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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年以来，这个原本框架不清、定义模糊的倡议已经在全球各地铺展看来，各种批评的声音也随之响起，甚至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引发民间的不满与抗议。著名经济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钢教授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认识“一带一路”，首先要认识中国共产党统治这个制度的性质。“一带一路”早已经超出最初的区域经济概念，注入了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的重大目的。它表面上的大发展，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是靠它最初在意识形态上的模糊，在标准上的模糊。它实际上是中国政治权力，借助国有企业必然的软预算约束在全球扩张。
以模糊定义掩盖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考量
法广：“一带一路”项目十年来在世界各地铺展，涉及了很多领域。但是这个“一带一路”标签贴得好像非常随意，没有明确的规则：有些在2013年以前，甚至更早以前就已经存在的项目也纳入“一带一路”框架，有些早期甚至不是中国发起的项目也贴上“一带一路”的标签。为什么会是这样？什么是“一带一路”项目？“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项目和过往中国传统海外合作项目有什么不同？
许成钢：因为这是一个大战略。作为大战略，它还有意识形态以及地缘政治上面的各种考虑。那么为了这个大战略，同时也为了要掩盖它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的考量，所以它就变得，像你刚才讲的那样，没有确切的定义。另外一个方面，也正是因为它没有确切定义，它才能走一步看一步，因为它也很难清楚它能走到哪里去。也是靠了这种模糊的做法，它才有可能把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也给收进去。就是说，如果它一上来就有清楚定义的话，像意大利这样性质的国家是不可能加入的。一度甚至连英国都差一点进来了……这些靠的都是这种模糊。
“一带一路”的推动力不再是产能过剩，而是地缘政治
法广：十年前这个项目启动的时候，好像最初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他的前任想推动西部大开发的想法，同时也想对外输出国内的过剩产能。十年之后，我们现在反过来再看他的初衷，它对中国的西部开发是不是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用？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舒缓了国内的产能过剩呢？
许成钢：这（西部开发）其实最初是薄熙来提出来的，所谓的“新丝绸之路”。薄熙来不光是提出来，而且实际上已经具体的做了安排，已经具体的有了一些工程，（取得了）相当的一些发展。那么，他（习近平）把薄熙来的东西拿过去以后，换了一个名字。
最早提出来的时候是2011年。它的背景实际上是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当时推出了一个极其巨大的财政刺激措施。那一次的财政刺激产生出来了巨大的产能过剩。在那次财政刺激之后，中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就是东西卖不出去，大量积压。所以它最初不是仅仅是为了西部开发。
薄熙来因为当时在重庆，所以他在推动（新丝绸之路）的时候，强调的是区域经济。
“新丝绸之路”变成“一带一路”以后，实际上它很快就不再是区域经济问题了。它原本的推动动力是解决产能过剩。然后才是变成了远为更雄心勃勃或者叫野心的这种地缘政治的重大发展。所以，它在海外引起非常大的重视，是因为它的地缘政治上的含义。就是说，它最早提出来的时候，更多的不是地缘政治上的考虑，但是后来变成了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上的推动。所以我刚才在讲，它有意识形态的和地缘政治上的重大目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缩回到它最早的想法，也就是产能过剩，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它在当时是起了作用，是把大量的过剩的产能给输送到海外去了。
是国有企业软预算的全球扩张，也是政治权力的全球扩张
法广：这些过剩产能输送到国外也引发了很多后果。“一带一路”项目十年之后面对越来有越来越多的批评。国际社会注意到，“一带一路”沿线有些国家债务沉重，于是有人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投资是一种“债务陷阱外交”。但是从金融层面来讲，对于中国来讲，借出去的款收不回来，是不是也让中国自己面对一个“债权”陷阱呢？中国现在很多的房地产企业爆雷，大家都担心会波及到金融业。那这些在海外投资的贷款收不回来，是不是对金融业也会有影响呢？中国金融业是不是内外都面对压力呢？
许成钢：实际上，“一带一路”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举措，从一开始，它的核心的部分就是国有企业，所以，实际上这个“一带一路”是国有企业在全球扩张的非常重要的部分。
当我们讨论到国有企业全球扩张的时候，必须要关心一个国有企业自己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性质，就是国有企业在运作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性质，叫做软预算约束。软预算约束概念指的是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如果私有企业出现资不抵债，私有企业会破产。这在经济学的概念上称为硬预算。但是，当国有企业资不抵债的时候，政府会出来救它，所以，它不会破产。我们把这类不会破产的现象，叫做软预算约束。
“一带一路”推出的背景是巨额财政刺激带来的产能过剩
许成钢：本来，软预算约束问题是所有的共产党国家、所有的国有企业，都面对的一个最基本的现象，也叫做病。这个病可以看成是一种癌症。苏联和东欧国家最后垮台，都和它这个病没办法治是直接相关的。中国实际上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个病就变得严重了。由于这个所谓的巨大的财政刺激的背后，就是大规模的举债。而大规模的举债集中在国有企业里。国有企业大规模的大规模举债导致杠杆率狂升，非常高的杠杆率的同时，产能过剩。所以，如何解决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产能过剩的问题，当时就找到了这么一条路，就叫做“一带一路”，就是把国有企业的过剩的产能推到国外去。同时也把软预算约束的问题带到了国外。
早在“一带一路”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我曾接受过BBC的访谈，当时我就强调软预算约束问题。我也接受过CNN的简短的访谈，讨论一带一路。我也强调了软预算约束的国际化问题。现在大家就看到了“一带一路”里边的软预算约束问题的国际化。涉及“一带一路”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政府，大规模地跟中国借款，实际上这是中国软预算约束的扩张，那么扩张到那些国家，就带来了地缘政治上的后果。
地缘政治的后果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当这些国家欠债很大的时候，中国会用它的债权，想办法获得对方的控制权，比如说对港口，比如说对铁路，等等，等等。这实际是已经在发生的一种情况。就是说，一方面，它的软预算约束全球扩张。另一方面，它又是政治权力的全球扩张，就是借着软预算约束在全球扩张。
至于它在金融上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后果，目前还看不很清楚，因为毕竟“一带一路”涉及到的金融总额和中国国内情况相比，还不是那么大。所以，目前还看不到它对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法广：这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债务问题引发广泛关注。《外交事务》杂志上几天前发表的一篇由迈克尔-本农和福山联合写的文章提出来：“一带一路”项目最后有可能恶化新兴市场的债务危机，导致重现像拉美国家在八十年代经历过的那种失去的十年。您认为会是有这样的危险吗？
“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后果是过去没有见到过的
许成钢：它在性质上会有所不同。一方面，它会对这些发展中国家本身的经济带来很不好的影响，另一方面，和刚才你提到的那个现象不同的，就是地缘政治的后果，就是它在地缘政治上迫使这些国家更依赖中国。这是过去没有见到过的。就是说中国使用的这个办法是过去没有国家使用过的办法。所以它带来的后果，也是过去人们没有见过的。这个基本上是可以预料的，就是它要迫使这些国家更依赖中国。依赖中国，就包括了这些国家在重大国际事物中，要选边站。本来这种选边站，在过去，可以说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利益，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当一个国家在经济上非常高度依赖中国的时候，实际上是给了它压力，让它更清楚地选边站。
法广：关于债务重组问题，现在西方国家也在推动和中国一起想办法，但是中国好像对这种以多边协议共同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不是非常积极。您怎么理解中国的这种态度？
许成钢：中国当然不会愿意是多边的，因为地缘政治里面的重要含义就是中国政府希望通过“一带一路”的方式来控制这些国家，就是这些国家欠中国的债很多，使得他们依赖中国。它依赖中国，中国才能达到控制的目的。如果是多国一起来讨论，那就达不到这个目的。就是如同我刚才讲的，这本身实际上是为中国控制他们创造了条件，因为当他欠债很多的时候，他就需要拿出他的资源来做补偿，这可以是港口，包括铁路，包括各种基础建设……中国在这些地方，靠他们举债，然后请中国去做这些事（建设），最后对方还不了债，就需要拿对方的资产来赔偿。哪怕这个资产不是这个永久性地归中国，也至少在这几十年的期间里，是中国直接控制的。这就达到目的了。
“中国在以新的方式，取代过去苏联建立的那个集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那个集团的延续”
法广：您刚才提到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更是一个地缘政治的考量。西方国家现在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认为中国其实正在试图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也有学者提出说，随着中美全面竞争的开展，世界其实在走向一种双重全球化，是两种并行的全球化，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许成钢：所谓并行的全球化本身就是挑战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实际上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最开始就是双重的。一重是市场经济的、以民主宪政为主的国家的市场经济形成的（体系）；另一边，就是以苏联为代表的集团。中国原本是那个集团中的一个部分。后来虽然中苏有了重大分歧，但是中国的制度跟苏联的基本制度是一样的，是这个制度的延续。苏联和东欧集团崩溃之后，现在中国取代了他们。现在所谓的并行秩序，其实就是中国在以新的方式，来取代过去苏联他们建立的那个集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那个集团的延续。它当然在有些细节上，在有一些具体的说法上，会有不同，但是在最基本的制度上，最基本的理念上，就是那个体系的延续。所以说两个所谓全球化的并行，本身就是挑战二战以后民主宪政的国家建立的国际秩序。
“一带一路”把不发达的专制和威权主义政治的国家结合在一起
法广：但是沿线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跟随中国建立这样一个新的秩序呢？
许成钢：这就是我们刚一开始讨论的为什么“一带一路”没有清楚的定义。这就是它的原因所在，中国试图用这个方式，就是似乎只是讨论经济和商业，以这种方式来推动地缘政治的扩张。以这种方式，才会有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会进到里面来。还有像捷克这样的国家会进到里面来。但是一旦这些国家认识到了地缘政治甚至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差别的时候，他们就会有所警觉，会重新考虑。但是如果他们在经济上已经陷得很深了的话，这对他们就是一个很重很重的束缚，它需要考虑、再考虑它的经济利益、商业利益，和它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面的考虑怎么平衡。
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民主宪政国家在“一带一路”里边占的比例很小很小，而且他们在商业上、在经济上，陷得并不很深，欠的债并不很大，所以他们很快都会退出去。最后呢，就像过筛子一样，“一带一路”最后剩下的国家，往往就是传统上的共产党国家，推动所谓的反殖民等这类的说法的国家。“一带一路”用这种方式，把有强烈的反殖民的意识形态的不发达国家，往往实际上更是一些专制和威权主义政治的国家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地缘政治上的重要阵营。
法广：“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在十年内取得某种成功，（中国官方媒体称，中国与150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框架的合作协议）开始的时候，中国经济还有实力，还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段。但眼下中国经济在经过疫情之后困难重重，中国是不是还有能力继续维持对“一带一路”的推动呢？
许成钢：过去的大发展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靠它在意识形态上的模糊，在标准上的模糊，让大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纯的国际上的发展商业的模式。在它的经济发展比较好、而意识形态上很模糊的状态下，它才有了表面上的大发展。但是现在，伴随着它的意识形态越来越清楚、地缘政治的目的越来越清楚，中国自己的经济又在走下坡路，在这种背景下，实际上“一带一路”不可避免地会有缩减，会从原来看到的规模非常快地缩减到最后就只剩下地缘政治上选边站（的国家），就是真正在这里边陷入很深的国家。这些往往就是欠债很多，而且往往是威权主义的统治的国家。
法广：但是中国如果缩减投资规模，那些已经开始的项目会不会也出现“烂尾”现象，出现“烂尾国”呢？
许成钢：这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我前面讲到的与软预算约束相关的一些问题，这种以国有企业为主的模式，在国际上的任何推动，都会有国有企业推动带来的这些后果。这些烂尾现象会任何欠债非常多的这些国家呢？最后都会出现这些这些现象。
法广：您特别提到债务问题加强相关国家对中国的依赖。但是国际社会上虽然有不少专制政权，但是即使在专制政权国家，绝大多数也有选举，这是不是也让一带一路面对一种政治上的不确定性？
许成钢：当然风险很大。实际上很多人批评习近平——我指的是中国国内的人，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认为习近平不是很明智，缺少对风险的认识。这个是事实。就是实际上，他以为他可以获得好处的这些国家，实际上政治是相当不稳定的。当然另一个方面呢，威权主义体制即便是有选举，这些选举基本上都不是真的选举。之所以是威权体制，就在于它的选举是受到高度控制的。但是专制统治仍然有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政权）仍然可以是不稳定的，可以改朝换代，这些都可以发生变化。这些都给一带一路带来很大的风险。
我想要再重新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认识“一带一路”，首先要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认识中国共产党统治这个制度的性质。因为一切都是由它决定的，都是由这个性质决定的。
中国今天的经济状态相当于苏联在七十年代中期情况：癌症早晚是要爆发的。
许成刚：实际上，关于中国的经济，我们也是必须要从中国的制度的角度去认识。中国经济出问题，根本就不是现在才出问题。早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前夕，中国经济产生的重大问题，就已经露出水面。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给了它一个机会，也就是掩盖它已经出现的问题。掩盖的重大的方式，就是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这个大规模的财政刺激，使得中国一度有了非常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当人们不认识到中国制度的性质，不知道这个财政刺激实际上给中国带来更大的问题，如果不知道这个背景，甚至反过来，把那个暂时出现的高速经济增长当成了可以外推的一个数据，用统计学看，看过去有的一个高速增长，由此外推，就外推出来了一个不得了的持续的高速增长。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很大的问题。这些问题积累到什么时候会爆发成为一个重大问题，人们是可以辩论的。可是如果不看到那个问题呢，那就是基本上看错了。那么这个看错，实际上和西方的经济学家们早期对苏联的错误认识是非常相似的。早期，人们认为苏联一定会超过美国。但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经济就一路下滑。为什么苏联会崩溃？直接的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经济一路下滑，在下滑的背景下，他非常努力地试图用改革来挽救，但是最后无法挽救，才使得人们形成了共识，就是这个制度必须从根本上放弃。中国今天的状态呢，——我指的是它的经济，实际上是相当于苏联在七十年代中期的那种情况，就是它过去积累的重大问题现在完全暴露出来，到了不可挽回的状态。所以，要是做简单的预测，它会一路下滑下去。这其实是相对比较好的、比较乐观的预测。如果更不乐观的预测呢？就是它有可能爆发金融危机。如果爆发重大的金融危机，再加上财政危机，那就会触发更大的变化。好的预测，就是他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实际上他现在正在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试图避免爆发重大的金融危机。这些手段在避免金融危机上是有效的。
下面的问题，是他有没有能力一直都还足够小心，能够避免金融危机。如果他不够小心，犯了错误，那么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爆发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说它目前采用的手段无效，是指它在经济增长上无效。实际上，它已经没有办法扭转经济增长。除非他从基本上改变制度。如果不改变基本制度，它在经济增长方面就已经没有扭转的办法了，但是避免金融危机，他仍然还有办法。我刚才讲了软预算约束问题。软预算约束问题也就叫做软预算约束症状。软预算约束症状实际上背后是个癌症。这个癌症积累起来，早晚是要爆发的。所以它最后的问题就是：是短痛还是长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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