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
人们都说习近平是翻版毛泽东，笔者却认为习近平是二十一世纪的明太祖。当然了，毛泽东也是推崇明太祖的。
为什么说习近平是现代版朱元璋呢？因为他们在青少年时间都经历了社会的动荡，恶劣的生存环境践踏了他们的尊严，让他们自卑，多疑，性格扭曲。
朱元璋生活的元代末年，自然灾害频发，赋税徭役繁重，百姓流离失所。他亲自撰写的《皇陵碑》说：
“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乃与兄计，如何是常。兄云此去，各度凶荒。兄为我哭，为我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兄肠。兄弟异路，哀动遥苍。”
这样凶险的环境下，朱元璋为了谋生曾经做过放牛郎，乞丐，盗贼。实在是没有出路的时候就出家做了和尚。他的伙伴汤和本来是让他一同参加起义军，可是他觉得做和尚日子也过得去，于是便拒绝了汤和的提议。最后是元军放火烧了他修行的寺院，他才不得不随着起义军揭竿而起，做起了反贼。然而这个投机的行为却造就了一代枭雄的帝王之路。
食不果腹的生活，动荡不安的社会和乡村里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小农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朱元璋的人生和他的执政理念。
生活贫瘠，缺乏教育让他见识短浅，这一切，都体现在他的治国方略中。
一. 经济上的闭关锁国。
中国的对外贸易自汉代就很兴盛，形成了丝绸之路，到了唐宋时期更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到达了顶峰。宋代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都是从贸易税收中取得的。
可是到了明代，朱元璋却实行了海禁。原因是对外开放让他深感不安。在中国传统的乡村小农经济中，农民喜欢固守土地，自给自足。他们害怕外部力量的进入会与他们争夺有限的资源，也害怕外来竞争给他们带来风险。抑或，农民们担心外乡的风俗会改变他们习以为常的那个小小的世界。总之，任何外来的东西都让他们感到不安。他们倾向于过一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生活并希望世世代代将这种生活方式延续下去。
大明开国皇帝正是这种想法的忠实信徒。他武断地认为大明帝国物产丰富，用不着靠贸易来获得财政收入。
在他心里，禁止出海可以防止倭寇的侵略，也可以有效防范任何势力内外联合夺取政权。于是他下令禁止私人出海贸易，“片板不许下海”，违令者处以极刑。这甚至被写进了《皇明祖训》，变成了一项基本国策。
这项国策一直延续到了隆庆皇帝，才勉为其难地开放了一个港口，可是还是将丝绸、铜钱、铁器、硝石、硫磺列入禁品。
制度的僵化让后世的皇帝未能修正这一失误，导致大明帝国白白浪费了与欧洲文明接触的机会，也错失了贸易收入，国力日渐衰落。
与明太祖相似的是，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因为担心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民众要求改革政治制度会破坏他终身制的大计， 便不惜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与西方进行贸易战和意识形态战争，鼓吹仇恨，制造危机，并用战狼外交恐吓西方国家，使得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脱钩。
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习近平当局又抛出了经济内循环的国策，甚至还鼓吹人民经济，其实质不过是让中国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社会,让中国继续封闭国门，让中国人继续做皇家的顺民。
二、重农抑商
在宗法制为政治基础和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的国家里,国君普遍认为“农为国本”, 认为只要国库有存粮,就不怕一切灾荒,战乱，政权就稳固。而工商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出现在封建统治者看来绝对是洪水猛兽。
这是因为商业和手工业可以吸引大量农民就业，统治者担心这样田地便无人耕种，到了饥荒战乱的年代政府便无法筹措赈灾的粮食，容易激起民变，或者无法在战争中保证军粮供应。自战国起，韩非子、商鞅等人便不遗余力地宣扬重农抑商。后世又有贾谊等人推波助澜，农民的社会地位也就远远高于商人。
大明的开国皇帝显然也保存了这样一份出身农家的优越感。
正如习近平在新年讲话中深情地说到：“我也是出身农村的……”，这位大明的开国皇帝也不时强调自己“朕本淮右布衣”，还颇有些得意地把自己年轻的的乡村生活写进了《皇明祖训》，让后世子孙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最重要的是，这位太祖皇帝在心底深深地鄙夷商人。他把农业称为“本”，把商业、手工业称为“末”，认为“崇本而怯末，则国计可以恒舒”。
因而在他的时代里，法律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
甚至在那个时代里人们想要经商都不可能。国家垄断了盐茶贸易，商人要申领专卖许可证才能贸易，称作“盐引”,“茶引”。经商的税率也很高，这让大明朝的民营企业家们走投无路，只好破产转行。
尽管重农抑商影响了经济发展，可是作为封建地主阶级代言人的朱元璋的想法还是超前地与当今共产主义中国的伟大领袖不谋而合，他也向臣属们不断强调：“治国理政绝不能以经济效益为出发点，不能满身铜臭味。”
基于对民营资本的仇恨与忌惮，朱元璋便拿了富可敌国的沈万三开刀。他先是要沈万三出资资助国家修长城，然后又要求沈万三资助都城的修建，尽管沈万三诚惶诚恐地捐出了真金白银，最后还是没能博取皇帝的信任，皇帝反而觉得他富可敌国随时可以组建军队犯上作乱，沈万三于是因富获罪坐了大牢，发配边疆。大明版马云落了个“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的结局。
众所周知，西方的民主建立在契约精神的基础上，而契约精神植根于商业。对于一个规则的破坏者，没有什么比契约精神更让其憎恨的了。习青少年时代受到的洗脑教育没有告诉他资本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他所熟知的就是商人的利润都是不劳而获，剥削他人这些破产的共产主义教条。这种骨子里的鄙视，是中国几千年小农经济加上毛泽东时代洗脑的结果，也是习近平不断打击民营企业家企图驯服资本的思想根源。
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中国民营企业的规模和影响力与日俱增是可怕的。因为这些民营企业掌握着大量的消费者信息,而且有能力为民众提供表达不同意见的平台，而这些体制外的企业是完全不受控于他的，若不加以整治则必然会与他背道而驰。于是他便清洗了一批民营企业家，阻止中国企业海外融资，还发明了党支部进入民营企业和进入外资企业这样令人跌落眼镜的昏招。
三、明太祖的反腐与禁言
由于忌惮权贵与资本结合动摇自己的绝对皇权，明太祖杀起贪官来决不手软。
胡惟庸案，郭桓案，空印案一案接一案。牵连的官员数以万计。大明帝国总书记制定了世上最严酷的刑法，他谕示：“贪腐者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剁指、刖足、髡发、文身，罪之甚者歟！”
许多官员因贪腐被剥了皮。可是贪腐却越反越重。严酷的刑罚只是鼓励了更多的人诬告异见者，导致冤狱横行。
不过这也没关系，大明的总书记自有办法。他设立了锦衣卫。锦衣卫由皇帝直接指挥，只对皇帝负责，他们名义上是监督官员贪腐渎职行为，实则负责监视官员的一举一动，看他们是否忠于皇帝。锦衣卫形同秘密警察，集侦察、审判、动刑于一身，而他们自身的权力却不受任何人监督，这令各级官员噤若寒蝉，只能以消极怠工，自我审查等手段保全自己。
除此以外，大明帝国总书记深知仅仅靠恐吓下级官员是不能保证他们忠于自己的。
要长久统治，必须统一思想，征服天下读书人。他首先把孟子赶出了孔庙，并下令修改《孟子》。
什么“民贵”、“君轻”的言论必须下架。怎可培养百姓的人权意识呢？
他训示下属说：“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就是说，百姓不过是关在笼子里鸡鸭猪狗，待养肥了就拿出来吃肉便是了，不需要给他们有尊严的生活，有人的待遇。
这种割韭菜的思想显然被后世的共产中国总书记学以致用，推向极致。
还有那些不肯合作的读书人，连沉默的权利也是没有的。苏州有两个书生姚叔闰、王谔,被举荐去当官，他们委婉地拒绝了朝廷的任命，结果落了个斩首抄家的下场。
这样践踏读书人自然引起了知识精英的反感。不过这难不倒大明皇帝，他一句话就剥夺了读书人的言论自由。：“一切军民利病，农工商贾皆可言之，惟生员不许建言。”
还好当时的中国没有互联网这个亡党亡国的东西，不需要网警出面删帖封号，为大明省却了许多维稳费用。
对付读书人，朱元璋总是不按常理出牌。因为没有文化，自卑心理作怪，他总是怀疑读书人讽刺他，因而对一切他看不懂的文字都过敏。杭州儒生徐一夔上《正旦贺表》，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就起了疑心，怀疑臣下用一个“光”字讥讽他曾经是剃光脑袋的秃驴。而“生”字与“僧”字谐音，这不是明摆着看不起他曾经做过和尚吗？
至于“则”字，朱元璋是读成“贼”的，他觉得这是臣下看扁他的盗贼出身，于是大兴文字狱，杀光了优秀的读书人。
习近平的反腐也师承朱元璋，由于腐败在中国很普遍，所有官员都可能是反腐对象，这给了习近一个进行政治清洗的绝佳借口。
他先是清洗了自己政治上的潜在对手，然后又将反腐扩散到下层官员。官场上就此人人自危, 据说十年间他处理的省部级官员500多名，500万党员接受了审查，63万基层干部受到惩处。
可是他的反腐并没有触及自己的亲信，2016 年泄露的巴拿马文件显示，他的亲信无一不在外国拥有巨额资产，可是却并没有受到任何清剿。
而他的禁言比明太祖的范围又广泛了许多。有了科技做后盾，他的锦衣卫可以对全社会实现全方位无死角监控，朱元璋若复活只怕会叹息自己早生了许多年。
四、君权与相权
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在专制社会中贯穿始终，因为相权是对君权的一种节制。在古代社会的大多数时间里，皇帝都能由宰相去行使行政权，管理国家日常事务。但历代帝王又都对相权有着本能的防范与忌惮，害怕宰相威望高于君主，有篡权的可能。这个千年难题却难不倒大明朝的伟大舵手，他开创了新时代特色，用创造性思维解决了这个问题。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杀了宰相胡惟庸，进而取消宰相制。他的御旨中说道：“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这段话的意思是大明从此不要宰相，设立五府，六部，督查院等机构分散权力，各管一摊，而这些机构的总负责人都是皇帝。一句话，就是皇帝大权独揽，全部包干。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党的“领导核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总司令、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都是我——万能主席。
国家总理？给我擦鞋去吧！
另外，通过军事制度改革，朱元璋将徐达等人兵权卸下，这就等同于今天“权力归拢军委，取消七大军区和加大军纪委权力”的局面，于是朱元璋大权独揽，睥睨寰宇。
以大明开国皇帝气吞山河的魄力，才不怕老人干政。在他的治下没有“刑不上常委”的说法。和他一起出生入死打江山的功臣也早就命归西天。蓝玉，李善长，胡惟庸……威风赫赫的明太祖太清楚拿到军权才是真正的帝王的道理。
所以他杀起功臣来真是眼都不眨，无论军功多大，无论谁提携过他，老子已经是皇帝，不是当年放牛娃。
五、社会流氓化
朱元璋出身低微，在夹缝中求生存，深知没有厚黑学就不能发达。
在他的统治下，中国社会全面流氓化。
朱元璋是一个喜欢任用亲族的人。任何进言者胆敢规劝他节制皇族的权力都会被处死。这就造成了许多底层官员仰仗着专制皇权做后盾，欺负压榨商人，业者和农民的现象，百姓胆敢上访维权官府便会动用衙役关押殴打百姓，地方政府贪腐盛行，买官卖官普遍，官员普遍不作为。这些行为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这种警察治国的恐怖统治进一步侵害了中国人的道德领域，让中国人变成了自私自利，奴性十足，没有原则，诬告成风，崇拜权力的民族。
明代的造假也十分猖獗。不但伪造文物、古董、 连银子都可以造假，而且造假工艺都十分高超，造假之风历代罕见，人们驱逐利益，不再顾及廉耻与道德，这个时代娼妓业也达到了顶峰，朱元璋甚至亲自为国立大妓院写了对联庆贺其开业之喜。
今天，在史料和明代文艺作品中还可以找到这些历史的影子。
当然了，无论明太祖怎样威风也不能和今天的红太祖同日而语。他最多只是国内撒撒泼而已，而今天的太祖皇帝毫不羞怯地将流氓精神发挥到了应付国际关系上，中国可以大言不惭地说病毒是美国制造，营救 孟晚舟就绑架加拿大外交官，曼彻斯特领事馆可以公开打人还要和英国交涉……起源于明太祖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哲学被今天的太祖皇帝无限发扬光大。
可是历史总是具有讽刺意义。朱元璋这个特立独行的大国强君，他治下的大明却是中国开始衰落的时代。闭关锁国让中国失去了近代化的机会，腐败专制造成了官僚系统的瘫痪，让关外的异族有机会得以统治，把中国推向了更加专制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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