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华盛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发表讲话,以分享拜登(Joe Biden)政府在这一“历史拐点”上对美国外交的力量与目的的看法。
布林肯在题为《新时代美国外交的力量与目标》的演讲开始时说道,“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院长,吉姆(Jim),感谢您让我享此殊荣,和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各位人士一道为这个宏伟壮丽的新院址揭幕。吉姆在他卓越的职业生涯中作出了诸多贡献,其中影响最深远的贡献是他培养了一代思想家和实干家,他教育、指导并激励了这一代人,而我也是其中之一”。
布林肯说,“布热津斯基博士(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Zbigniew Brzeziński)也相信,他对国际事务最持久的贡献之一就是影响了美国崭露头角的学者和领导者——其中包括卡特总统,他自称是:‘一心追随布热津斯基的一名学生’;以及伊恩、马克和米卡——他们都努力地让我们更接近布热津斯基所说的美国实力与美国原则的务实结合”。
布林肯说,“因此,当保罗·尼采(美国前海军部长、Paul Nitze)于80年前与时任国会议员的克里斯·赫特(Chris Herter)一起创建这所学院时,他们着手寻找一处院址。他们选中了佛罗里达大道上一座破败的豪宅——以前曾是一所女子学校所在地。一个旧篮球场变成了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第一座图书馆。正如吉姆提到的,我曾在贵院最初的院址工作过——也曾有过莫大的荣幸临时用过保罗·尼采曾经使用的办公室。但正如尼采和赫特所知——从最朴素到最宏伟的建筑物都只是建筑物而已。是人赋予了它们思想和目的”。
布林肯说,“当时,全世界仍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打击。旧秩序已经支离破碎,尼采和赫特相信这个机构应该在建立一个新秩序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从那时以来,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历届毕业生一直在履行这一承诺。现在,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历史进程中的另一个决定性时刻——我们正在努力解决根本性的战略问题,正如尼采所阐释的:‘我们如何从目前的立足之地到达未来的理想之地,而且不至于在中途遭受灾难打击?’”
布林肯说,“今天,我想要阐述拜登政府对这个意义深远且至关重要的问题的回答。那么,让我们首先谈谈当前的局势。你们各位正在研究的国际格局与我30年前同斯坦伯格先生一起开始在政府工作时所经历的格局有着根本的不同。冷战的结束引入了一个似乎不可阻挡的趋势——和平与稳定、国际合作、经济相互依赖、政治自由化和人权等方面看来都将取得进展。后冷战时代的确带来了巨大的进展。超过10亿人摆脱了贫困。国家之间的冲突减少到了历史低点。致命的疾病消失——甚至得到根除”。
布林肯说,“然而,并非每个人都同等地受益于这一时期的非凡成果。现有秩序面临着严重挑战——前南斯拉夫的战争;卢旺达的种族灭绝;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叙利亚;肆虐的新冠疫情(COVID)——仅举几例。但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不仅仅是对后冷战秩序的考验,而是该秩序的终结。这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导致我们走到这个时刻的原因将成为未来几十年的研究和辩论的课题。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形成我们应对后冷战时代的方针的几项核心假设已不再成立”。
布林肯说,“数十年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已让位于与专制大国、修正主义大国日益加剧的竞争。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是对《联合国宪章》所庄严地载入的国际秩序及其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以及个人不可分割的普世人权等核心原则的最直接、最迫切的威胁。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构成了最重大的长期挑战,因为它不仅渴望重塑国际秩序,而且越来越拥有实现这一目标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而北京和莫斯科正在通过它们的‘无上限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让世界对专制而言变得安全”。
布林肯说,“随着这种竞争的加剧,许多国家都在两面下注。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从资源与国家政府不相上下的企业,到为数亿人提供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到有能力造成灾难性伤害的恐怖分子,再到贩卖非法毒品、武器和人口的跨国犯罪组织。国际合作变得更加复杂。这不仅是因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还因为气候危机、粮食不安全、大规模移民和流离失所等全球性问题规模巨大”。
布林肯说,“各国和公民正在失去对国际经济秩序的信心,系统性缺陷动摇了他们的信心:少数政府利用破坏规则的补贴、窃取知识产权和其他扭曲市场的做法,在关键领域获得不公平的优势。技术和全球化掏空并取代了整个产业,而政策却未能为被抛在后面的工人和社区提供足够的帮助。不平等现象急剧增加。从1980年到2020年,最富有的0.1%人口所积累的财富与最贫穷的50%人口所积累的财富相同。这些差距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能激起人们的不信任和幻灭感,因为他们觉得体制没有给他们公平的待遇。同时,它们也加剧了政治两极分化的其他驱动因素,这些因素被(计算机)算法放大,强化了我们的偏见,而不是让最好的想法上升到顶端”。
布林肯提及,“更多的民主国家受到威胁。民选领导人从内部发起挑战,他们利用不满情绪,煽动恐惧;侵蚀独立的司法和媒体;任人唯亲并任其中饱私囊;镇压公民社会和政治反对派。还有来自外部的挑战,专制者散布虚假信息,将腐败武器化,干涉选举。这些事态发展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对冷战后的秩序构成严重挑战。但它们合在一起,却颠覆了这一秩序。因此,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拜登总统所说的一个拐点。一个时代正在结束,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我们现在作出的决定将决定未来几十年的走向”。
布林肯说,“在这一关键时期,美国正以实力地位发挥领导作用。实力源于我们的谦卑和自信。谦卑是因为我们面临着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赢得一些国家和公民的信任,而旧秩序未能兑现对他们的许多承诺。因为我们认识到,领导力始于倾听,从他人的角度理解共同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找到共同点。还因为我们在国内面临着深刻的挑战,如果我们要在国外发挥领导作用,就必须克服这些挑战”。
布林肯说,“而自信——自信——因为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只要美国团结起来,我们无所不能。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我们更有能力动员他人参与共同事业。因为我们不断努力形成一个更加完美的联盟,使我们能够弥补我们的缺陷,从内部更新我们的民主。因为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一个开放、自由、繁荣和安全的世界——不是美国一家的憧憬,而是各大洲各国人民的持久愿望。”
布林肯说,“这样一个世界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享有自由,能够打造自己的未来、自己的社区和自己的国家。这样一个世界让每个国家都能选择自己的道路和自己的合作伙伴。这样一个世界让商品、思想和人员能在陆地、海洋、天空和网络空间中自由、合法地流动,技术被用来赋予人们力量——而不是用来分裂、监视及镇压他们。”
布林肯补充说,“这样一个世界让全球经济以公平竞争、开放和透明为特征,繁荣不仅仅以各国经济的增长来衡量,而是以多少人分享了增长惠益来衡量。这样一个世界能推动劳工和环境标准竞相提高,并在卫生、教育、基础设施、技术、安全和机会方面力争上游。这样一个世界能维护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并尊重普世人权”。
布林肯说,“我们将在开明自利意识的指引下推进这一愿景,这种意识长期以来一直激励着美国发挥最佳领导力。二战后,我们帮助建立了国际秩序,并为其他国家和人民的进步投资,因为我们认识到,这不仅符合人类的利益,也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明白,即使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制定共同的全球规则——接受某些限制——并支持其他国家的成功,最终将使美国人民更加繁荣、更加和平、更加安全。现在依然如此。事实上,美国在维护和加强这一秩序方面的开明利己主义从未如此强烈”。
布林肯续称,“我们的竞争对手有一个根本不同的愿景。在他们眼中,世界是由一个单一的迫切所定义的:维护政权和发财致富。在这个世界上,专制者可以自由地控制、胁迫和镇压他们的人民、邻居以及任何阻碍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人。我们的竞争者声称,现有秩序是西方强加的,而事实上,支撑现有秩序的准则和价值观是普世性的——并载入了他们签署过的国际法。他们声称,政府在其境内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人权是主观的价值观,因社会而异。他们认为,大国有权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实力和邻近使他们有权对其他国家的选择指手画脚”。
布林肯说,“这两种愿景的对比再清楚不过了。对于世界和美国人民来说,我们所面临的竞争的利害关系再重要不过了。当拜登总统邀请我担任国务卿时,他明确表示我的工作首先是为美国人民服务。他坚持要求我们回答两个基本问题:美国在海外的接触如何能使我们在国内更加强大?我们如何利用美国在国内的复兴使我们在世界上更加强大?”
布林肯说,“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从第一天起就指导着拜登总统的战略。我们首先在国内投资,这样美国才能在世界上处于最有利的竞争和领导地位。正如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提醒我们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社会的健康和活力’。拜登总统和我们的国会为增强我们的健康和活力作出了美国几代人以来最大规模的投资。我们正在升级基础设施,促进研究,支持21世纪的关键产业和技术,为我们的制造业基础充电,引领全球能源转型”。
布林肯强调,“在我的职业生涯和有生之年,我们的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他在制定我们的现代工业和创新战略并使之与我们的外交政策保持一致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加强并巩固了我们在国内的复兴。这就是美国外交的力量与目的所在。我们战略的核心是重新接触、振兴和重新构想我们最大的战略资产:美国的联盟及伙伴关系。”
布林肯说,“我们正在有目的、有紧迫感地努力,以新的方式加深、扩大和调整我们的朋友关系,以便我们能够应对这个新兴时代的三个决定性考验:激烈而持久的战略竞争;对世界各地的生命与生计构成生存威胁的全球挑战;以及重新平衡我们的技术未来与经济未来的迫切需要,从而使我们的相互依存成为力量的源泉,而不是脆弱性的根源。”
布林肯说,“我们通过我称之为‘外交可变几何’(diplomatic variable geometry)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以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出发点,并以此为基础,组建规模适当、形状合适的合作伙伴小组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意识地确定真正符合目的的组合。这些联盟并非存在于真空中。创建和加强任何一个团体都会带来可用于美国庞大的合作伙伴网络的能力。我们建立的联盟越多,我们就越能发现它们之间新的协同作用——包括我们可能没有完全预料到的方式。合在一起,整体就会远远大于部分的总和。”
布林肯说,“民主政体始终是我们寻求合作的第一站。它们将永远都会是。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总统召开了两届民主峰会,让来自大小民主政体、新兴民主政体和老牌民主政体的领导人齐聚一堂,共同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但是,在某些优先事项上,如果我们单打独斗,或者只与我们的民主朋友合作,我们将一事无成。许多问题需要更广泛的潜在合作伙伴,与更多国家建立更牢固的关系会带来更多好处。因此,我们决心与任何国家合作——包括那些在重要问题上与我们意见相左的国家——只要他们愿意为其公民提供服务,为解决共同的挑战作出贡献,并维护我们共同建立的国际准则。这不仅包括与国家政府合作,还包括与地方政府、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学术界和公民,尤其是青年领袖合作”。
布林肯指出,“这就是我们从目前的立足之地到达未来的理想之地的战略的核心。我们正在以四种主要方式寻求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我们正在重新确立和深化联盟和伙伴关系,同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就在几年前,一些人公开质疑北约的能力和现实相关性——以及美国自身对北约的承诺。如今,这个联盟比以往任何时候规模更大、力量更强、更加团结。芬兰入盟使我们增加了一个能力极强的新成员,瑞典也将很快加入,而北约的大门仍然敞开。我们增强了威慑和防御能力,包括在北约东翼增加四个新的多国营;同时增加了国防投资,以应对从网络攻击到气候变化等新兴挑战”。
布林肯说,“我们正在将七国集团(G7)转型为世界最先进民主国家的指导委员会,将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结合起来,不仅解决影响我们自己人民的问题,而且为七国集团之外的国家提供更好的方式来为其人民谋取福祉。在与欧盟关系方面,我们更加雄心勃勃。我们两者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我们正利用这一力量来打造技术和经济未来,以体现我们共同的民主价值观。”
布林肯说,“美国正在将其关键双边关系提升到一个新水平。我们与日本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同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重要,美日关系不断拓展新领域,包括太空和量子计算。我们与大韩民国签署了《华盛顿宣言》,加强我们之间的合作,以阻遏来自朝鲜的威胁;美国与以色列签署了《耶路撒冷宣言》,重申了我们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利用美国的一切力量确保伊朗永远不会获得核武器。我们与盟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商定了新的基地和驻军态势安排”。
布林肯续指,“美国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活力,我们在从先进半导体到国防的各个领域展开合作。几天前,拜登总统在河内落实了与越南的新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们促进了区域一体化。在中东,我们加深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近期和几十年来的关系,我们正在努力培育新的关系,包括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我们所在的半球正经历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迁徙和流离失所,我们已召集20个国家(更多国家将加入)共同制定了一项区域战略,以确保安全、有序和人道的移民,同时解决导致人们背井离乡的根本原因。拜登总统已主办了与美洲、东南亚、非洲、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峰会,以推动促进巨大变革的伙伴关系”。
布林肯说,“其次,我们正以创新和相辅相成的方式,跨越问题和大陆,将我们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请稍为回想一下,面对俄罗斯的全面侵略,我们如何以各种方式联合不同的盟友和合作伙伴来支持乌克兰。在国防部长奥斯汀的领导下,50多个国家合作支持乌克兰的国防,并建设一支有能力威慑和击退未来攻击的乌克兰军队。我们联合数十个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制裁、出口管制和增加其经济成本的其他措施”。
布林肯说,“我们曾多次在联合国联合140个国家(占所有会员国的三分之二以上)确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谴责俄罗斯的侵略和暴行。我们动员捐助者、慈善机构和人道主义团体,为数百万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提供救生援助。我们与七国集团、欧盟和其他数十个国家协调,为乌克兰经济提供支持,重建其能源网络——其中一半以上被俄罗斯摧毁。这就是所谓的‘可变几何’:针对每个问题,我们都在组建一个切实符合需要的联盟”。
布林肯说,“由于乌克兰人民的非凡勇气和坚强意志,以及我们的支持,普京发动的这场战争继续导致俄罗斯在战略上失败。我们的目标是确保乌克兰不仅能够生存,而且能够繁荣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繁荣的民主国家,以便乌克兰人能够谱写自己的未来——独立自主。有些人曾经认为,对国际秩序的威胁仅限于某个地区。但现在不是这样。俄罗斯的入侵已经表明,不论在何处对国际秩序进行攻击都会伤害到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促使跨大西洋盟国和印太盟国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捍卫共同的安全、繁荣和自由”。
布林肯说,“当俄罗斯在冬季切断对欧洲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试图通过‘冷冻’方法使各国停止支持乌克兰时,日本和韩国与美国大型液化天然气生产商一道,确保了欧洲国家获得所需要的能源,使民众能够温暖过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现在都定期和积极地参与北约会议。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加拿大和其他一些国家与亚洲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协作,加强措施和策略,反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胁迫。美国在各个地区的盟友和合作伙伴正在紧急行动,建立具有韧性的供应链,特别是核心技术和制造这些技术所需的关键材料的供应链”。
布林肯说,“我们与澳大利亚及英国建立了新的安全伙伴关系——AUKUS,以建造现代化的核动力潜艇,并推进我们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其他尖端技术方面的合作。上月,美国、日本和韩国有史以来首次在戴维营举行了三边领导人峰会,我们正在将三国关系的各个方面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从增加联合军事演习和情报分享到协调全球基础设施投资。我们已提升了与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伙伴关系,以满足我们各国和全球在制造疫苗、加强海上安全、应对气候挑战等各个方面的需求”。
布林肯说,“去年,当我提出本届政府的‘投资、协同、竞争’战略时,我们承诺与盟友和伙伴网络为共同目标采取行动。现如今,无论从哪个客观角度衡量,我们都比以往更加步调一致,行动更加协调。这使我们能够处于强有力的地位管理与中国的竞争,同时利用开放的沟通渠道,以清晰、可信的方式,与一众朋友一起表达我们的关切;展示合作的决心来解决世界上对我们最为重要的问题,将可能导致冲突的误判风险降至最低”。
布林肯说,“第三,我们正在建立新的联盟,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最为严峻的共同挑战。比如缩小全球基础设施差距。现在,无论我走到哪里,几乎都能听到一些国家谈及项目破坏环境、施工质量差、使用引进工人或对工人进行虐待、助长腐败、让这些国家背负不可持续的债务等问题。当然,各国更希望透明、优质、无害环境的投资。但他们并不总有选择余地。我们正与七国集团伙伴合作,为这些国家提供选择。我们共同承诺, 通过‘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 在2027年之前提供6000亿美元新投资。我们将政府支持的重点放在那些通过降低风险可带来数千亿美元私营部门投资的领域”。
布林肯说,“让我简单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我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正在洛比托走廊地带进行一系列变革性投资——这一地带是贯通非洲的开发纽带,它从安哥拉洛比托港穿过刚果民主共和国抵达赞比亚——其中包括新港口、新铁路线和公路、新绿色电力项目、新的高速互联网。这个项目将提供500兆瓦的电力,足够为200多万人供电,每年减少大约90万吨的碳排放,为非洲人创造数千个工作岗位,为美国人创造数千个工作岗位,同时将铜和钴等重要矿产带入全球市场”。
布林肯说,“去年我访问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时,齐塞克迪(Félix Tshisekedi)总统说洛比托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选择——这个机会使他们能够摆脱长期以来不得不接受的具有剥削性和掠夺性的开发协议。就在上周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拜登总统和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ī)宣布了另一个雄心勃勃的交通、能源和技术走廊项目,该走廊将连接亚洲、中东和欧洲的港口。沙特、阿联酋、法国、德国、意大利、欧盟将与美国和印度联手,加速清洁能源生产、数字互联互通建设,加强整个地区的关键供应链”。
布林肯表示,“这些努力以及在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的其他努力最终都是对我们自己未来的投资——为美国培育更稳定、更繁荣的合作伙伴;为美国工人、企业和投资者提供更多市场;为我们的孩子创造一个更加可持续发展的星球。为我们的伙伴提供更有吸引力的条件对美国来说未尝不是一笔不错的交易。我们领导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也是如此。全球有七亿多人面临粮食不安全问题,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武装冲突加剧了这一问题,而现在,俄罗斯又阻止了世界粮仓乌克兰的粮食运输,使这一问题进一步恶化”。
布林肯说,“我曾有机会倾听那些受这场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领导人的意见。他们向我明确表达的意见是:不错,他们需要紧急援助;但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对农业韧性、创新、自给自足方面的投资,这样他们才不会再度陷入类似危机。我们正与他们合作,并与已签署全球行动路线图的一百多个国家共同实现这一目标。而且,我们正以身作则,发挥带头作用”。
布林肯说,“美国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最大捐助国,我们为该组织的年度预算提供大约50%的资金。而俄罗斯和中国呢?他们各自出资不到1%。2021年以来,美国还提供了超过175亿美元来应对粮食不安全和消除其根源。其中包括一个每年耗资10多亿美元的‘保障未来粮食供给’项目,这是美国国际发展署的核心项目,我们通过该项目与40个国家合作加强粮食系统的伙伴关系。这一举措还包括我们对一个名为‘适应作物和土壤愿景’(VACS)项目的支持。这是我们与非洲联盟以及联合国合作启动的新计划,旨在识别最有营养价值的非洲农作物、培育最具气候适应性的品种,同时改善作物生长土壤”。
布林肯指出,“国家为本国人民提供的粮食保障程度越高,就越容易成为更繁荣、更稳定的合作伙伴,就越不容易成为那些蓄意切断粮食和化肥供应的国家的受害者,需要国际捐助者提供的援助就越少,全球粮食供应将更加充裕,从而降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地市场的粮食价格。我们正在针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采用类似的做法。今年7月,拜登总统宣布了七家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为开发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而做出的一系列新的自愿承诺”。
布林肯说,“就在昨天,另外八家领先的公司也加入了这一倡议。这些承诺是我们与各类伙伴广泛合作的基础,以便就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潜力达成国际共识。我们从最密切的合作伙伴开始(比如七国集团),一起为开发先进人工智能的私营部门行为者和政府制定国际行为准则以及共同监管原则。我们还与像英国这样的伙伴合作,英国正在召开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以更好地识别和减少长期风险”。
布林肯说,“为了使这些准则行之有效,我们需要把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种声音和观点纳入讨论。我们承诺会做到这一点。引导人工智能的使用方式对于保持美国在这一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至关重要,同时也能促进人工智能创新,使世界各地的人们真正受益,例如帮助预测个人罹患致命疾病的风险,或预测更严重、更频繁的风暴的影响。这就是我下周将在联合国大会上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的理念,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让各国政府、科技公司和民间社会重点关注利用人工智能来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
布林肯说,“请允许我最后再举一例,说明我们如何建立一个新联盟,解决一个许多人可能不认为属于外交政策领域的问题:合成毒品。仅去年一年,就有近11万美国人死于服毒过量。其中三分之二的死亡涉及合成阿片类药物,这使得合成阿片类药物成为18至49岁美国人的头号杀手。仅2020年,这场危机就给美国造成了近1.5万亿美元的损失,更不用说它给我们国家各地的家庭和社区带来的痛苦。我们并非独自面对这个问题。每个地区的合成毒品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这个问题”。
布林肯说,“因此,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全球联盟,旨在防止合成毒品的非法制造和贩运,发现新出现的威胁和使用模式,推进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已有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和十几个国际组织加入了这个联盟。我们一起协调共同优先事项,确定有效政策,将医疗服务提供者、化学品制造商、社交媒体平台和其他主要利益相关者纳入我们的努力中。我们将于下周在纽约举行会议,以扩大这项工作。”
布林肯说,“当然,这些远非我们建立或维持联盟的仅有领域。从我们为保护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而建立的多国特遣部队,到我们为战胜‘伊斯兰国’而建立的长期国家联盟,我们也在利用它们来应对安全威胁。我们继续与各国政府、地区组织和公民合作,努力促成通过外交方式解决新旧冲突——从埃塞俄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到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再到我们帮助达成和维持尚不稳固的休战状态的也门,我们都在这样做。在我们的调解下,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协议,两国之间划定了海上边界,从而能够开发大量能源储备,造福于两国以及其他地区人民”。
布林肯说,“我们建立的盟友和伙伴关系越多,并在基础设施、粮食安全、人工智能、合成毒品、新旧冲突等关键问题上取得真正进展,就越能展示我们提供的选择的优势。拿最近任何一次的挑战来说,世界各国都希望强国能够发挥领导作用。最好的情况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袖手旁观,收起支票簿。而最坏的情况是,他们使本来就很糟糕的问题变得更糟,并从他人的苦难中获利——通过向他国出售疫苗逼迫政治让步;部署雇佣军使不稳定的地方变得更不安全,掠夺当地资源,实施暴行;把人们的基本需求——供暖、供气、食品和技术的需求——变成威胁和胁迫他们的手段。在这个关键转折点,我们正在向各国展示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家。我们的竞争对手也是如此”。
布林肯说,“最后,我们正在将新老联盟团结在一起,以加强对于应对全球挑战至关重要的国际机构。这首先要从参与开始。当美国在谈判桌上拥有一席之地时,我们可以改变国际机构及其制定的规范,以反映美国人民的利益和价值观,推进我们的愿景。拜登总统上任后迅速采取行动,重新加入了《巴黎气候协定》和世卫组织。我们重新赢得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席位。最近,我们重新加入了UNESCO,即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该组织将在制定人工智能规范方面发挥作用”。
布林肯说,“我们一直在激烈地参与竞选,以选出最合格的领导人来领导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如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和国际移民组织。在这两个组织竞选中胜出的两位美国人不仅是最佳人选,而且也成为领导两个机构的首位女性。然而,尽管这些机构可能存在不完美之处,但它们在解决与人民息息相关的问题时所具有的合法性和能力都是无可替代的。因此,通过这些机构开展工作并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不仅是为了美国,也是为了所有人,这符合我们的切身利益”。
布林肯说,“世界上越多的人和国家看到联合国和类似的组织代表他们的利益、价值观和希望,这些机构就会越有效,我们就越能依赖它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出了扩大联合国安理会的积极愿景——包括来自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新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以纳入更多不同地域的观点。在财政部长耶伦的领导下,我们正在大力推动多边开发银行的振兴和改革,以便它们能够满足中低收入国家的迫切需求,这些国家面临着气候危机、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通货膨胀和沉重的债务负担等严峻挑战”。
布林肯说,“拜登总统正在与国会协作,加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能力,以更低的利率为这些国家针对气候缓解、公共卫生和其他关键问题的投资提供更多资金。这些美国牵头的举措总共将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提供近500亿美元的贷款。在我们的大力推动下,世界银行将在近期帮助各国做出安排,在气候冲击和自然灾害之后推迟偿还债务”。
布林肯表示,“当我们加强国际机构时——当它们兑现确保安全、扩大机会、保护权利的核心承诺时;我们建立了一个由公民和国家组成的更广泛的联盟,他们认识到国际秩序能够切实改善他们的生活,值得维护和捍卫。因此,当世界上的北京们和莫斯科们试图改写,或推倒多边体系的支柱时,当它们谎称这一秩序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促进西方国家的利益而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时,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将会站出来说:‘不,你们试图改变的体系是我们的体系,它符合我们的利益’。”
布林肯说,“同样重要的是,当我们的美国同胞问我们在海外投资得到什么回报时,我们可以指出这些投资为美国家庭和社区带来的切实好处,即使我们在外交和全球发展上的支出不到联邦预算的百分之一。这些好处包括为美国工人和企业提供更多市场;为美国消费者提供更经济实惠的商品;为美国家庭提供更可靠的食品和能源供应,从而降低汽油和食品价格;更强大的卫生系统可以在致命疾病传播到美国之前阻止并遏制它;更多的盟友和伙伴能够更有效地阻遏侵略并与我们一起应对全球挑战。由于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原因,美国从这一国际秩序中获得的回报远远超过我们对它的投资”。
布林肯说,“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不是负担。它是保障我们的自由、民主和安全的必要条件;是为美国工人和企业创造机会的必要条件;是改善美国公民生活的必要条件。二战后领导国务院的迪安·艾奇逊(美国前国务卿、Dean Acheson)在他关于那个时期的著作《创世亲历记》中指出——我引用他的话:‘历史是倒着写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它是向前走的’。”
布林肯说,“当然,艾奇逊写的是一个不同的拐点,但他的话适用于每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的时期,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回过头来看,正确的决定往往是显而易见的,最终的结果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从来都不是这样现实中,这是一片迷雾。那些提供秩序感、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规则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每一个行动方针都存在固有的风险,我们无法控制的潮流,无数的生命受到威胁。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时期——事实上,尤其是在这些时期:政策制定者也没有机会奢求等到迷雾散去后再选择政策。我们必须行动,而且必须果断”。
布林肯说,“我们必须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就像艾奇逊、布热津斯基以及所有其他带领美国度过那些关键时刻的伟大战略家所做的那样。他们引导美国度过了这些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将我们的手放在历史的舵上,在即使在不确定的时代也是确定的东西——我们的原则、我们的伙伴、我们对我们想要去的地方的愿景的指引下,规划出一条前进的道路,这样,当迷雾消散时,新出现的世界将倾向于自由、和平、以及一个能够应对时代挑战的国际社会”。
最后,布林肯表示,“没有人比拜登总统更了解这一点。由于他所采取的行动,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比两年半前强得多。我深信,几十年后,当这段历史被书写时——也许是由你们中的一些人书写:它将表明,我们的行动方式——果断、具有战略眼光、谦卑和自信地重新认识美国外交的力量与目的——我们确保了美国的未来,我们为我们的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我们为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开放、更加繁荣的时代——为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奠定了基础。非常感谢大家地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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