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東飛（Rupert Wingfield-Hayes）
BBC記者
2022年10月26日
把習近平與毛澤東相提並論是「愚蠢的」，這是紐約大學中國歷史教授麗貝卡·卡爾（Rebecca Karl）的看法。
「如果你要比較兩個人，它必須顯露一些東西。這就像把普京比作斯大林，或把特拉斯比作撒切爾夫人一樣。」
乍一看，兩人的相似之處並不少。眾所周知，毛主席是20世紀中國的決定性政治人物。從1949年中共建政到他在1976年辭世，毛澤東一直掌控著中共，以及這個國家。自那以後，沒有其他中國領導人能與他相提並論。直到現在。
周日，習近平成為自毛澤東以來第一位三次當選黨首的領導人。在習近平主政的十年裏，他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無情地清除對手、推行個人崇拜、封殺批評，並將他的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憲法。他被半開玩笑地稱之為「萬能主席」。
但卡爾教授認為，將毛澤東和習近平畫等號仍然是一個錯誤，因為它忽略了介於兩者之間的一切，以及那些夢想著或為另一個國家而戰的中國人。
「這暗示的是專制是在他們的血液中，在他們的水中，或者在他們的文化中。」她說道。
但事實是，習近平的權力之路遠非不可避免。這既取決於他的野心，也取決於黨未能阻止他們不想要的事：毛澤東災難性獨裁統治的重現。
「我第一次接觸中國是在1980年代，當時關於中國未來的辯論是巨大、重要的和有影響的。」卡爾教授說道。「黨本身也參與了這些辯論，但在1989年被禁止。」
1989年，在蘇聯瀕臨解體之際，中國對變革的希望也被坦克和槍聲粉碎。
「我們來得太晚了」
在毛澤東去世後的十幾年裏，中國仍在走出泥潭。有數以千萬計的人在他的任內死亡：先是因為他希望中國通過「大躍進」實現工業化而導致饑荒，隨後是對政敵、不同政見者、知識分子和「階級敵人」進行的暴力和偏執的清洗。
毛的衣缽最終落在了鄧小平身上。鄧小平在兩次清洗中倖存，並堅持每十年更換一次集體領導。
這一直持續到1989年，時任總書記是屬於改革派的趙紫陽。
那年春天，數十萬學生和工人佔領了北京市中心，抗議腐敗和物價上漲，並要求改革。在中共的權力之基中南海的高牆背後，黨的最高領導層分裂了。
以趙紫陽為首的溫和派試圖利用抗議活動來推動進一步改革，而以時任總理李鵬為首的強硬派堅信學生的目標是推翻黨的統治，希望平息抗議活動。
趙紫陽去探望了抗議者，在一次現在看來是歷史性的講話中懇請他們停止絶食：「我們來得太晚了……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你們還年輕，同學們啊，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都已經老了，無所謂了。」
五月底，強硬派獲勝。6月4日清晨，坦克進場。天安門廣場上的屠殺結束了關於政治改革的辯論。相反，中共轉向了經濟改革。
1992年，仍是中國實際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宣佈，黨應該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這聽起來似乎並不吸睛，但這是對毛主義的又一次決定性突破。革命性的緊縮政策已經被打開了大門。
1990年1月一個寒冷的冬日早晨，我走下一艘夜間輪船，抵達廣州的一個碼頭。這是我第一次來到中國。當時的空氣中彌漫著煤炭燃燒後的硫磺味。外面的街道上是川流不息的自行車流，人們是頭戴藍色帽子、穿著毛樣式夾克的工人。很偶爾地，這些自行車隊會因為一輛「大喘氣」的公交車或公務車而被分隔開。
在接下來的六個月裏，我踩著自行車穿過雲南的群山，在北京的紫禁城閒逛，並乘坐由兩台炭黑的蒸汽機牽引的火車，駛向了遙遠的西部新疆沙漠。景色令人讚嘆，但卻一貧如洗。我所到之處，人們都在告訴我，與西方相比，中國是多麼「落後」。但是已經可以看到變化的跡象。
當我在1998年再來到中國時，整個國家已經把鄧小平「致富光榮」的名言銘記於心。那一年，共產黨下令將中國的國有住房一股腦地出售。北京一片片歷史悠久的灰磚院落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玻璃鋼筋建築。
「下海」成為每個人嘴裏的時髦詞語，意思是辭去國有企業的舊工作，投身於私企。我記得有一天，我們的一個助理來到BBC辦公室，遞上他的身份證，鄭重表示：「我要去深圳了」。當時，深圳是南方沿海的一個新興城市。
毛澤東曾將中國經濟與世界隔絶開來。現在，他的繼任者打開了大門。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東南沿海的新城市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一些城市專門生產紐扣和拉鏈，另一些則生產打火機。在浙江，我發現有一座城市只做襪子，產量達到幾百億隻。
當我凖備在2008年離開中國時，蘇聯風格的機場已經讓位給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設計的熠熠生輝的巨型建築，而第一條高鐵在北京和天津之間開通。
中國比歷史上任何其他國家都更快地富裕起來。但這也釋放了其他力量。
太子黨的競爭
中國有句老話叫「天高皇帝遠」，意思是在統治者視線以外的地方，沒有人看著你在做什麼。
習近平的前任胡錦濤似乎就面臨這種情況。腐敗在上升，而他的權威被公開忽視，甚至受到挑戰。
隨著土地價格因改革而飆升，中國各地的黨政官員向農民徵地，將其賣給開發商，並從中獲取巨額利潤。
2005年，我得到一張從河北定州偷運出來的DVD錄像光盤，顯示了當地農民與一家國有電力公司僱用的數十名武裝暴徒之間的激戰。這些暴徒希望驅趕農民離開土地。農民們在其農田裏挖了很深的壕溝。暴徒們在黎明時分發起攻擊，用獵槍開火，並用鋼筋毆打農民，導致六人遇難。
貪污腐敗的現象十分嚴重。在北京，我記得我去了一家夜店，據說這家夜店的老闆為有錢人提供非法的毒品和迷人的年輕女性，而他的商業伙伴卻是公安。
《金融時報》前北京分社社長理查德·麥格雷戈（Richard McGregor）說，這只是巨大冰山的一角。他補充說：「每個人都分得一杯羹，但它已經失控了。」他說。「它變得更像蘇哈托的印度尼西亞，它正在腐蝕體制的基礎。」
正是在這時，中國和歐盟就紡織品配額問題進行了一場貿易戰，而我得到了採訪商務部長的罕見邀請。對中國高級官員的此類採訪通常非常枯燥，但這次卻完全不同。
部長的名字叫薄熙來。他身材高大，英俊瀟灑，魅力四射。他似乎很享受採訪中的挑戰，機智而有說服力地回答了問題。我心想：「這是一個可以在任何地方成為政治家的人」。
2007年，薄熙來被派去管理中國西南部橫跨長江的重要山城重慶。那裏當時因有組織犯罪而聲名不佳。
薄熙來發起了一場無情的反腐運動，逮捕了數百名犯罪分子、商人、政客和警察。他建造了豪華的基礎設施，包括公共住房。奇怪的是，他還恢復了「紅色文化」，要求每個人學習毛澤東時代歌頌中共的歌曲。許多人對薄熙來的統治感到恐懼，但他在工人階級中廣受歡迎。
政客們從北京趕來研究「重慶模式」。其中一位是政治新星，名叫習近平。
隨後，在2012年，多年來一直在建立自己權力基礎的薄熙來，被一場震驚中國的融合了謀殺、腐敗和國際陰謀的離奇故事所打倒。被判無期徒刑的他時至今日仍在獄中。
然而，他的「重慶模式」可以說是習近平即將在全中國推出的模式的原型。
習近平是一名「太子黨」，他的父親習仲勳是毛澤東的得力助手，但他曾遭到清洗，後來又被平反。同事們形容年輕的習近平謙虛、自律、勤奮，但其他方面並不突出。即使在他被提升為中共總書記前夕，也幾乎沒有跡象表明會發生什麼。
在2012年習近平被任命為中共領導人時，腐敗已經達到了最高層。這讓將其視為嚴重威脅的黨內長老憂心忡忡，同時也給了習近平把自己打造成救世主的機會。
「他們認為（反腐運動）會持續三到六個月，但這絶不止是一場反腐運動，而是一場黨的矯正運動，將永遠持續下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院主任曾銳生（Steve Tsang）教授說。
在薄熙來驚人的垮台後，數十萬名黨員幹部被調查。超過10萬人因腐敗被起訴，包括120名高級官員。腐敗現象急劇下降，習近平的聲望飆升。
現在他有了摧毀其最強大政治對手的彈藥。他在2014年下令逮捕周永康，後者在兩年前還是政治局常委，是中國最有權力的人之一。2015年，周永康被定罪，也被判處終身監禁。
這在後毛澤東時代是史無前例的。
「我認為黨內長老們一定有一絲『買家自責』的感覺，」麥格雷戈說。
習近平無情和戲劇性的權力鞏固使許多人將他比作毛澤東。但毛澤東的破壞性源於他對建立社會主義烏托邦的執念。習近平想建立什麼？
卡爾教授說，毛不會認可這一切。
「今天的中國沒有社會主義特徵。」她說。「勞動對資本的從屬地位是完全的。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你必須有一個階級民主、正義、等級制度和反等級制度的概念。這些都不是習近平思想的一部分」。
從毛時代的中國唯一遺留至今的是黨本身。她說，這才是習近平真正關心的東西。
「他認為，在競爭激烈的資本主義以及在與美國進行激烈的軍備競賽的世界中，中國保持競爭力的唯一可行方式是繼續處於一個被稱為共產黨的政黨之下。」
另一個偉大舵手？
沒有誰能像毛澤東那樣給共產黨帶來合法性。這位標誌性革命家的畫像仍在天安門廣場上，正是在那裏，他宣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因此，他破壞性的一面被人們的崇敬之心所掩蓋。而現在，習近平不失時機地繼承毛澤東，甚至挪用了毛澤東已經過時的頭銜——偉大舵手、人民領袖。但他所追求的是更大的目標。
曾教授說：「偉大的皇帝是習近平真正仰望的人，這個人的野心很大。」
他稱，習近平的目標是一個輝煌而神話性的中華文化——「天下」，由萬眾一心的人民構成的統一家園。「中國的愛國者是熱愛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的人。」曾教授說道。「而他所說的中華是指漢族文化」。
在習近平的中國，幾乎沒有多元化的空間。新疆的1200萬維吾爾族穆斯林正在被強行同化。在西藏和內蒙古，類似的計劃也在推進中。
「習近平實施的政策——再教育營——是為了讓他們更像中國（漢族）人而不是維吾爾人。」麥格雷戈說。「這是文化上的種族滅絶」。
這與毛澤東的多民族國家理念截然不同，在理論上，不同群體有更多自主權，而習近平的父親也以安撫和尊重中國的少數民族而聞名。
但他的兒子正在推動一種強烈的民族主義，力圖在國內團結中國人，並趕走那些在北京看來試圖包圍和削弱中國的外國勢力。
2015年11月，我乘坐一架小型單引擎塞斯納飛機從菲律賓巴拉望島起飛，目的地是菲律賓控制的派格阿薩島（中國稱中業島），它位於400英里之外的南中國海中部。而我們的計劃是經過一個新的中國軍事基地，該基地建在美濟礁上的一個人工島上。
當我們靠近時，一條飛機跑道的輪廓和長達9公里的奇特人工島出現了。
緊接著，無線電中響起中英文警告：「美濟礁西北方的外國軍機，這是中國海軍！你們正在接近中國領空。你們正在接近中國領空。為了避免進一步行動，請立即轉向並離開！」
我們是一架在國際空域飛行的民用飛機，但這並不重要。
這些南海島嶼只是習近平控制周邊地區的最大膽和最明顯的舉動。台灣可能是下一個。
「中國現在正在做各種它一直想做，但此前實力還不夠的事情，」麥格雷戈說。「台灣一直在那兒。南中國海一直在那兒。（中國）一直有雄心對抗美國，將其趕出亞洲，但他們沒有大聲說出來。」
現在，中國正大聲表明態度。開展口頭攻勢的中國外交官被人們以愛國動作電影《戰狼》命名，他們在國內非常受歡迎。
但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政府的中國問題專家謝淑麗（Susan Shirk）認為，習近平的政策只是在製造他聲稱要防禦的敵對世界。
「挑起與鄰國的戰鬥。重新啟動建造大型人工島礁的計劃，並用軍事設施加固它們。加大對日本和台灣的壓力。這是中國外交政策產生的一種自我包圍。」謝淑麗說。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工廠和市場，中國非凡的實力推動了其魯莽的行為。迄今為止，它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似乎勢不可擋。
不過，新冠疫情擾亂了計劃。
內部挑戰
今年早些時候，我的一位中國朋友被鎖在上海一家酒店房間，獨處了83天。
「這讓你想發瘋，」他說。「這是一種抑鬱和憤怒混合的感覺。一段時間後，你會感到不能呼吸。你的身體開始停止運轉。每一天都是一樣的，就像時間停止了一樣。」
當時，他身陷中國規模最大和時間最長的新冠封城。封鎖原計劃只有四天，但實際是另外四天，然後是額外的四天……很快，酒店工作人員不再告訴他時間。
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楊大利（Dali Yang）一直在研究習近平親自支持的「清零」政策。他說：「中國將這些封鎖持續如此之久令人驚訝，這非常痛苦。」
楊教授表示，封城在新冠疫情的第一年是有道理的。它們很短暫，讓國內的生活得以繼續。人們甚至為中國處理這種大流行病的方式比西方國家好得多而感到自豪。「情況不再如此，」他說。
經濟增長已放緩至3%，是30多年來的最低水平。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處於自由落體狀態，青年失業率升至約20%，與美國的貿易戰也依然在持續。憤怒已經在醞釀。
「每晚午夜後，人們會開始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視頻片段。」我的上海朋友回憶說。「他們表達了對共產黨的憤怒，甚至指向最高領導人。他們談到這個體制變得多麼無情和殘酷。」
視頻片段很快就遭到審查。互聯網上的任何異議或批評的跡象都會立即被清除，但對「清零」的憤怒是顯而易見的，即使是罕見的抗議跡象也出現了，雖然在被處理前只持續了片刻。很難否認，很多中國人認為習近平本人對中國嚴厲封鎖措施的殘酷性負有責任。
謝淑麗說，恐懼和忠誠導致了地方層面「對習近平本人最初想法的過度遵守和執行」。
而這似乎已經得到回報。負責監督上海有爭議的封城行動的市委書記李強將被擢升為總理，成為習近平的二把手。
在按部就班的黨代會場景背後，中共面臨著一個殘酷無情的世界。在忠誠者的包圍下、在看不到接班人的情況下，習近平現在無可爭議地指揮著一個更富有、擁有更強大軍隊的國家。世界第一次不確定中國會發生什麼。習近平已經把批評他的以及更謹慎的黨內元老一掃而光。
「過去，我們總是可以指望中國領導人在經濟政策上務實，在外交政策上謹慎。我們現在看不到這些。」謝淑麗說。
鄧小平曾有名言，中國應該「韜光養晦」。
結束的時候到了。
2017年，習近平在開始第二任期時宣告：「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他特意呼應了毛澤東1949年中共建政時說的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但是，習近平的中國已不是毛澤東的中國。習近平對自己和國家的野心遠遠超過了毛澤東的夢想。
從各方面來看，毛澤東是一個破壞者，他不止一次撕毀了規則手冊，但習近平不是無政府主義者，甚至不是一個反叛者。並且，他當然不希望毛時代曾撕裂他自己家庭的混亂局面重現。
他真正想要的是成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強大的領導人，而中共剛將勝利交付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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