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下李上”的网络政治评书讲了将近一年，西方媒体都加入传播行列，但中共二十大的结局表明，习近平赢了。各种评论痛诟：习近平不仅赢了第三个任期，还为邓小平开创的“集体领导”送终；并“团灭”了红二代与团派。但论政需要从事实出发，就以集体领导、团灭红二代与团派的时间来说，并非发生在二十大，而是自从习近平十八大之后当政以来，步步为营地推进，十九大就已经基本完成。
消解“集体领导”的第一步：通过小组重组党内事权
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中央军委全是习家军，习近平曾任方面大员的福建、浙江的班底就是习家军主将。评论多斥曰：习近平破坏了“集体领导”。
其实，习近平上任之后，就没存在过“集体领导”。但在交接班前后一段时期，中国政界、媒体无从揣测圣意，因此有了一些投石问路者。2012年10月12日，中国网发表胡鞍钢《中国“集体总统制”更民主高效》，强调邓小平时代提出的“集体领导”制度的最重要特征就是“集体”二字：是“集体智慧”，而不是“个人智慧”；是“集体决策”，而不是“个人决策”。它的实际运行体现在五大机制：集体交班、接班机制；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集体决策机制。11月胡鞍钢作为十八大代表出席全国党代会，外界据此揣摩这说法可能受到青睐，媒体炒作一直延续到2013年11月。
但习近平显然未采纳胡鞍钢的建议，从上任之后就忙于成立各种小组，重组内部事权。到2014年3月15日为止，他先后出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小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等各种小组组长，甚至还兼任了一个外界没太注意的“钓鱼岛应变小组” 组长。
2013年5月，搜狐网搜集旧文，编了一辑《“小组”如何治大国？》。该辑介绍，“小组”是中共党政系统中常规治理方式之外的补充，并在特定时期拥有跨部门的协调权力。级别不同的小组，拥有的权力也不同，国家领导人亲任组长的小组权力最大。该文并不避讳这些小组的“神秘性”：机构设置在官方资料中鲜有详细记载，公开报道更少之又少。这些小组既不挂牌子，在党的组织机构名录也找不到它们。众多“小组”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也不单独确定人员编制。很多领导小组虽为常设，但并不需要日常办公，多数只在出现了需要应对的重大问题时，以组长牵头组织联席会议、多部门联动的方式完成决策。该文用“寻常无踪迹，大事现真身”十个字概括以往的中共小组政治，倒也传神。
这事当时国内外都予以关注，不明白堂堂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国国家主席之尊的习近平为何要屈尊当一个又一个小组长？其实，熟悉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喜欢搞运动，每逢运动，必先成立小组，实现权力运作一杆子插到底。 2014年3月19日，我写了篇《“小组”为何是中共政治的“常青树”？》，述其末末，指出各种名目的领导小组不但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推进工作的重要方式，也是内部事权整合的重要手段。早期党史上最著名的小组就是长征时期的三个“三人团”， 依次为“最高三人团”、“中央队三人团”和遵义会议后的“新三人团”。毛泽东成为后两个“三人团”的重要成员，为其掌握中共最高权力铺平了道路。此后，毛为了便宜行事，经常成立各种政治小组，重组内部事权。“延安整风”是小组政治的巅峰时期，从1941年7月开始，陆续成立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干部审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等，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毛一生最为人熟知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他赋予这个小组的使命是夺权闹革命。只是其时毛已是天下第一人，不再出任组长。
习近平时期的小组政治有其特点：从小组成立的密度来看，堪比延安整风时期；从其亲任组长之多来看，远超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从小组活动的方式来看，从过去的神秘隐身走向公开。通过这些小组，习近平完全打破了以往“集体领导”的权力格局，将所有权力集于一身。
BTW，外界视为“国师”的胡鞍钢就因关键时刻会错圣意，此后不管再怎么赞美中共的伟大成就，但就是进不了党库的高级智囊群。
第二步：革除旧制，将并肩称制的“集体领导”变为“军机处”
2017年10月27日，在中共十九大新一届政治局召开的首次会议上，审议了《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其中一条最重要的规定是今后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当然包括政治局常委）“要坚持每年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书面述职”。此前，中共只要求国务院等五大国家机关党组（不是个人）向政治局常委会报告工作。当时，自由亚洲电台与美国之音都报导了这条消息。
这条变化的意义在于：总书记而非政治局常委成了党中央的唯一最高代表，政治局常委不再是地位与总书记接近的集体领导，而是需要向总书记每年定期汇报工作的下级僚属，作用有如清朝皇帝的军机处。
这对确定习近平在党内至高无上地位是关键的第二步。以后，每年政治局委员们向总书记述职的消息，都会见之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报端。
团灭团派，始于十九大之前
“团灭”团派，被认为是二十大的习近平三大政治动作之一。10月24日 ，《华尔街日报 》中文版发表一篇署名为Chun Han Wong的文章《中国自由派旗手胡春华落选政治局委员会》，悼曰：“中国四位现任副总理之一、曾被认为有望接替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胡春华在周日落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标志着一颗曾经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黯然落幕。”
作者可能不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人数从来就无定制，比如，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20人，十五届为22人，十六届为24人，十七届、十八届与十九届均为25人。这种人数设置，全看时势政治需要。根据人数减少来判断临时更改名单，是完全不了解中共内部运作方式的外行话。更重要的是，中共党内早就没有自由派，胡锦涛从2005年开始明确反对西方在中国的颜色革命，吴邦国更是提出“五不搞”，“党内自由派”这名号早就专指李锐、李慎之及《炎黄春秋》杂志的一群主要作者、号称“两头真”（指参加革命的青年时期真诚信仰共产社会主义，退休后真诚反省中共革命的错误）的党内退休老人。胡春华与他们从无往来，不知道何时成了这个派的旗手？他掌旗的中国自由派究竟由哪些人组成？
更重要的是，胡春华的仕途蹉跌不始自二十大。如果这位作者愿意查一下西方媒体，就会发现团派失势始于2016年。
BBC中文网曾在2016年9月30日发表一篇习近平打压团派势力的综述《英媒：习近平为十九大布局打压团派势力》，其中提到团派是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政治堡垒，伴隨著胡锦涛的崛起而形成的非正式派系。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中曾有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任职经历者，有李克强、李源潮、刘延东、刘奇葆和胡春华。但在习近平时期，他重用自己任职省份的浙江帮官员（加上一点福建帮），打压团派，几年之间，共青团中央年度预算已经被削减一半。
BBC引述路透社三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说，其时政治局七常委中，除了63岁的习近平和61岁的李克强在2017年的十九大不到退休年龄外，另外的5人都非常有可能退休，习近平会在十九大期间试图阻止团派主宰由7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的位置。根据是，其时中国官媒撰文批评共青团中央“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中国官场与驻华外交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导了这些批评——这一信息后来被证实为真，因为胡春华等团派势力在中共高层政治中地位自此式微。因此，《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将胡春华失势的时间往后推了整整6年整。
二十大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前总书记胡锦涛在会场上被带走。猜测颇多，最流行的就是这个版本：习近平给了胡一份完全不同的名单，他在会场上提疑问而被带走。
除了有几位唇语专家解读那段视频并标出原话，否则不会有真相。但我想指出的是，两份名单之事不可能发生。因为这次会议最大的主题是解决习近平的连任问题，这种大会的筹备与各种沟通往往长达半年甚至更长时间。以二十大人事安排为例，据新华社10月24日消息，这一工作开始于7个月前。2022年3月24日，习近平以总书记身份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进行专门研究，讨论通过了《关于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酝酿工作谈话调研安排方案》，谈话调研和人选酝酿工作在习近平直接领导下进行。从2022年4月开始，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安排时间，分别与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谈话，充分听取意见，前后谈了30人，主题就是研究提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人选全部定好之好，新华社9月19日发文昭告中国朝野：“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胡锦涛是个谨小慎微之人，在其当政时期，没允许儿子女儿从政，其子进入政府系列是2013年习近平当政之后。此时他自然更不会要求破格提拔儿子进中央委员会，因为从无地市级官员进入央委之先例；十八大后期开始，习对团派打压，例如李源潮的式微以及他为培养官员与哈佛大学合作的省部级干部培训班就此结束。凡此种种，胡锦涛都保持沉默，未曾干预，如今退任十年，突然想在中央委员会的人事安排上表达不同意见，完全不合他的性格及其官场阅历。
本文不评价习长期执政下的是非得失，只秉持一点：论政先从事实出发，习近平当政刚满十年，这段时期发生的事情，网上资料俱在，不需要在图书馆翻查旧报刊。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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