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Economist 經濟學人
日期：2014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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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使得烏克蘭政局天翻地覆的示威者對他們的國家有很多期望。他們的標語牌表達和歐盟建立更密切關係、俄羅斯終止對烏克蘭政務的干預，以及建立一個透明公開的政府，取代總統亞努科維奇那盜賊統治的要求。但他們最根本的訴求就是在數十年間驅使人們反對腐敗，濫權，專制政府的目標：建立一個以規則為基礎的民主制度(rules-based democracy)。
民主國家普遍比非民主國家富裕，爆發戰爭的可能性較低，打擊貪腐的記錄更好的原因不難理解。更重要的是，民主國家的人民得以說出自己的想法，塑造他們自己和下一代的未來。世界上有這麼多地方，這麼多人為了民主理念而準備冒這麼多風險，印證了這個理念持久的吸引力。 可是，近來類似在基輔發生的事情儘管使人振奮，但卻不無憂慮。因為，一個使人擔心的模式在一個個首都自我重覆。人群在主要廣場的聚集，有政權支持的流氓試圖反擊，可是，在民眾的堅持和環球的新聞報道面前，那些流氓慌亂了。世人為政權倒台叫好，又說會幫忙建立民主制度。但是，要趕跑獨裁者比起建立一個可行的民主政府容易得多了。新政權跌倒，經濟陷入困局，而國人則發現情況至少和先前一樣壞。爆發阿拉伯之春的大多數國家落入的就是這種局面，烏克蘭十年前的橙色革命也是同樣的結果。在2004年，大批民眾上街抗議，迫使亞努科維奇下台；結果，接任人一樣的使人失望。到了2010年，亞努科維奇(在俄羅斯巨額金援下)重新當選總統。
在20世紀下半葉，民主制度在最困難的情況下紮了根—在曾經遭受納粹主義創傷的德國，在貧窮人口全球最多的印度，以及在1990年代，因為種族隔離政策而受嚴重破壞的南非都是如此。去殖運動在亞洲和非洲衍生出一批新的民主國家，在1974年的希臘，1975年的西班牙，1983年的阿根廷，1985年的巴西和1989年的智利，獨裁政權讓路給民主制度。蘇聯的崩潰使中歐出現許多新生的民主國家。到了2000年，美國智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把120個國家，即全球所有國家當中的63%歸類為民主國家。
在那一年，超過100個國家的代表出席在華沙舉行的世界民主論壇，他們聲明：“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權威的基礎”。美國國務院發表的一份報告宣言：在送別了威權或極權政府的失敗試驗之後，“這下子，終於，民主制度勝利了。”
在一連串成功之後，這種狂妄固然可以理解。可是，如果站在遠距離觀察的話，便會發現民主的勝利並不一定是必然的事。在雅典這個民主制度的發源地陷落之後，這個政治模式便一直在沉睡，直到超過2000年後的啟蒙年代才復甦。在18世紀，只有美國的革命創立了一個可持續的民主制度。在19世紀，各國王室向主張民主的人展開漫長的防禦戰鬥。在20世紀上半葉，在德國，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新興民主政體崩塌了。到了1941年，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只剩下11個，富蘭克林·羅斯福擔心，要保護“民主之火，使之不被野蠻的黑暗吞噬”也許是不可能的事。
在20世紀晚期看見的進步在21世紀停滯了。儘管今年全球大約有40%的人口—比任何時間都多的數字—在會舉行自由公平選舉的國家生活，民主制度在全球的推進卻停了下來，甚至可能是在向後退。自由之家計算出，2013年是連續第8年全球自由度下跌，民主制度的推進在本世紀之初已經到達頂峰。在1980-2000年間，民主制度至遭受過很少的失敗，然而自從2000年，民主制度失敗的次數多了。而民主制度的麻煩比數據顯示的還要大得多。許多名義上的民主政體演變為專制政體，只是通過選舉保留民主制度的外貌，而對一個能夠有效運作的民主制度而言同樣重要的權利和制度則消失了。當民主得到勝利—比如開羅或基輔那些不得人心的政權倒台之時，人們對這一制度的信念便會增強。可是，這一信念接著又破滅了。在西方以外，民主制度的推進很多時以失敗告終。而在西方，民主制度很多時和債務、處理國內事務時運作不良，應對國外事務時把手伸得太長等扯上關係。民主制度從來不缺乏批評者，可現在，民主制度在其西方大本營的衰弱，它在別處的脆弱影響力等都日益明顯，使得人們以新角度審視針對民主制度的舊有疑慮。民主制度失卻了前進的動力，原因何在？
歷史的回歸
兩個主要的原因是2007-08年的金融危機和中國的崛起。那場危機造成了心理上和金融上的破壞，揭露了西方政治體制的根本弱點，削弱了他們的自信。各國政府在數十年來穩步擴大福利制度，以至積累了達到危險水平的債務，而政治人物則以為他們擺脫了經濟榮枯周期，並且馴服了風險。許多人對他們的政治體制運作感到幻滅—尤其是當各國政府以納稅人的金錢救助陷入敗政困難的銀行，然後卻只能看著從事金融業的人繼續給自己發鉅額花紅而無能為力。這場危機使華盛頓共識在整個新興世界變成一個受批評的詞彙。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打破了民主世界獨佔經濟進步的局面。哈佛大學的Larry Summers指出，當美國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時候，生活水平大約每30年提高一倍。而在過去30年，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每10年便提高一倍。中國的精英認為，他們那個由共產黨控制，加上不遺餘力把人材招攬入其上層的模式比民主制度更有效率，而且陷入僵局的可能性較低。
批評中國的人很正確的指責中國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控制輿論，包括囚禁異見者和審查網上的討論。可弔詭的是，那政權對控制的著迷正正顯示它很留意輿論。同時，中國的領導人能夠處理一些在民主制度下需要幾十年才能解決的國家建設問題。例如，中國在短短兩年時間內把2億4千萬的農村居民納入到退休保障範圍, 這數字遠遠多於美國公眾退休金系統的受益人總數。
如果中國的制度能夠帶來增長的話，許多中國人會願意忍受它。在2013年的皮尤環球態度調查顯示，85%的中國人對國家的方向“非常滿意”，在美國，這樣想的人是31%。一些中國知識份子變得自吹自擂。復旦大學的張維為認為，民主制度正在摧毁西方，尤其是美國，因為民主使僵局成為常態，決策流於瑣碎，而且把喬治‧布什(George Bush junior)這樣的二流政客推上總統之位。北京大學的俞可平主張，民主制度使簡單的事情變得“過於複雜煩瑣”，而“某些巧舌如簧的政客得以誤導人民”。同樣於北京大學任職的王緝思指出，“許多引入了西方價值觀和民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陷於混亂無序的局面”，而中國則提供了一個替代模式。非洲國家盧安達、中東國家杜拜以及東南亞國家越南等都認真看待這個建議。
在民主國家自2000年以來遭受連串失望打擊的背景下，中國的進步顯得更為有力。第一個重大的挫折是在俄羅斯。在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之後，原先的蘇聯走向民主化看似是必然的事。在1990年代，俄羅斯在鮑利斯·葉爾辛(Boris Yeltsin)領導下步履不穩的向那個方向走了幾步。但是，葉爾辛在1999年年底辭職，把權力交給前KGB秘密警察佛拉迪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從那以後，普丁兩度出任總統及總理。這個後現代的沙皇摧毀了俄羅斯的民主實質，把媒體消音，將對手關進監獄，同時保留民主的表象—所有人都可以投票，只要勝出的是普丁先生就行。委內瑞拉，烏克蘭，阿根廷等國的專制領袖如法泡製，使變態的民主假象得以延續，而不是受到徹底的拋棄，民主制度因此進一步失去公信力。
民主制度的第二個重大挫折是伊拉克戰爭。在2003年美國領導的入侵之後，並未發現薩達姆·侯賽因那些傳說中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布什先生於是改口說，開戰是為了自由民主。他在連任總統的就職典禮上說，“自由國家協力推廣民主制度是敵人失敗的前奏。”這不僅是純粹的樂觀：布什先生由衷相信，只要中東還是由獨裁者主導，恐怖主義便會繼續在那裡滋長。但是，這場戰爭對民主進程構成了重大破壞。左派認為，這一戰爭證明了民主無非是美國帝國主義的遮羞布。外交政策現實主義者以伊拉克日益加劇的混亂無序為證據，證明由美國領導的民主化推廣會帶來不穩定。理念幻滅的新保守主義者如美國政治科學家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則視之為民主制度無法在石地紥根的證明。
第三個重大挫折是埃及。在2011年，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政權在大規模抗議中倒台，曾經使人看到民主在中東擴展的希望。但是，那份喜樂轉眼化為絕望。在埃及接下來的大選中獲勝的不是自由主義的活動人士(使人感到無望的是，他們各自各的組成了多得出奇的黨派)，而是穆爾西(Muhammad Morsi)的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穆爾西先生把民主視為一個贏家通吃的制度，把兄弟會的人安插全國，賦予自己近乎無限的權力，又設立了一個由伊斯蘭永久佔大多數的上議院。在2013年7月，軍方介入，逮捕了埃及第一個民選總統，監禁了兄弟會的主要成員，殺死了數以百計的示威者。和敘利亞的戰事以及利比亞的無政府狀態一樣，埃及的情況使民主制度會因為阿拉伯之春而在中東開花的希望破滅。
與此同時，一些近期加入民主陣營的成員失去了光彩。自從1994年引入民主制度之後，在南非執政的一直是同一個政黨：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這個政黨自我服務的特性越來越明顯。土耳其曾經給人一個溫和伊斯蘭與繁榮民主相結合的印象，可現在這個國家正在落入貪腐專制的局面。在孟加拉，泰國和柬埔寨，反對黨不是抵制近期的大選，就是不承認結果。
所有這些都顯示，建立使民主得以延續的制度確實需要很多時間慢慢來，打消了播種之後，民主便會快速自發開花這個一度盛行的觀點。儘管民主可能一如布什先生和托尼·布萊爾堅稱的那樣，是個“普世的追求”，它到底是個植根於文化的實踐。幾乎所有西方國家都在珍視個人權利和司法獨立觀點的社會中確立精細政治制度和強大公務員隊伍，而憲法權利也根深蒂固之後，再過了一段長時間才把投票權擴大。
但近年，成熟民主政體中看起來過時失效的，正正是那些原先為新生民主政體作示範的制度。美國已經成為僵局的同義詞，在過去兩年，它對黨派得分入迷得兩度幾乎對其債務違約；它的民主也受到不公正劃分選區這一做法的腐化，即是說，選區邊界的劃定是用以鞏固各在任者的權力。這助長了極端主義，因為從政者只需要討好支持政黨的人，在實際上使大量選民失去改變政局的能力。另外，金錢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力比任何時期都要大。數以千計的說客(每一個國會議員都要對著20個以上的遊說者)使立法程序更複雜費時，更容易混入特殊權益。儘管說客和捐款人都堅稱，政治開支是運用言論自由的一種方式，所有這些都造成一個印象：美國民主可以用金錢收買，富人比窮人有更大的權力。結果就是美國的形象—以及民主制度本身的形象—受到極大損害。
歐盟也並不是民主制度的楷模。作出在1999年引入歐元這決定的大體上是技術官員；只有丹麥和瑞典兩國對此事舉行全民公決，兩國的公決結果都反對引入歐元。為爭取民眾支持把權力集中到布魯塞爾的里斯本條約而下的功夫在人們投票表達相反立場後便告放棄。在歐元危機最黑暗的日子，歐洲精英強逼意大利和希臘以技術官員取代民選領袖。為應對歐洲民主失落而設，但並未成功解決問題的歐洲議會遭到莫視和鄙夷。歐盟成了助長民粹主義政黨興起的地方，例子包括荷蘭韋德斯(Geert Wilders)的自由黨(Party for Freedom)、法國勒龐(Marine Le Pen)的國民陣綫(National Front)等。這些政黨宣稱要保衛一般人的利益，使之不受傲慢無能的精英侵害。希臘的金色黎明正在測試民主國家對納粹式政黨的容忍度。一個原意為馴服歐洲民粹主義這頭野獸的計劃結果反而使之更有活力。
民主制度之病
即使在民主制度的中心地帶，它也明顯的受到多個嚴重結構問題困擾，而不僅僅是少數個別的毛病。自從19世紀晚期現代民主時代開展至今，民主制度通過了民族國家和各國議會來表達自己。人民選出代表, 讓他們在固定的年期內掌控國家權力。可是，這一機制現在受到上下兩方的攻擊。
先說來自上方的攻擊。全球化使國家政治起了重大變化。各國主持政事的人把越來越多的權力，比如有關貿易和資金流等，讓渡了給全球市場以及跨國機構，他們因此不能履行對選民的承諾。國際組織如IMF、世界貿易組織和歐盟擴展了它們的影響力。這些事例中許多都有具說服力的邏輯：一個國家能夠單獨應對氣候變化和逃稅等問題嗎？各國的從政者對全球化的反應是限制自己的自由裁量權，並且把權力交託給某些領域的技術官員。例如，擁有獨立中央銀行的國家數目由1980年的大約20個增加至現時的160個以上。
而來自下方的攻擊也同樣有力，例子有將要獨立的地方如加泰隆尼亞和蘇格蘭，由印度各邦到美國城市市長等，全部都試圖從全國政府奪回更多的權力。除此之外，還有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高級研究員納伊姆(Moisés Naim)所指的“微細權力(micro-powers)”如非政府組織和說客等。這些“微細權力”干擾了傳統的政治，使民主和專制國家領袖的日子更難過。互聯網使組織和煽惑變得更容易。在一個人們每星期都可以參加電視真人秀節目投票，或按按搰鼠就能在請願書簽名的世界，隔幾年才會有一次大選的議會民主，其機制和制度顯得日益不合時宜。英國國會議員喀斯維爾(Douglas Carswell)把傳統政治比擬為Spotify時代的HMV，在一個人人都能夠隨時隨地找到自己想聽的歌來聽的世界，那家英國唱片店破產了。然而，民主制度的最大挑戰既不是來自上方，也不是下方，而是源於制度本身—來自選民。“民眾會見日過日，沉醉於眼前的快樂”，帕拉圖對民主的憂慮已經應驗了。民主政府養成了把巨額赤字視為當然的習慣，依靠舉債來滿足民眾在短期內要求，而忽略了長遠的投資。法國和意大利在財政預算上收支失衡的情況已經超過30年了。金融危機很明確的突顯出，這種依靠舉債的民主制度不可持續。
隨著危機後的刺激政策逐漸完結，從政者現在必須面對他們在經濟穩定增長，容易得到信貸的年代迴避了的艱難取捨。可是，要說服選民適應新的撙節措施的話便會不利選舉。緩慢的增長和緊絀的預算案將會引發衝突，因為各利益團體在爭奪有限資源的緣故。使事情更糟的是，這些資源爭奪發生的時候，西方各國的人口正在老化。年長的人一向比年輕人更能夠叫人聽到他們的訴求，他們人多勢眾的投票，又組織壓力團體，好像美國那個影響力很大的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 AARP)。年長者人數越來越多，使得他們的絕對多數日益明顯。許多民主國家現在發生了過去與未來之爭，和繼承福利與投資將來之爭。由於人們對政治的犬儒主義日益加深，適應艱難年月變得更加困難。在已發展國家中，政黨成員人數都在下跌：在1950年，英國有20%的人口是政黨成員；而現在則只有1%。投票率也一樣在下跌：一項涵蓋49個民主國家的研究發現，在1980-84年和2007-2013年之間，投票率下跌了10個百分點。在2012年，一項針對7個歐洲國家的訪問發現，超過半數選民完全“不信任政府”。同年一項對英國選民做的意見普查發現，62%的選民贊成“從政者總是在說謊”這個論點。
同時，嘲弄和抗議之間的界綫快𨒪消失。在2010年，保證會公開貪腐的冰島最優秀黨(Best Party) 贏得了足夠的票數，可以和其他當選者共同主持雷克雅未克市議會的事務。而在2013年，四份之一的意大利人投票給諧星格里洛(Beppe Grillo)創立的政黨。假若民眾對政府要求很少的話，這些人民對政治玩世不恭的態度或許是好事。但問題是，民眾對政府的要求多得很。這情況的可能出現有害而不穩定的後果。民眾一方面依靠政府，在另一方面又鄙視政府。民眾對政府的倚賴迫使政府過度擴張，承擔過重的責任，而他們對政府的鄙視則使政府失去合法性。民主制度運作失靈的情況與民主制度之病兩者如影隨形。
在民主制度中心地帶出現的問題有助解釋這一制度在別處遭遇挫折的原因。民主制度在20世紀表現良好的部份原因在於美國霸權：其他國家很自然的想要模仿手執世界牛耳的國家。但是，隨著中國的影響力增強，美國和歐洲失去了作為模範的吸引力，它們也喪失了推廣民主的意欲。眼下，對民主制度將會產生不友善政權，並且助長聖戰者的恐懼看來癱瘓了奧巴馬政府。而且，當美國政府甚至連財政預算案都通過不了，更遑論規劃未來的時候，發展中國家為什麼要視民主制度為理想的政府模式？當歐洲的精英罷黜不符合財政正統的民選領袖的時候，又憑什麼要獨裁者聽取歐洲民主的大道理？
同時，富裕國家遇到了的那些問題也一樣在新興世界的民主國家出現。這些國家也一樣沉迷於短期花費而忽略長遠投資。巴西容許公營部門的僱員在53歲退休，但對建立一個現代機場系統卻並沒有下多少功夫。印度向大量的服務對象(client groups)派錢，但在基礎建設上的投資卻太少了。政治制度受到利益團體把持，遭到反民主習慣破壞。英國歷史學家Patrick French指出，印度下議院每一個30歲以下的議員都是政治世代的成員。即使資本主義精英內部也不再那樣支持民主；印度的商業大亨經常抱怨，印度混亂的民主產生出爛的基建設施，而中國的威權政體興建了高𨒪公路，光鮮亮麗的機場和高𨒪鐵路。過去，民主制度也曾經處於劣勢。在1920和1930年代，擁有未來的看似是屬於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當西班牙在1931年暫時恢復其議會政府時，貝尼托。墨索里尼將之比喻為在用電照明的時代回頭用油燈。在1970年代中期，德國前總理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揚言說，”西歐的民主時代最多再過二三十年便會完結，那以後它便會在獨裁政權包圍之下滑落、喪失動力、群龍無首”。現在的情況沒有那麼壞，可是中國對於民主制度具有本質上的優越性，並且會得到最終勝利這一信念所構成的威脅比共產主義有力有多。
然而，中國那些矚目的進步掩蓋了更深層的問題。精英階層日漸變成一個自我延續、自我服務的集團。中國全國人民大會裏最富有的50個成員合起來的資產共值947億美元，60倍於美國國會最富有50位議員的合計總資產。中國的增長速度由10%放緩至8%以下，而且預料會進一步下跌。對於一個以持續穩定增長為合法性基礎的政權來說，這是個巨大的難題。
同時，正如托克維爾在19世紀中指出，民主國家總是看起來比實質上更衰弱：在表面上看混亂不已的民主國家有許多隱藏力量。擁有讓持不同主張的不同領袖輪流上台這一能力的民主政體比專制政權更有效找出解決問題的創新方法，更能應對難題，雖然它們在找到合適政策前先要花點時間左試右試。但要成功的話，不論是新生的，還是已經穩定的民主國家都必須確保它們的制度是建立在穩固的基礎上。
搞好民主制度
現代民主制度奠基者如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人最使人稱奇的是這兩人的清晰思路。他們把民主視為強大而不完美的機制：這機制需要小心設計，才能在駕馭人類創意之餘制止其變態，此外還要維持良好的工作程序、經常加油、調節和修正。
在建立一個新生民主制度的時候，對清晰思考者的需求尤其殷切。這麼民主實驗以失敗作結的一個原因是它們過份集中強調選舉而莫視了民主制度的其他根本特質。譬如，國家權力需要受到制約，個人權利如言論自由及結社自由等必需得到保障。最成功的新生民主政體之所以能夠成功，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於它們抗拒了多數至上主義(majoritarianism)的誘惑。多數至上主義是指，贏出大選的多數派因此認為，只要它們高興，做什麼都行。印度的民主政體自1947年起延續至今，期間只有幾年時間實行了緊急狀態法；巴西的民主政體能夠自1980年代中期維持至今也是由於大體上相同的原因：兩國都限制政府的權力，並且為個人權利提供保障。
健全的憲法不僅有助長遠穩定，降低忿忿不平的少數派起而反對政權的可能性，更能加強打擊貪腐這一發展中國家禍根的力量。相對的，初生民主政權碰壁的第一個徵兆通常是當選領袖以大多數統治為理由，試圖擺脫對他們手中權力的制約。穆爾西先生試圖在埃及的上議院安插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者。亞努科維奇先生削弱了烏克蘭國會的權力。普丁先生則以人民之名對俄羅斯獨立的制度任意胡為。幾位非洲國家的領袖奉行粗劣的多數至上主義—諸如取消總統任期數目限制，又或者像烏干達總統在2月24日所做的，加重針對同性戀行為的刑罰等。
當有領袖做出這類違反自由的舉動時，外國領袖應該更積極發言，即使那些舉動得到大多數人支持也一樣。但是，最需要學懂這一點的人是新生民主政體的建築師：他們必須明白到，對建立一個健康的民主制度而言，健全的制衡機制和投票權利同等重要。弔詭的是，即使是潛在的獨裁者也能夠從那些在埃及和烏克蘭發生的事情學到很多東西：要不是因為累積了太大權力而觸怒國人，穆爾西先生便不會落入在監獄和法院上的玻璃箱之間來來往往的情況，亞努科維奇也不必逃命了。
即使是那些有幸在成熟的民主政權下生活的人也需要密切留意其政治制度的設計。在全球化和數位革命的雙重影響下，民主政治某些最受珍視的制度看起來過時了。假如要處理國內的問題和重振民主制度在海外的形象，成熟的民主政體便需要把它們的政治體制翻新。有些國家已經開始這樣做了。美國的參議院加大了參議員以阻礙議事程序的方式阻撓官員任命。有些州份引入了開放式初選，又把重劃選區的權責交給獨立的邊界委員會。其他顯著變化也能改善情況。改革政黨的財政，公開所有捐款人的名字，或許可以降低特殊利益團體的影響力。歐洲可以要求議員出示開銷的收據。意大利國會有太多薪酬過高的議員，而它設立的兩個議院權力相等，使得要做成任何事情都有困難。
但是，改革者需要更加進取。限制特殊利益團體的最佳做法是把國家可以分派的好處設置上限。而應對民眾對從政者信念幻滅的最好方式是減少他們可以做出的承諾數目。簡言之，一個更健康民主制度的關鍵在於把國家縮小。這個理念在美國革命的時代便已經出現了。 麥迪遜說，“在設立一個由人主理、管治人民的政府時，最大的困難在於，你必須首先使政府能夠管理受管治者，然後必須使之自我控制。”有限政府的概念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重建民主的核心。聯合國憲章(1945)和世界人權宣言(1948)訂明各國不得違反的權利和規範，那怕大多數人想要這樣做都不行。
這些制衡措施是基於對暴政的恐懼而設立的。但在今天，特別是西方，嚴重危害民主的東西更難察覺。其一是國家變得越來越大。政府持續不懈的擴充減少了自由，並且把更多的權力交到特殊利益團體手中。其次是政府做出無法的承諾這個習慣：不是開設一些它無力支付的福利項目，就是發動它不能獲勝的戰爭，例如毒品這個問題。選民以及政府都必須明白制約政府把手伸得太長這個天性的好處。例如，把貨幣政策的控制權交給獨立的中央銀行的結果是，1980年代的通脹問題和緩了。是時候把同樣的有限政府原則應用到更廣泛的政策上了。成熟的民主政體就和新生的民主政體一樣，需要有恰當制衡民選政府權力的機制。
政府可以用幾種不同的方式自我制約。它們可以採用嚴格的財政規則為自己“穿上緊身衣”—就像瑞典所做的那樣，承諾在一個經濟週期內平衡財政預算。又譬如，政府可以引進”日落條款”，逼使從政者每十年把法例更新一次。它們可以請無黨派的委員會擬定長遠改革方案。在一個獨立的委員會建議推行實際的改革，包括加大私人退休金的應用，以及把退休年齡和預期壽命掛勾，瑞典人挽救了他們的退休金制度，使之避過崩潰。在應對銅市場的起伏波動以及要求在好景時花掉盈餘的民粹壓力這方面，智利做得格外出色。它引入了嚴格的規則，以確保在一個經濟週期內保有盈餘，又任命一個專家委員會來決定應對經濟波動的辦法。
把更多權力交出，這樣做不是在削弱民主嗎？不一定會這樣的。自我削權的規則(self-denying rules)可以通過避免民眾向會導致破產和社會崩潰的開支政策投贊成票，以及保障少數派免受壓迫的方式來強化民主。但是，技術型民主固然也會有過猶不及的問題。必須要有節制地下放權力，例如至下放制訂貨幣政策和福利改革等少數領域的權力，而過程必須保持公開透明。
而在向上給顯貴和技術官員授權必須做到和向下授權相平衡，把一些事情的決定權交給一般人。竅訣是要駕馭全球以及在地這兩種力量，而不是試忽視或抗拒它們。這兩者的恰當平衡可以把通過全球化自上而下危害民主政體的力量，和通過微細權力的興起自下而上威脅民主的力量兩者轉化為鞏固民主制度的助力。
托克維爾主張，在地民主往往代表著民主制度的最佳形式：“鄉鎮會議之於民主一如小學之於科學；那些會議使民主成為人們接觸得到的事物，使人們學懂怎樣運用民主，享受民主。(Town-meetings are to liberty what primary schools are to science; they bring it within the people’s reach, they teach men how to use and enjoy it.)”民眾對市長的評價經常比全國領袖好兩倍。現代科技可用作實行托克維爾所說那些鄉鎮會議的現代版，以資推動民眾參與和創新。一個把所有事情都付諸公眾表決的網上超級民主制度可能會使特殊利益團體得益。但是，科技民主和直接民主可以互相制衡：例如，獨立的財政預算委員會可以評核在地表決的開支和可行性。
有幾個地方在混合這兩種模式上取得進展。最令人鼓舞的例子是加州。那裡的直接民主制度使當地民眾可以投票給互相矛盾的政策，諸如增加政府開支和降低徵稅，而閉門初選和劃分不公的選區則使極端主義制度化。在過去五年，加州引入了一系列的改革，這在一定程度上得歸功於慈善家兼投資者伯格魯恩 (Nicolas Berggruen)的努力。加州引入了一個“著眼長遠”委員會，籍此抵消民眾表決結果的短視傾向。當地引入了開放性初選，又把重劃選區的權責交託給一個獨立的委員會。而且它成功達致收支平衡—加州參議院領袖斯坦伯格(Darrell Steinberg)說，這個成果“幾乎是超現實”的。
芬蘭政府同樣設立了一個無黨派的委員會，責成該委員會就芬蘭退休金制度的將來提出建議。同一時間它也嘗試駕馭電子民主制度(e-democracy)：國會需要審議任何得到50,000個簽名支持的公民提案。只是，假如民主制度要摸索出恢復元氣之路的話，這一類結合技術型民主和直接民主、以及向上及向下授權的試驗還得要有再多一些才行。 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曾經宣言“民主是不會長久的。要不了多少時間，它便會糟蹋自己，累壞自己，殺掉自己。不會自殺的民主制度至今一個也沒有。”很明顯的，他錯了。民主制度是20世紀那些意識形態衝突的贏家。只是，要想民主制度在21世紀也能夠像20世紀那麼成功的話，便必須認真培育新生的民主政體，以及謹慎維護成熟的民主政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