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自由亚洲
早在2020年10月13日，世界就知道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国家成功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将从2021年1月1日起开始为期三年的任期。按照连任不超过两届的规定，在今后可能的六年内，中国将在人权理事会中产生重要作用。
人权理事会：中国能主沉浮
中国对人权理事会的影响，不受其是否具有成员国的身份之影响，有了这位置当然更直接。过去这么多年，中国一直能够在人权理事会找到代理人，这就是美国的人权状态会被该理事会毫不犹豫地谴责，但人权状态远逊于美国的中国从未受过谴责的原因。
仅以近三年为例，2019年7月，美、英、法、德、澳大利亚等22个西方国家联名致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批评中国的新疆政策，要求中国政府允许“联合国及独立的国际观察员赴新疆进行调查”，但此信如同石沉大海，并未引起回应。2020年6月30日，英国等27国在人权理事会第44次会议上作共同发言，指责中国香港国安法“危害一国两制，对当地人权有明显影响”。但中国在人权理事会的代理国古巴当天就代表53个国家作共同发言，支持中国相关立法，并表示国家安全立法属于国家立法权力，不是人权问题，不应在人权理事会讨论，要求这些国家停止借香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接着又有20多国代表分别在人权理事会发言，支持中国香港特区国家安全立法。
但人权理事会对美国就没那么客气了。2020年9月22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期间，中国、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白俄罗斯、古巴、叙利亚、津巴布韦、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十国在日内瓦共同举办“单边强制措施对实现发展权的负面影响”视频会议，讨论美国等西方国家单边强制措施严重侵犯人权问题，敦促美国等立即取消单边强制措施。11月9日，联合国成员国和作为利益攸关方的人权组织的代表围绕种族歧视、警察施暴、堕胎、移民等问题向美国代表团提出严厉的质询，美国这次非常被动（当然也有美国国内因素）。
中国转守为攻开始于人权委员会时期
提到中国在人权理事会的强势，必须回顾从人权委员会到人权理事会这一改组过程中，美国是如何被边缘化的。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是根据《联合国宪章》于1946年成立的，它是最早的两个联合国功能委员会之一（另一个是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中国加入联合国之初，当然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但自从1992年改选以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53个成员国中囊括了一些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如古巴，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苏丹，以及津巴布韦这些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都赢得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席位。在这些国家的共同努力下，人权委员会终于堕落成暴政国家践踏人权的俱乐部。这一过程，是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内日渐变得长袖善舞的结果。该委员会实行会员国轮换制，这一制度为人权纪录恶劣的国家提供了制度上的缝隙，中国得以与这些国家结成了反人权批评的战略同盟，最后成功地保护了众多践踏人权的暴政国家不再受到任何批评与谴责。就此，“中国人权”（纽约）曾对联合国资深人权活动家菲丽丝·盖尔（Felice Gaer）进行专访，在《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的交手：联合国的迷宫》这篇采访中，菲丽丝·盖尔对此有非常准确的概括：
第一，中国虽然接受了许多国际人权准则，却往往试图废除监督机制的功能。典型例子是中国曾用各种方法把人权委员会变成近乎无能的机构，在人权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无法对中国指名道姓地直言谴责、无法通过任何针对中国的决议。
中国的方式很直接，就是“购买”影响力。一个小国如果成为人权委员会成员，可能获得中国大额援助以修筑公共设施。因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自1989年以后酝酿的一项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的决议从未获得通过，因为每次这些决议被提出时，就会有某个国家提出所谓“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要求搁置决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表现了欺软怕硬的特点，几乎所有有关其他国家的谴责决议都能快速通过。
第二，中国政府很擅长威胁NGO及小国政府，让它们保持缄默。如果某位代表对中国有所批评，中国通常会施之以恐吓威胁的报复手段作为回应，包括毁掉某个外交官的事业。丹麦曾于上世纪90年代在人权委员会提出了一项针对中国的决议，在这之后，中国一方面孤立丹麦，另一方面对其施以贸易制裁和其它威胁手段。丹麦被迫在第二年表示退让。出席人权会议的民间组织的代表往往遭到中国警告、敌意摄像和公开斥责等手段威胁。中国政府这种做法几乎让所有参与者精疲力尽，大多数国家或者组织都会在中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妥协退让。只有美国仍然坚持坦率地提出一些问题，比如会在人权理事会的定期审议过程中提到具体名字和人权案例。
第三，中国很善于利用自身做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优势，并利用各种国际规则为自己服务。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内有不同寻常的影响，中国也理解与国际机构打交道需要人员和执着。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因未曾就中国的文革浩劫和普遍存在的人权侵犯表态而丧失声誉。但在成立新的机构人权理事会时，中国政府在小国之间纵横捭阖，发出的声音特别响亮，其目标就是要限制这一新机构的审查功能，使之成为一个“合作性机制”。
暴政国家获得的第一个胜利，是中国纠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许多人权纪录恶劣的国家，利用2001年5月3日该委员会成员国改选之机，将美国排挤出人权委员会。最为滑稽的是，2003年12月10日，该委员会还将当年的人权奖颁给了“六四屠夫”邓小平之子邓朴方。
中国掌控的联合国机构不止人权理事会
人权委员会既然已经发生蜕变，在国际社会强烈的要求下，2005年4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只得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总部提出改组提议。安南指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不能胜任自己应尽的义务，破坏了整个联合国的形象，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废除这个病入膏肓的机构，重新建立新的人权机构，恢复世人对联合国的信任。2006年3月15日，联合国大会以170票支持、4票反对和3票弃权，多数通过成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取代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但是，这个新成立的人权理事会中，仍然是中国掌握话事权。本文第一段中的情景就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常态。与美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日益衰减同时出现的，是中国运用金钱力量，积极争取重要国际组织的要职，支持人选并非考量国际社会接受度，而是对北京的配合度，比如WHO的两任干事长陈冯富珍与谭德赛。几年前，中国新闻网曾以《中国人入主国际组织，几乎平均每年一位》，自豪地宣称中国官员正在成为世界各大机构的掌门人。目前，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中，有4个是由中国人领导的，其中包括国际民航组织、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工发组织，中国由此成为出任联合国专门机构领导人最多的国家。
在联合国成立以来的77年当中，世界经历了冷战、冷战结束后的单极世界（美国是唯一的世界领导者）、2005年后的中美联合体（Chimerica）两极，再到如今的多极。事到如今，联合国只剩下几个主要功能：永久性地非洲扶贫；就耗资巨大的所谓气候变化问题年复一年地扯皮；要求西方发达国家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地收留战乱国家的难民、贫穷国家的经济移民。联合国的几个主要创始国美国、英国等最后发现，通过联合国已经无法推行本国的外交政策，只剩下出会费这个功能。如何应对在联合国中主导权日大的中国，将成为西方国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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