著一道血跡，但對這個時代的「達沃斯人」，這只會讓瑞士的起司火鍋口感更為香濃。
可惜的是，這種做法並不會就消解了「全球化」話語當前的正當性危機，卻反而會在世人的懷疑眼神中，加速宣告了「全球化之死」。百年後的歷史學家，基於他們的後見之明，應該不難做出這樣的定論。
「包容性全球化」：天朝帝國新的「昭昭天命」
德國的主流媒體，似乎對習近平的這場主旨演講讚譽有加。考慮到川普才剛說「歐盟是德國的工具」，贊成英國退出歐盟，而且，如同中國，德國也是大型的出口導向經濟國家，對川普的貿易保護政策會比別的國家更為敏感，德國媒體會對中國倡議的「包容性的全球化」口號表示附和，不該讓人意外。
至於英國的《金融時報》，就更直接表露出了歡欣的心情，以「習近平發表有力講話，捍衛全球化」為標題，來報導相關訊息。而且，同樣的標題，不但出現在倫敦，還一模一樣地出現在紐約和台北的財經媒體。
「包容性的全球化」（inclusive globalization），一如北京天朝學人的規劃設想，瞬間成為新生的「中華型全球化」在這個階段的代名詞。據說不同於以「華盛頓共識」為本的「排斥性全球化」，由華夏帝國主導的「包容性全球化」，才是真正能讓顯現疲態的「全球化」趨勢重獲生命力的仙丹妙藥。
按照這種新型的天朝主義話語，世界歷史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一條道路是走向「戰爭、貧困、對峙和支配」，而另一條道路則會導引人類走向「和平、發展、合作以及雙贏」。不再「輸出革命」而改為「輸出資本」的中南海和天朝文人，現在對「世界秩序的構造」有了新的官方說法：「反全球化」是錯誤的，因為人類無法取消全球化，而只能適應它。中南海希望世界人類能夠相信，由華夏帝國主導的「包容性全球化」，不僅會使得這個世界變得更為高效，而且更加公平，「讓不同國家不同人群不同階層，共享經濟全球化的好處」。
而中南海，這個天命的「普世王權」，當然將是新來的神諭執行者。護衛以「包容性全球化」為名的「中華型自由貿易體制」，如今乃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中國共產黨的「昭昭天命」。
接續去年G20杭州領袖峰會和APEC領袖峰會的「魅力攻勢」，中南海企圖將自己塑造為全球化勢力的護持者的策略意圖，再次嚐到甜美的成功滋味。世界各地的「達沃斯人」啊，不要懼怕，你們的王騎著馬到來了，讓「達沃斯人」再度於世界舞台站起來了！
「包容性全球化」的「新天下主義」
巧妙地借助了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來實施細密的「戰略性公關」，中南海開始對美國的川普政權展開了「沒有槍砲的戰爭」。
以人民幣為後盾，習近平毫不費力就將自己推上了「反川普國際聯合陣線」的指揮官的新位置，不但得以繼續在國內鞏固「習核心」的地位，進而還站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論述戰略高地，雄視天下，好整以暇，要看川普如何應付全球的「達沃斯人」構成的火牛陣。
事實或許不過如此。不過，其中有個問題值得進一步追問：為何「達沃斯人」可以輕易地接受以中南海作為「全球化」的「宿主」的寄生策略？
前述杭亭頓的文章，對此提供了一些初步的思考線索。
依據杭亭頓的論述邏輯，我們可以發覺：如同「達沃斯人」這般的跨國界菁英，與一般在地公民之間最基本的的差別，其實不在於所謂「國際主義」與「孤立主義」（台灣的天朝文人喜歡說：「鎖國主義」）之間的對立，而是在於「世界主義」（用天朝文人的話語來說，是「天下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對立。在缺乏足夠的社會保護反趨勢的情勢下，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將持續強化「菁英階層的去民族化」傾向，並且逐步擴大這些「全球菁英」與「本土公民」之間在經濟上的落差與在文化上的鴻溝。
其實說到底，這是社會學者老早知道的「常識」：在全球化的趨勢下，菁英階層總是「世界主義」的，而普羅大眾總是「本土主義」的。
但傳統以「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為論述脈絡的社會學分析所不知道的是：要將「達沃斯人」流行的現代「全球說法」（Global speak）與古典儒教的「修齊治平」修養術混搭起來，要拿「政治儒教」否定「人民主權」和「公民社會」等「歐美普世價值」，而以古典王權主義為本的「民本思想」，來建構可讓「達沃斯人」輕鬆入口的「新天下主義」話語，其實也非困難的事情。
所以，我們無須懷疑，相對於充滿鄉巴佬粗口的美式「民粹主義」，對主流的「達沃斯人」，華夏版本的「包容性的全球化」，確實會是更適宜搭配紅酒的高級佐酒料理。只要能讓跨國企業的董事會看著飆升的股價和薪酬而開懷大笑，「中華型全球化」就是「包容性的全球化」。
「包容性全球化」的歷史現場
當然，與百年後的歷史學家不一樣，我們就處在以「包容性全球化」為名的「中華型自由貿易體制」的歷史現場。至少，在台灣的我們，比起百年後的歷史學家，可能會更快明白一些日後會被埋沒掉的歷史實情。
就在習近平於「世界經濟論壇」發表主旨演講的前夕，32位對中國的的西藏政策進行和平抗議的西藏人士，被瑞士警方逮捕了。瑞士藏人協會的會長丹增寧波（Tenzin Nyingpo）說，覺得被瑞士政府利用了。瑞士政府百般刁難他們的活動申請許可，以各種方式進行「技術性的阻擋」。他們甚至最後只能自動撤回之前的活動申請，企圖以此來換取18日在萬國宮舉行抗議活動的許可。
瑞士政府玩弄的伎倆，對經歷過太陽花運動的台灣新世代，絕對不會陌生。
當然，你會說，這是瑞士，而不是台灣。然則，對瑞士，對這個歐洲率先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對這個歐陸第一個與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藏人的抗議活動，無非是阻礙「深化中瑞雙邊關係」的絆腳石。
甚且，瑞士政府作為「中華型全球化」的「共犯構造」的舉止，在歐洲還不是什麼例外或罕見的異常。
2016年底，中國媒體大幅報導了一則新聞：基於挪威方面「對損害雙方互信的原因進行了深刻反思」，中國宣布與挪威「關係正常化」。
按照中國外交部網站的說法，2010年10月，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中國服刑犯劉曉波，「使得中挪關係嚴重受損」。結果之一，是挪威在中國鮭魚市場的份額，從2010年的92%驟降到2013年年上半年的29%。此外，中南海還停止了與挪威之間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受到「中華型全球化」的「感召」和「教化」，挪威政府於是趕在2015年3月31日，截止日期的前一天，匆忙宣佈申請加入亞投行。這些看似「誠摯」的懺悔舉動，最後終於換得了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並在同一時間，中國也恢復了與挪威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為著能向中國行銷鮭魚，挪威政府不惜磕頭下跪，但求能取得對中國進行「朝貢貿易」的入場券。這是華夏版本的「包容性的全球化」的另一個歷史現場。
很顯然，如果你自己就是一個充滿危險和憤怒的「新世界」的助產士，如果你自己就是這個「中國主導的全球化」的「共犯構造」，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否定和遺忘這些不堪入目的歷史現場，試圖讓當代的人類——與百年之後的歷史學者—不記得曾經發生過這些事情。還有，即便是號稱「人權立國」的老牌歐洲民主國家，在此也不例外。
「包容性全球化」與「一帶一路」
如果要問中國未來將如何落實「包容性全球化」的口號，目前看得到的最重要戲碼，莫過於2017年5月，將在北京召開「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中南海要以此來讓全球的「達沃斯人」共聚一堂，「共商合作大計，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
隨著要搭「中華型全球化」的「順風車」的人越來越多，中南海豪情萬丈地宣稱，500多億美元的「一帶一路」計劃，讓中國的「朋友圈」不斷擴大。
中南海沒有說的是，隨著「一帶一路」計劃逐步展開，中國的「反對圈」也在不斷擴大。
就在今年（2017年）的1月7日，斯里蘭卡南部的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 Port），爆發了嚴重的社會衝突。
事件的緣起，來自於以「擺脫對中國的依賴」為口號而上台的西里塞納（Maithripala Sirisena）政府，在斯里蘭卡積欠中國大量債務的情形下，最後依然不得不將漢班托塔港的八成權益，以約11億美元的價格租給「中國招商局控股港口有限公司」，租期為99年。
1月7日，正是中資企業為新協議中附帶的港口工業園區舉行開工典禮的日子。斯里蘭卡的左翼政黨「人民解放陣線」（Janatha Vimukthi Peramuna ；JVP)，結合「保護國家資產僧侶組織」（Monks’ Organization to Protect National Assets），為此舉行了大規模的抗議示威行動，卻在警方的強力鎮壓下，導致共21人受傷、52名示威者被捕。
就天朝主義史學的「百年國恥」史觀而言，2017年的1月7日，當然是個大日子。從1845年在中國上海出現第一塊租界後，到了2017年，中國終於也擁有了自己的「租界」，真正實現了天朝文人心目中的「帝國復興」。
更重要的是，漢班托塔港，作為印度洋重要的航運中樞，已經被中國列為「珍珠鏈戰略」的重要項目，形成了中國「一帶一路」中的「海上絲路」計劃的構成環節。
某個意義下，這正是華夏版的「包容性全球化」的典型案例。中國官員宣稱，漢班托塔港未來5年將可以吸引50億美元的中國資金、為當地人民增加10萬個工作機會。
台灣的天朝主義「左派」，大概又可藉此宣揚中國的「萬隆精神」和「南南合作」相對於「台灣的次帝國主義行徑」的「優越性」和「進步性」，進而表述「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化」是如何不同於「美帝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
只是，從計劃的實際內容來說，一般有健全思考力的人，可能都看不出來，這種做法與過去新自由主義的「滲流式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有什麼差別。「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化」，還是一樣暗地假設著：只要讓「全球化菁英」獲得更多的利益，就可以引發經濟成長，然後其他人也就從而獲得好處；分配不均下的社會不平等趨勢，只是取得經濟成長的「必要的社會代價」。
這樣的「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化」，自然是會對「達沃斯人」具有「致命的吸引力」的。
「包容性全球化」與「中華型殖民主義」
「漢班托塔港模式」，有許多可以仔細討論的地方。
粗略地說，對諸多發展中國家的公民社會組織，「漢班托塔港模式」已經充分說明了，發展中國家如果隨意接受中國的「發展貸款」，最終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進一步說，「漢班托塔港模式」不但呈現出「中華型全球化」在「掠奪性發展」上的維度和特徵，而且還揭示著「有中國特色的包容性全球化」與「中華型殖民主義」的嶄新歷史現象之間的密切關聯。
對斯里蘭卡的「人民解放陣線」，將漢班托塔港租借給中國99年，最重大的長遠問題將會是讓斯里蘭卡淪為「中國的殖民地」。
即便僅以現況而言，為開發工業區而強制徵收大量土地，就立即造成了上千位居民遭到迫遷的重大人權爭議。原本斯里蘭卡人民耕作的土地，瞬間就變成中國企業攫取「附加價值」的廉價基地。
中國在斯里蘭卡複製中國內部血腥和高壓的「中國式效率」，對斯里蘭卡的經濟、政治和社會，長期會造成什麼負面影響？顯然這是斯里蘭卡的「人民解放陣線」透過抗議行動而對「中華型殖民主義」提出的嚴肅質疑。在他們看來，「漢班托塔港模式」根本無法稱為「yahapalanaya」（良善治理）的案例；漢班托塔港租借給中國99年，不過是翻版了1903年古巴被迫將關塔納摩租讓給美國的前例。
「保護國家資產僧侶組織」，更是進一步質問：「99年代表著2個世代，當中國人紮穩根基後，我們確實還能拿回這塊土地嗎？」在他們看來，「中華型殖民主義」，無論對斯里蘭卡的的本土文化或人口結構，都構成了重大的威脅。如果你暸解不列顛帝國在1830年代將印度南部的泰米爾人大批遷移至斯里蘭卡，從此在斯里蘭卡所衍生的巨大政治悲劇，你就會知道，他們的憂慮，不是空穴來風。
更糟糕的是，雖然漢班托塔港是民用港口，但這個港口正位於連接蘇伊士運河和麻六甲海峽的主要國際航道，加上中國將其納入了所謂「珍珠港」策略，中國隨時可以藉機將漢班托塔港變成中國海軍在印度洋的海外基地，從而使得斯里蘭卡實際上成為華夏帝國的「勢力範圍」。對此，不但斯裡蘭卡政府內部因而對這個「租界」存在著異議，印度政府更可說是嚴陣以待。
「包容性全球化」：華夏版的「踢開經濟發展的梯子」
仔細觀察「漢班托塔港模式」，人們將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對一個被納入「一帶一路」計劃的發展中國家，從向中國貸款來進行經濟開發，到成為中國的「經濟租界」，到最後成為中國的海外軍事基地和「勢力範圍」，耗時可能還不需超過10年。從這個意義來說，「達沃斯人」對華夏版的「包容性全球化」的支持，同時也就是對「中華型殖民主義」的支持，一體兩面的事情。
最後，無論如何，一個迄今歐盟還不願意承認其「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出面來當「全球化」的護持者，對許多人終究宛如「畫虎類犬」的「魔幻演出」。當習近平說「我們應該向保護主義說不」，眾多企業界人士看到的景象，卻是習近平主持下的中共政權，不但強化對資本流動的控制，以國企集團為核心繼續推動「培植民族冠軍」的「舉國體制」，而且還公佈了《國家網路安全戰略》，對外國科技公司在中國的營運構作更難跨越的「非關稅障礙」。
但準確地說，從「漢班托塔港模式」來觀察，中南海一方面在達沃斯為自由貿易唱起讚歌，但另方面在本國設置各種貿易和投資壁壘的做法，以世界歷史為準，或許也不能全然詮釋為「中國特色」的產物。如果依循英國學者張夏準（Ha-Joon Chang）的觀點，將「全球化」簡化為「中國出口+中國企業的海外併購」，可能就不會僅是一種權宜性的「策略性公關」，因為從資本主義的長期歷史而論，「中華型自由貿易體制」，也可能是蛻變為資本主義大國的中國，對發展中國家佈置「踢開經濟發展的梯子」的「富國陷阱」的長期國家戰略。
至於「有中國特色的包容性全球化」，與一般歐美中左翼人士所談的「包容性成長」（inclusive growth），究竟有什麼不同呢？這次的文字長度可能已經超出許多讀者的耐性，這個問題，就暫且讓我們留待過完年後再繼續討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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