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和武汉肺炎风暴，使原先荣耀四射的中国经济之塔顿失光芒。风暴掀掉了糊在外面的那层金箔，高塔露出被风雨浸湿了的泥胎。
为中国的经济塔重贴金箔费时费力，中共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先把漏雨处堵上。中共从来不乏头痛医脚的本领。现在在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下，更是大显身手，成了发现各种经济和政治“抓手”的全能手。据不完全统计，已被习近平团队发现的“抓手”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抓手”》（2023）、《抓住抓好总抓手（思想纵横）》（2022）、《新征程上 如何把准这个重要抓手？》（2023）、《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2019）、《习近平：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 推动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2017）、《以两件大事为主抓手推进内蒙古现代化建设》（2023）、《《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2019）、《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2023）、《加义镇积极开展以“谋争创”为抓手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2013），等等“抓手”。
古有韩信点兵，今有习近平点抓手，都是多多益善。习近平的众多抓手中，自然少不得“中国人口”这个大抓手。人口如同粮食一样，是中共的统治利器。中共从井冈山割据时期起直至今日，从来没有放松过对人口的控制。
1949年以后的两次人口大操控
中共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以全国运动的方式实现其人口操控意图。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提出“不怕人多”，并坚信庞大的人口不仅不是负担，反而是宝贵财富。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这个人口策略，出于多重考虑。在意识形态层面，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贫困与中国无法控制的庞大人口相关（这种认知是基于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饥荒理论，即：如果人口增长速度超越粮食增产速度，将导致广泛饥荒和贫困），而在苏联，与高生育率相伴的是高速工业发展。因此，毛泽东有理由跟随苏联模式。毛泽东还有另一层面的考量：备战。当时的中国正面临诸多的战争风险（如：由台湾问题引发的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苏联在二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用巨大的人口牺牲换来的（苏联死亡人数：两千七百万；世界死亡总和：五千万-五千六百万）。苏联的战争胜利给了毛泽东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增加人口的依据。马寅初的人口控制建议受到批判，不过是当时大的政治需要使然。中国从此开始了20年的高速生育时期，人口从1949年的4.7亿激增到1976年时的接近10亿。
中共第二次在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操控，是在邓小平主政后的1978年。当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定下基调的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经济目标：在2000年前将中国的人均GDP翻两番。这是中国第一次将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直接挂钩，而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途径之一就是尽快控制人口增长。为了落实这一人口控制策略，中共中央在1980年印发《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信中全面阐述了控制人口增长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强调控制人口增长“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如果不加控制，中国人口“在四十年后将超过十五亿。这将会大大增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困难，造成人民的生活很难有多少改善的严重局面。”这是中国从毛泽东的“人手论”向马尔萨斯/马寅初的“人口论”的180度转向，也是中共第一次明确地将控制人口增长作为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前提条件。不久之后，中共即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推行一胎化政策以减轻人口过多对经济的压力。中国从此开启了近40年的野蛮堕胎时期，期间以“计划生育”之名被杀戮的胎儿甚至新生儿数以亿计。
现在，习近平正在启动第三次全国人口大操控。为了应对人口自然增长过缓和人口老龄化这两个难题，习近平集团在2015年年底推出“全面放开两孩政策”。三年后，因为没等来足够多的二胎问世，习近平便迫不及待地签署了一项主席令，于2021年开始正式推行三胎生育政策。
自2017年起，中国的出生人口逐年下降。为了使其“二孩”、“三孩”和今后的“N孩”政策显现出预期的生育效果，中共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频繁推出了一系列的生育配套刺激政策。其中规格最高的一轮刺激，是2022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领衔指导和推动、17个中央政府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近年来“中国人口危机”论充斥中国的大小媒体。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至尊之躯推动育龄夫妇的生育行为，足见刺激人口增长已成为当前的一项新的“基本国策”。
与这项新“基本国策”对应的，是不久之前还在执行的、以抑制人口增长为目标的“一胎化政策”，即老“基本国策”。虽然这两项“基本国策” 前后相互顶牛，但是中国政府却有本事在一夜之间，如同川剧变脸一般，把那个“残酷堕胎旧国策”以“奖励三胎新国策”的面目再次强行塞进寻常百姓家。
习近平的“二胎”、“三胎”政策，不但在中国引起广泛讨论，在世界各大报刊媒体上也不断出现在要闻栏目。
为什么中国国内的生育政策会在全球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
长久以来，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受到国际人权组织的猛烈抨击。为了把一胎化政策合理化，中国政府几十年来努力向中国大众和国际社会宣传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中国人口众多、资源有限，计划生育政策的目的是通过减少人口增长来防止贫困的蔓延，从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中国人民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大受益者（见上文提到的1980年印发的《公开信》以及此后的一系列计划生育政策宣传）。中国在2021年宣布全面脱贫之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暨世界银行共同发布了《中国减贫四十年：驱动力量、借鉴意义和未来政策方向》，报告总结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生育率下降……有效促进了减贫。”
这份权威性的总结报告，既是中共对计划生育政策与消除贫困之间紧密关联的直接确认，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饱受诟病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最终认可和背书。
然而，正当国际社会终于开始把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积极有益的政策加以接受时，中国政府却摇身一变，将人口政策从还未被正式废除的限制人口的一胎政策变成激励生育的二胎、三胎新政。面对这个突然变化，习惯于逻辑思维的世界各国不由得疑窦丛生。难道此前的“人口过多会拖累经济”的担忧，对刚刚脱贫的中国不再适用了？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受中共人口政策影响最大的中国大众，也会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想知道普通家庭能从这些生育新政中得到什么？或因它而失去什么？
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就需要首先弄明白中共推出这个二胎三胎生育政策的理论背景。
分析中国当前的“人口危机”
中国官方对推动“二胎”、“三胎”政策的解释是，中国正面临社会老龄化和低出生率，这将导致中国整体人口数量下降和劳动人口短缺，从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也就是近年来在媒体频繁出现的“人口危机”论。但是中国真的存在人口危机吗？我们不妨就从这四个令人担忧的方面来探讨中国的上述人口问题的实质。
人口总量下降
首先，让我们从中国整体人口数量下降开始分析。去年（2022年），中国出现了自1960年以来的首次人口下降。当年的出生人口为956万人，死亡人口为1041万人，总人口净减少85万。虽然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是其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但并不是最根本的要素。这个论点可以从两个例证得到支持。
以德国为例。德国并不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且其总人口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萎缩，其后虽有缓慢回升，但迄今总人口仅比70年代最低点多出不到7%。尽管存在这些人口方面的不利因素，德国的GDP依然位居世界第五。中国自己的经验也支持这个论点。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在30年中增长了一倍有余，但中国经济却濒于崩溃；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40年，中国人口增速大大放缓，但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五番，即平均每八年翻一番。在去除物价上涨因素之后，40年中GDP增长了33倍。
这两个经济成功的实例都证明，无论人口总量还是人口增长速度，都不是一个国家取得经济成功的绝对和必要条件。因此，当前和今后中国人口数量的下降，并不应该被视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绝对负面因素而必须加以逆转。
低生育率
接下来，我们对中国的低生育率现状和成因做一个分析。2022年8月，中国《求是》杂志刊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撰写的《谱写新时代人口工作新篇章》一文，文中指出，中国近年的总和生育率已低于1.3，并警告，低生育率将成为为影响中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主要风险。随后，官方媒体和国家机构密集发声，意在重新提升中国的出生率。这些重量级的文章包括：《中国人口形势报告2023：鼓励生育刻不容缓》（育娲人口研究团队：任泽平、梁建章、黄文政、姚劲波、何亚福、吕俊、於嘉，2023年2月16日）和《17部门联合发文 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主导和印发，2022年2月16日），等。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领导下的《中国网》，在2023年1月19日发表题为《中国人口首次负增长，首要问题出在这里》的文章，对导致中国人口萎缩的低生育率做了简要分析。文章将低生育率的成因概括为：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逐年降低，而结婚年龄的推迟则增加了生育难度。其实，这两个原因导致的低生育率并不是中国独有，更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新鲜事。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降低趋势。自那时开始，西方学者对发达国家的低生育率和与其相伴的人口下降的研究持续至今。
奥地利人口研究者Goldstein和他的同事，在2009年发表了一篇题为“The end of “lowest-low” fertility?”的专业论文，对发达国家的低生育率和人口下降现象做了一个系统性的回顾研究。该文发表于《人口与发展综述》杂志第35期第4卷，663-699页。Goldstein研究总结认为，首胎生育年龄后延是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以美国与荷兰为例）。而导致首胎生育年龄后延的原因，则包括大幅增加的求学与就业所占用的时间、失业压力（以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西班牙为例）和缺乏社会化的养育支持体系（以苏联解体后的前加盟共和国为例）。这些国家（即欧美发达国家、东欧国家、以及一些亚洲国家例如日本、台湾、南朝鲜、香港和新加坡），也都曾和目前的中国一样，经历过总和生育率低于1.3的生育率过低时期。
造成中国目前低生育率的原因，除了Goldstein研究所列举的几项之外，还有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因：育龄夫妇的经济承受力不足。《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曾不止一次地阐述中国低生育率的三大成因：养不起孩子，不愿生孩子，生不了孩子。这三点虽然与发达国家低生育率成因有相似之处，但在中国，经济承受力不足显然是低生育率的首要成因。
经历过低生育率的国家，都曾尝试过通过政策调整提升生育率。在对政府主导的提升生育率的政策效果进行分析之后，Goldstein研究总结认为，在各种刺激政策中，大幅改善经济与就业状况是提高生育率的最有效的途径（以西班牙和俄罗斯为例），而直接的生育奖励政策对于生育率的提升效果则非常有限（以捷克共和国、日本和新加坡为例）。
中国自己的提升生育率的经验也证明，尽管中国各级政府推出了五花八门的生育刺激政策，但这些刺激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据中国的《财新网》报道，自2016年的“二孩政策”推出以来直至2022年，新出生人口数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又进一步跌去50%，降至2022年的956万。
上述Goldstein回顾性研究和中国的生育刺激尝试清楚地表明，生育率的提升，是经济繁荣的自然结果。在经济低迷时期，希望通过提升生育率来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是颠倒了二者的因果关系，这样的努力既不可能成功提升生育率，更不可能达到振兴经济的目的。
通过以上对世界多个国家低生育率的比较分析，可以总结出以下两点：1. 生育率下滑是现代社会达到一定经济发达程度之后，必定要经历的自然过程，而不是必须予以救治的社会疾患。2. 中国正在经历的低生育率，总体来说是这个自然过程的反映。虽然育龄人口经济承受力不足对中国的生育率有着更大的抑制作用，但如果仅靠资金扶助而不是在改善就业和整体经济环境方面下苦功夫，中国政府提升生育率的努力将以失败告终。
社会老龄化
近年来，与低生育率相伴的另一个被热议的话题是中国社会老龄化。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2021年发布）结果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总人口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在2021年发表分析报告《中国老龄化到了什么程度？或在2040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对中国社会老龄化做了量化分析与预测。该中心认为，按照60岁以上的人占人口数量的10%作为老龄化社会的标志，中国在2000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该中心根据目前的趋势判断，在2040年前后，中国将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即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超过30%。
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关注社会老龄化问题并就此发出警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2011年发布的题为《21世纪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报告中，就已经预测中国将在2021年至2050年之间进入加速老龄化阶段，老龄化水平达到30%以上。报告进而警告，“有利于发展经济的低抚养比的”人口黄金时期”将于2033年结束。。。。。。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将分别保持在60-70%和40-50%，是人口老龄化形势最严峻的时期。”
虽然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人口老化，但与低生育率一样，中国社会的老龄化也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随着经济发展与生活条件的改善，人类的平均寿命在过去的150年中有了人类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增加（从1870年的30岁，到2020年的72岁）。在发达国家，由于优越的医疗卫生体系与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寿命的增长幅度格外明显。
一个特定人群的年龄结构，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即新生人口的数量和死亡人口的数量。人类寿命的延长，必定会增加人口的平均年龄。当这一进程与低生育率并存时，人口将逐步呈现老龄化。目前，全球各个地区的人口寿命都在延长，而低生育率也开始在越来越多的发达经济体出现（见：联合国“Peace, dignity and equality on a healthy planet”报告）。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从2030年到2050年，世界人口中60岁以上人口数量将翻倍，老龄化将成为全球趋势，而不再仅是发达国家的独有现象。
目前全球对人口老龄化的共识，是把它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的自然产物，而不是社会问题，更不是社会危机。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最重要的社会转型现象之一（见：1. 联合国“Peace, dignity and equality on a healthy planet”报告；2. 日本内阁发布的政策说明 “Meaning of Aging and Declining Population”；3. 英国政府发布的政策报告 “Future of an Ageing Population”，等等）。越来越多的国家把老龄人口看作是社会发展的贡献力量。因而，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会充分肯定和利用老年人口改善自己和社会现状的能力。这一点，在以上列出的三项报告以及亚洲发展银行2019年年度报告“Aging Societies：Policies and Perspectives”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相较于世界主要机构和多数发达国家对人口老龄化的应对方式，中国对社会老龄化的担忧主要是专注于养老负担而不是老年人口的可贡献资源。例如，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由于经济总盘相对固定，用于养老的钱越多，用于再发展的钱就会减少，因此，老龄化将给经济增长带来困难。经济学家任泽平和他的团队在《中国老龄化研究报告2022》中认为，中国人均 GDP 刚刚接近发达经济体的下限，但老龄化程度（即65岁以上人口占比13.5%）已经超过中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10.8%，呈现未富先老态势，成为社会共同负债。
由于对老龄化存在认识上的差异，在如何应对社会老龄化现象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也必然存在巨大差别。在国家层面，虽然中国政府关注建设和完善涵盖多个方面的养老服务体系（见：《2021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中国政府网，2022年10月26日发布），但是由于政府与社会在养老体系中的投入极为有限，这些关注大多停留在良好意愿层面。
例如，虽然中国在名义上有覆盖90%人口的全民基础养老（金），但现实情况是，农业人口可领养老金金额每月不足200元人民币（见任泽平团队的《中国老龄化研究报告2022》），远远无法满足基本的老年生活需求。又如，中国的老年人口在2020年已达2.5亿，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3000万（见：《2021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中国政府网，2022年10月26日发布）。而截至2021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35.8万个，养老服务床位815.9万张（见：《2021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中国政府网，2022年10月26日发布），床位供给远远落后于需求（按照国际标准，养老床位应能满足不低于5%的老年人口的床位需求）。因此，在基本养老保障尚未全面实现之前，中国政府所强调的纷繁、多样的高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仅仅是空头的许诺。
在实际操作层面，中国应对老龄化的措施，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把养老体系转换成为养老产业。经济学家任泽平及其团队是此类政策的积极倡导者（见他在2023年2月7日发表的《任泽平：中国老龄化研究报告》）。金融界则看到了“银发产业”的无限前景、是养老产业化的最大推动者（见中国银行2022年1月13日发表于《宏观观察》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成因与应对》）。
除了养老产业化这一捷径外，通过刺激生育率来降低老年人口占比，仍是最受中国政府青睐的应对老龄化的策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教授，在题为《不忧不惧：理性面对中国人口发展新形势》（发表于2023年8月29日《人民论坛》）一文中强调，“提升生育水平是抑制人口长期负增长、改善人口年龄结构的最终解决方案。”经济学家任泽平也是这一主张的积极支持者。
中国与目前世界上对社会老龄化的认知与应对，可以归纳如下：目前发达国家将老龄化作为自然规律而接受，将老年人口当作另一股社会贡献力量而加以整合利用，并通过增进老年人群的生命质量来降低老年人群所需的医疗成本。这些尝试正在取得成效。与之相反，中国将老龄化视为社会疾患和经济负担，因而试图通过政策努力予以治疗，并通过养老产业化来转嫁经济负担。中国的急功近利式的老龄化应对措施，将被证明难以成功。这就是近年来各地频繁推出的生育刺激政策背后的理论根据和第二重目标。
劳动人口短缺
中国政府和媒体的“人口危机”话题，自然包含“劳动人口不足”这一重要论点。
早在本世纪初，“民工荒”、“技工荒”等词汇就已经开始在媒体上不断出现。在题为《老年化程度加重使我国面临劳动力短缺的现实挑战》（光明日报，2006年10月12日）的文章中，作者拉响“中国正面临劳动力短缺的现实挑战”的警号。在最近10年，“用工荒”更是被媒体和智库反复讨论。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几篇包括：《中国工厂遭遇用工荒——“我们几乎招不到工人”》（华尔街日报中文，2021年8月28日）、《中国特稿：用工荒招人难 中国“抢人大战”》（联合早报，2023年2月26日）、《制造业招工难、用工荒现象在部分地区凸显 如何解决？》（国家发改委2021年7月28日），等等。
但造成中国近年来用工荒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劳动人口短缺。根据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的结果，中国目前15岁到59岁之间的劳动力人口大概在8.8亿左右，占总人口63.4%。虽然劳动人口在过去十年中减少了约4000万，但与庞大的劳动人口基数相比，10年间的劳动人口减幅不到5%，其程度远不足以形成“劳动力短缺”，更不会造成如此广泛的“用工荒”。
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年轻人群失业率已超过20%。中国的劳动市场现状是，第一产业的有限规模迫使大量乡村闲置人口流向城市劳力市场，而城市有限的就业岗位又使得大量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口处于无业状态。现有数据显示，在2020年，外卖骑手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占比超过25%（国家发改委《制造业招工难、用工荒现象在部分地区凸显 如何解决？》2021年7月28日）。在教育资源仍旧相对匮乏的中国，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口涌入不需专业知识的外卖行业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中国在教育资源和劳动人口的有效利用方面，存在严重的浪费。
因此，在目前年轻人口失业率超过20%的中国，真正的劳动人口短缺并不存在。
在过去20年中，中国一面发出劳动人口短缺的警告，一面无视大量年轻劳动人口无法进入劳动市场的现实。因此才会出现“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怪异现象。（参看：《“用工荒”与“求职难”为什么同时存在》，中国青年报2023年02月08日；《中国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 问题出在哪？》RFA 2021年4月22日，等报道。）中国在劳动力资源方面的最大障碍，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未能有效地加以利用。
对于如何应对中国当下的“劳动人口不足”和“用工荒”，中国专家建议和政府采取的措施，仍旧是沿袭传统的人口红利老路。例如，《经济日报》在一篇署名文章《破解用工荒须综合施策》（2023年2月3日）中强调，“从更长远看，破解“用工荒”、“招工难”难题，需要努力做好城镇化这篇大文章。”但正是中国强行推进的城镇化，才促成了中国以基建为支柱的畸形经济模式，过度依赖城镇化是造成今天“用工荒”的始作俑者。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也不应该出现真正的劳动力短缺。按照目前每10年减少4000万劳动人口计算，到本世纪中，中国的劳动人口将逐渐减少至7亿左右。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总量7亿的劳动人口，不会造成劳动力短缺（见《中国老龄化到了什么程度？或在2040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社会》，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21年5月13日），而他的评估，是建立在目前对劳动力资源仍未充分利用的前提下。
对以上关于中国劳动人口的分析与回顾，可以做如下归纳：如果中国能够改进和优化目前对劳动力资源的利用，降低浪费，就能够在未来顺利避免陷入劳动力资源不足的困境。相反，如果中国继续依赖以基建为动力的盲目城镇化路径，那么即使没有劳动人口的萎缩，中国也将持续面临高失业率下的劳动力短缺。
结论
中国人口总量下降、低生育率、老龄化和劳动人口不足，是构成当下中国“人口危机”论的最主要的四个方面。通过对以上四个方面进行的横向（与世界对照）与纵向（与中国自己的当代历史对照）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不断被中国媒体和官方提及和强调的中国“人口危机”论的实质，是中国政府把正在遍及世界的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即：人口总量下降、低生育率、老龄化），当作社会疾患而大做文章，而对于真正的社会管理弊端（劳动人口资源的浪费）却视而不见无所作为。
中国目前的人口现象并不是真正的“人口危机”。中国真正存在的危险，是可以随意地把任何事态危机化、但对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危机视而不见无所作为的政府。
白丁 | 剖析习近平的经济大抓手——人口危机论 最先出现在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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