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8 January 2017

何清涟：2017年中国经济重头戏——货币维稳

1月4日，彭博社爆出北京内部消息，称中国已准备汇率风险应对预案，必要时强制结汇。对这消息，我一点也不意外，中国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点之一，就是“要在增强汇率弹性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说穿了，就是货币维稳，关键放在汇率维稳一环。纵观中国政府新年前后所有的应对措施，无非是两大类：一是步步为营加强宣传工作，大打“信心仗”；二是在控制细节上狠下功夫。

货币维稳的关键是汇率维稳

货币维稳的关键是外汇维稳。道理很简单，测量货币稳定主要有两个指标：

一个指标是货币购买力，即所谓通胀率。在中国，这点比较好控制，老百姓的感觉，比如100元人民币几年前能买10斤肉，现在只能买3、4斤这类感觉算不得数，要听政府的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用那指数衡量，中国的通胀永远在良性范围。不信请去看政府刚公布的数据：2016年12月，CPI指数比2015年同期只上涨了1.6%，这数字，几乎将全世界90%以上的国家比下去，就连美国也难以交出这么好的成绩单。所谓房价疯涨、人民币贬值等等传说，全都是老百姓的模糊感觉，到底上涨多少，还是政府说了算。

另一个指标是人民币兑美元比率。如今，面对资本外流与人民币压力，中国政府当真是拼了，定下的战略目标是“破七保三”（人民币兑美元暂不破七；外汇储备总额不能低于3万亿）。前一向人民币兑美元一直在1；6.95以上徘徊，某天报价牌还出现了破七纪录，世界大哗，官方立刻出来声明那是谣言，人民币汇率很稳定，然后又很机智地让汇率反弹了回去，至今还没破七。

北京当然知道仅靠控制下的反弹无法有效提振信心，因为就连本党要员，都在纷纷向外转移资产。最近刚被审判的原江苏省委常委、秘书长赵少麟帮助其子通过行贿400多万元骗购外汇4170余万美元并转往境外一案，只是类似情况中的九牛一毛。

本党要员都不相信人民币能够坚挺，工作重心就得放在稳定民众信心上。毕竟官员了解内情更多，不如百姓那么好蒙骗。中国政府在双管齐下：

一是调整汇率指数篮子，让人民币汇率看起来不那么令人悲观。以下简单说明这把戏如何玩：直至2016年12月31日为止，人民币汇率指数篮子中有13种货币，中国央行在制定人民币兑美元官方汇率（即每日中间价）时使用该货币篮子作为依据之一。美元在其中的权重最大，为26.4%，这是过去一年推动人民币币值变化的主导因素。从2017年1月1日起，美元及与美元挂钩的货币（如里亚尔和港元）在新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为30.5%，低于以前的33%。汇市专业分析人士认为，这一举动可能有助于缓解近期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但作用有限。

二是官媒与专家齐声同唱“信心歌”。歌词的主旋律是：“中国不缺那几个亿的外汇，中国外贸年年顺差，现在每个月平均200亿的增加外汇储备，不差那几个美元。限制他们是不让他们炒房价，而且人民币已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货币，世界通用，……”

管控细节无所不至

外汇维稳方面，中国当局深知目前有三个急欲套现的“假想敌”，一是国内企业想将资产置于安全之地，二是国内中产、富豪急于将房产等帝国红利套现保值，三是外资企业要套现抽走资金。对付这三大类套现者，央行各有高招：

对于想借海外投资为名转移资金的企业，国家外汇管理局早就在11月28日推出新规，资本账户下超过500万美元的海外支付，包括组合投资或海外并购等直接投资，必须上报市外管局批准；之前已经获批的大型投资项目尚未转帐的外汇部分也适用此规。原来的报批限度是5000万美元，从新规颁布开始，一直到2017年9月，金额超过10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金额超过10亿美元且不属于中方核心业务的海外并购、以及国企在海外涉及10亿美元以上的房地产投资都将不被批准。

对于想将帝国红利套现的个人，新规则规定：从2017年1月1日起，个人购汇严禁用于境外买房、证券投资、人寿保险和投资性保险等未开放资本项目。为此特意设置了若干条款限制，比如银行购汇要与实际用途相符，以学费名义申请的，必须提供本人因私护照及有效签证、境外学校录取通知书、学费证明或生活费用证明，才可以购汇；此外，申请表还强调，对于存在违规行为的个人，外汇管理机关依法列入“关注名单”，当事人当年及以后两年不享有个人便利化额度。

对于那些想将利润转移出境的外商，从11月底开始，跨国企业500万美元或以上的资金汇出，须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此外，跨国企业在中国的银行账户与外国附属公司账户之间的资金汇入汇出金额也面临更严格的限制。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表示，如今各公司只能将相当于他们中国资产30%的金额汇出国外。这一比例大大低于之前指引下的100%。

如果没有上述三管齐下的管制措施，恐怕现在“破七保三”的目标早就成了泡影，媒体评论也唱不出“中国不缺那几个亿外汇”的“信心歌”。承接2016年经济之势，可以断定，2017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重心在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事关房地产、债务、地方财政），而重中之重乃是外汇维稳。最坏情况下，就会推出本文开头彭博社消息所谈的应急预案，强制结汇。该消息还提到，中国监管部门已经鼓励部分国有企业对经常项目下外汇收入进行结汇。

国际社会的前车之鉴：墨西哥金融危机

外商的钱转不出来，大概早就向其母国政府陈情了。目前最大最强的美国还没完成权力交接，如何表态且看后续。目前，世界主要货币都在贬值，欧盟国家如德国，其实早就实行强制结汇了，储户存在银行美元账户里的美元，却只能按当日汇价提欧元，因此，中国管制外汇也不算是特别个色的事情。

我以前在《中国经济的堡垒战：“保卫外汇储备”》一文中，谈过美国财政部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何对中国管制人民币汇率持正面评价。本文分析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全球化浪潮开始后，1995年墨西哥比索贬值曾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当时美国政府与IMF在应付这场危机上几乎焦头烂额。

1994年12月圣诞节前四天，墨西哥政府突然宣布放开汇率，让本国货币自7年以来再度贬值，目标是1个比索相当于5美分。仅仅3天之内，比索贬值15%，与美元的比价更是下跌了30%，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的金融恐慌。特别是在纽约华尔街，以及与它们有联系的投资基金机构及私募基金当中，这种恐慌情绪更甚，因为他们曾向墨西哥政府提供贷款，并以股票、债券的形式向这个国家投资500亿美元。

其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及财政部官员全都放弃休假，全力应付这场金融危机。尽管克林顿政府在1月12日宣布与墨西哥的财政双边决定，美国将以高达400亿美元的信贷保障援助墨西哥，没想到这一决定宣布之后，全球陷入一种谁也没有料到的可怕境地：在全世界所有重要的交易所，从新加坡、伦敦直至纽约，几十种货币同时陷入巨大贬值压力之下，人们纷纷抛出债券、股票购买美元。墨西哥耗尽了最后一点外汇储备，哀叹国家就要完了，并再次向美国求助。克林顿政府在得不到国会再次承诺之下，只好拿出应急的总统基金全部家当200亿美元，并再向IMF求援，请他们拿出177亿美元，与美国共同援助墨西哥，这样才算是终止了墨西哥这次地狱之旅，挽救了世界金融市场。

这场危机距今已逾20年，30多岁的青年人早就不记得曾有过这场危机。但经历过那场危机的人还在。200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当然也是那场危机的见证者，正因如此，他在美国之音记者问他“一旦中国经济出现更为严重的状况，世界其他经济体会不会前去救市？”这一问题之时，才会回答说：“不会。即便是其他国家具有最良好的愿望，也不可能；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规模太大了——不会因为规模如此之大而不可能垮掉，但是规模大到拯救起来很难”（not too big to fail，but too big to save）。

讲这个20多年前的旧故事，是想说明一点：当年克林顿政府拯救墨西哥之时，竭尽美国与IMF之力，只能筹集不到400亿美元。假如拥有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的货币维稳失败，将如克鲁格曼所言，倾全球之力也无法相救，这就是美国财政部与IMF对中国控制人民币汇率持正面评价的原因。

一般情况下，中国政策的战略性转变往往发生于每年“两会”期间，但今年不同于往年 ，早在元旦之前，维稳战略就已经发生重大战略性转变，从政治维稳转向经济维稳。促成这一战略转变的既有外因，也有内因，而以往的债务、房地产、去产能等重大经济任务，现在都列于经济维稳的二级项目，让位于货币维稳。

美国与国内的压力均由政治转为经济

川普还未正式接任，但他的施政思路却让全世界做出提前反应，被美英主流媒体嘲讽备至的“推特施政”更是反应热烈。鉴于川普对外政策大思路，以及川普提前预告的不惜与中国展开贸易战，中国方面提前调整了战略。

川普早就公开宣布，他的施政思想是两个中心、四项原则。两个中心是：对内，以美国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放弃意识形态之争，不干预。四项原则是：减税、吸引外资、再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两中心四原则全为一个目标服务：提高美国的就业率。不管华府的各种政治势力如何哓哓不休地反对，质疑“把钱花在美国”这种想法的正确性，从川普的“推特施政”来看，除了遇到特别大的国际国内事件，否则会步伐坚定地走下去。

中国当然仔细研究过了应对策略。既然美国以后不会再对中国实施颜色革命、和平演变，那就在商言商好了。所以趁早调整战略，将贸易战、货币战等诸般因素全部考虑进去，政治维稳且放到第二位，经济维稳优先，还适时地通过曾担任过世行副行长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向川普献策，盛赞川普理解投资基本建设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建议川普发挥世界领袖作用，和富有基建经验的中国联起手来，支持他提出的《全球基本建设倡议》（Global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引领全球经济复苏。

国内政治形势也发生重大变化，在朝的反对力量与在野的持不同意见者都已经清除。习近平成为中南海主人已快五年，在统治集团内部，习近平已通过反腐将各大山头扫平，建立了个人领导权威；在清除社会反对力量方面，更是通过抓捕、禁言、限制外国NGO等方式消灭了大部分反对力量，建立了全面布控的维稳机制。

因应美国政治及对华外交政策的变化，加之如今中国经济已大难临头，北京高层决策者必须根据时势之需做出战略调整，将执政重心放到与民生有关的经济维稳上来，关键战役就是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说的外汇储备保卫战。

以货币维稳为核心的外汇市场维稳将延续多长时间？政府现在给定的时间表是今年9月，选在这时，是因为那时正值十八大结束、十九大开始的党代会召开，是习近平第二个五年任期的开始，这个时候通常被认为是政治敏感期。

经济维稳的三个重点

经济维稳当然还有其他重要内容，但这些维稳故事真正掰开来说，就如同癌症病人，放弃治疗必死，治强如不治。以下是维稳清单上的重要内容：

一、是用化减债务的方式消解债务危机

关于中国债务总额，中外分歧不大。2016年中时，官方承认截至2015年底，中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人民币，与国外投行界估算的26.6万亿美元（约180万亿人民币）相差不大。差别在于对巨额债务是否会引发危机的看法不同。中国内部从官员到媒体都认为，政府债务处在可控范围内。而外部观察者却忧心忡忡，认为会爆发危机，并连累世界，中国人熟知的索罗斯就公开表示过这担忧。

政府的办法是债转股，即将左手的烂鸡蛋换到右手握一下，刷层亮色换个名号变成“有机鸡蛋”，然后就说这鸡蛋如何好。详细分析请见拙文《债转股：中国股市“生力军”之考查》。

国内人士对债务的态度是“帐上有债，心中无债”，意指帐面债务总额不能否认，但却在战略上藐视债务，认为巨大债务不会带来危机，理由大约有三种：一种看法是：2015年全国政府性债务负债率41.5%、地方政府债务率89.2%，两项指标均低于国际警戒线。第二种则认为债务是一种信用，有债务才有资本运作。在现代社会，信用是一种度的把握，是能力，也是规范，所以，国家承债，无可厚非。中国的债务仍然在可承受范围内，财政状况总体稳定，发展前景和态势也堪称良好，所谓债务危机是“别人总在为我们的债务咸吃萝卜淡操心”。第三种更直接：债务主体不是别人，是国企与地方政府，天塌下来有老爹中央政府顶着，不用怕。

债务危机从2015年的一线地位退居二线，全因有更大的危机即汇市危机，汇市失守将引发金融危机，因此货币维稳成了重中之重。政府与官方专家深知，只要金融系统不崩溃，政府就留住了青山。所以如今的要务是别让外企、内企与中产，你一锄我一铲地挖山不止，将数万亿外汇储备挖空，剩下的事情就好说。

二、政府加持房地产泡沫，让其维持稳定

这是2016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既定方针，那句颇有习氏风格的话“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就在此次会议后广为流传，“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就是要维持有价无市的状态。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话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在中国至少迟来了七、八年。因为中国的房地产早已严重过剩，远超居住需要。官方数据是户均1.2套住房，另外还有总库存约100亿平方米。无房户极少，而且穷人也根本买不起这么昂贵的住房。

房地产发展至今，全因中国经济患上了严重的房地产依赖症：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度高达60%左右，房地产业占到GDP的6.6%和1/4投资，直接相关产业达60个，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命脉。数据显示，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高达24.1%，对于关联产业的拉动效应约为2倍。从居民家庭财富来看，房地产占比约在68%左右。对政府来说，中国的房地产早就如同美国的华尔街一样，到了大而不能倒的程度，每逢危机来临，政府不得不动用纳税人的钱全力拯救。

中国的房地产还有一个功能，即中国央行的货币储水池，用信贷支撑房地产市场，早已成为中国政府的经济维稳之道。中国政府早就发明了一整套控制市场的方法，比如限购、限售、限价，想用哪种就用哪种。从20世纪以来，全世界共发生过一百多次房地产危机，但中国政府的控制方式却是唯一的种类，政府兼做庄家、卖家和裁判者。房地产维稳的意义在于保持市场信心，而不在于实质，只要泡沫没穿，房地产业欠银行的债就能挂在帐上，不成为坏帐，银行帐目就可保持表面光鲜；居民家庭财产在帐面上就不会缩水，也因此不会产生强烈的恐慌感。

三是去产能，调整经济结构。

中国当局在去产能方面，几乎到了黔驴技穷的程度，却不得不继续做。原因很简单，全球六大产能过剩行业煤炭、钢铁、水泥、平板玻璃、铝、造船，其主要基地都在中国，中国钢铁倾销，让全球贸易战硝烟弥漫。2015年，中国的钢铁产品在欧盟、美国、日本、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多国都被课以反倾销关税。不仅如此，中国还因此在入世15周年时未获美欧日等国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美国候任总统川普也就此放出狠话，声言要惩罚中国。无论是出于为银行的安全考虑，还是为中国与主要经济体的经贸关系考虑，中国都得将“去产能”放在经济维稳的菜单里。

因为压力过大，北京对去产能不力的省部级高官予以惩罚。过去这类情况基本是调职了事，但最近却采取更严厉的手段，2016年12月，由于江苏、河北两省在钢铁行业“去产能”不力，中央政府责成两省政府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并给予江苏省副省长马秋林行政记过、河北省副省长张杰辉行政警告处分。

很多人并不明白由“政治维稳”转向“经济维稳”意味着什么。本文概括一下：中国经济进入维稳阶段之后，就不是什么短期行为伤及长期健康繁荣的二选一问题，而是必须熬过今天才有明天的问题。经济维稳的关键是货币维稳，货币维稳的核心是外汇维稳。目前的外汇储备保卫战，是中国货币维稳的关键战役，只能赢不能输。去年全球有蒙古、委内瑞拉与印度三个国家先后陷入经济危机，灾难成因虽然不同，但起始点都是货币（汇率）失守。有了这些前车之鉴，中国政府目前最大的任务就是不要让本国陷入委内瑞拉式困境，中国人民则只能期盼政府不要学习印度总理莫迪，通过废钞令、没收黄金与某些不以本人名义购买的住房来剥夺本国人民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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