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西·沃利斯（Lucy Wallis）
BBC 記者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尾聲，納粹投降在即，九名被俘虜的抵抗力量女戰士在被處決前設法逃生。
格溫·施特勞斯（Gwen Strauss）聽姑婆/姨婆講述了七十多年前那次驚心動魄的經歷後，決定重走那段路程，向先輩的勇氣和機智致敬，也希望藉此提醒今人勿忘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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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溫·斯特勞斯（Gwen Strauss）是美國人，以寫作為生。她有一個姑婆，叫埃萊娜·博德利亞斯基（Hélène Podliasky），法國人。她們倆住在法國。2002年的一天，她和83歲的姑婆一邊吃午飯，一邊聊天。
漸漸就說到埃萊娜在戰時的經歷。在此之前，格溫知道老太太當年是法國反法西斯抵抗力量成員，其他的知之甚少。
那天，埃萊娜詳細講述了自己在戰時的經歷，如何被蓋世太保逮捕，經受酷刑折磨，再押送到德國關進集中營。隨著納粹德國節節敗退，盟軍逼近德國，集中營被迫疏散，囚犯則被押解著開始「死亡行軍」，囚徒步行遷徙，生死聽天由命，無異於走向死亡。
埃萊娜說：「後來，我和其他幾個人一起逃走了。」
格溫聞言震驚。
她後來解釋說：「（姑婆）年事已高，知道生命即將走到盡頭，覺得可以把那段經歷講出來了。」
和許多當年的倖存者一樣，他們通常會多年保持沉默，隻字不提當年的經歷，即使開口，也會跟關係稍微遠一點的親戚講述，而不是身邊的人，她說。
埃萊娜被捕時24歲。當時她在法國東北部，是當地反法西斯抵抗組織聯絡員，化名克麗斯汀。她是資深工程師，能說五種語言，包括德語。
埃萊娜在抵抗組織內部級別很高，曾有一年多時間跟地下力量成員保持聯絡，協助佔領區空投物資。格溫說：「她非常出色，優雅、安靜而又強勢。」
那是二戰最後一年。納粹在1944年曾在法國大肆搜捕抵抗力量成員，埃萊娜在清剿中被捕。那段時間先後被捕的還有她的八名戰友，其中一人是埃萊娜上學時的朋友，蘇珊·莫德（Suzanne Maudet）。
蘇珊化名扎扎（Zaza），性格樂觀，慷慨善良。她22歲嫁給法國抵抗力量成員熱內·莫德，結婚一個月後夫婦同時被捕，因為被納粹發現他們幫助法國青年男子秘密潛逃到抵抗力量活動地區，逃避被強制在德國人的工廠當勞工。
還有妮科爾·克萊倫斯（Nicole Clarence），是巴黎地下抵抗力量聯絡員的負責人，處境也因此非常危險。1944年8月，巴黎解放前三個星期，22歲的妮科爾被捕，被押上最後一批從巴黎撤離的德軍軍車。
傑奎琳·奧貝麗·杜布雷（Jacqueline Aubéry du Boulley）又稱傑姬 (Jacky)，也是最後一批撤出巴黎的德軍帶走的俘虜之一。她當時29歲，在九人中年齡最大。她的丈夫陣亡，自己在抵抗力量情報網中擔任關鍵角色。她幼年時很長一段時間住在叔叔嬸嬸家，因為父親在一艘海船上當裁縫。
父親回來後把她接回家裏。格溫說，傑姬粗話連篇，說話就像水手，而且言辭直截了當，抽煙抽得很厲害，嗓音低沉冷峻，為人強悍。
格溫補充說，傑姬為人非常忠誠、關愛。
瑪德龍·弗斯蒂吉奈恩（Madelon Verstijnen）被捕時27歲，化名龍 (Lon)，吉勒麥特·德安鐸斯（Guillemette Daendels）化名吉吉 (Guigui)，被捕時23歲。 倆人是閨蜜，都出身於荷蘭上流社會世家。
這對好友一起到巴黎去參加在那裏活動的荷蘭抵抗組織，但剛抵達就趕上大清剿，立刻被捕。格溫說，吉吉是田徑運動員，天真活潑，龍比較低調，不喜出頭露面。
至於化名辛卡 (Zinka) 的熱內·勒蓬·夏特內（Renée Lebon Châtenay），格溫說她「勇敢無比」。龍形容辛卡像個「小娃娃」，小矮個，一頭金色捲髮，兩顆門牙中間有一道縫。她和丈夫所在的地下抵抗組織負責幫助英國空軍飛行員從法國潛逃回英國。
辛卡被捕時29歲，女兒在監獄出生。她給寶寶取名法蘭西（France）。孩子出生18天後就被帶走，她本人則被押解到德國。辛卡的執念是為了女兒必須生存下去。
還有一位叫伊文·勒吉尤（Yvonne Le Guillou），化名麥娜 (Mena)。據格溫介紹，她是打工妹，醉心於情愛。她加入了巴黎的荷蘭抵抗組織，愛上了一名荷蘭少年，被捕時22歲。
「逃亡九人組」裏最年輕的是約瑟芬·波德納瓦（Joséphine Bordanava），化名若茜（Josée）。她在馬賽被捕時只有20歲。若茜是西班牙人，歌喉特別優美。
格溫說，若茜可以用歌聲安撫哭鬧的孩子，讓他們安靜下來。
這九個人都被押解到德國北部一個集中營， 雷溫斯布呂克（Ravensbrück），然後又到萊比錫一個勞動營，那裏為德軍製造武器軍火。她們在那裏結成了牢不可破的友誼。
集中營裏的條件非常糟糕。她們挨餓、受折磨、被剝光衣服，被迫站在冰冷的雪地上接受檢查。
是她們之間建立的友誼紐帶幫助她們倖存下來。格溫說，集中營有一個傳統，那就是傳遞「團結碗」，每個人都會向傳到自己手裏的碗中放一勺湯，然後把這碗湯交給那天最需要的人。
饑餓令人痛苦，但格溫說，那裏的女囚們發現談論食物令人感到寬慰。每天晚上，妮科爾都會背誦她的食譜，做栗子奶油或把草莓浸泡在櫻桃酒中釀製巴伐利亞酒。她會把這些寫在他們從辦公室偷來的紙片上，然後裝訂成一本食譜書，她牀墊的一部分權當封面。
格溫說，姑婆口述時特別提到，儘管當時她們都身陷囹圄，但沒有忘記自己是戰士，在製造反坦克榴彈發射器的外殼時會尋機聯手搞破壞。
1945年4月，盟軍空襲，反覆轟炸女囚們工作的軍工廠，最後納粹決定疏散勞動營，那裏的 5 千名饑寒交迫、筋疲力盡的女囚犯被押解著向東步行遷徙，她們衣服單薄，腳底起泡、流血，開始「死亡行軍」。
她們非常清楚此行有多凶險，面前只有一種選擇，必須逃走，否則不是被殺死就是餓死。
因此，當行進中不知為什麼出現混亂時，她們跳進一個坑裏，一動不動裝死。一路走來沿途不時可以看見一堆一堆的屍體，沒有人發現坑裏這些堆在一起的「屍體」有異，隊伍繼續向前走。
在那之後的10天，她們出發去尋找美軍部隊。傑姬患了白喉，辛卡有結核，妮科爾肺炎還沒痊癒，埃萊娜的股骨疼痛是慢性病。格溫說，當時她們又餓又累，但一同奔向自由的意志堅定。
格溫決定去德國重走那九名難友當年的逃生之路。前期凖備花了很大功夫，包括三次去德國考察，確定確切路線。
在這個過程中，格溫發現她們當時走得有多慢 —— 每天只走大概五、六公里。
一個兩難問題是，她們饑腸轆轆，需要食物，還需要找到能安全休息睡覺的地方，所以沿途必須找到村落，必須跟村民打交道，但這在當時是最危險的一件事。因為她們隨時可能中了圈套，或者被村民出賣。
埃萊娜和龍都會說德語。她們始終走在最前面，先去找村長，請求允許她們在牲口棚裏過夜，或者給她們一點食物。
格溫說，她們很快決定，最好的辦法就是假裝坦坦蕩蕩，沒什麼可怕的，她們出現在村裏也很正常。
當時，攻入德國的美軍在薩克森州穆爾德河一側，她們在河的另一側。她們意識到，這就是最後一道坎。
格溫說：「對我而言，最激動人心的時刻是站在穆爾德河的橋上，眺望河道。」
她從軍方檔案資料中獲知了這段經歷。資料包括當事人的回憶錄、紀錄片攝製組為龍的經歷拍片時做的前期研究，以及對這些倖存者親屬的訪談記錄。
格溫在檔案資料中發現，當年的逃生之路上，渡河是最凶險的經歷之一。
當她們最終抵達河對岸時，有人筋疲力盡，再也無法前行。傑姬幾乎喘不過氣來。但是，其他人決意絶對不讓一個人掉隊。
就在危難之際一輛吉普車向她們駛來，停車後兩名美軍士兵跳下車，給她們遞煙，並自告奮勇送她們去安全地帶。
格溫在查資料時還意識到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這些勇敢的女子戰後遇到新的挑戰 —— 重新適應正常生活對她們來說很困難。
「她們面容憔悴，身體虛弱，身為女子而又曾經關在集中營......似乎有點自慚形愧，還有那種孤獨感，」格溫說。
她們曾經非常親密，一同逃生，然後突然散開，進入社會，周圍是一群自己難以交談的人，不想聽她們訴說自己經歷的人。所以，格溫覺得戰後這些倖存者心理上仍處於孤立隔離狀態，就像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不同的是她們的心理狀態並沒有被視為PTSD的症狀，因為她們不被視為士兵。
作為年輕的女性，她們經常被告誡戰後應該盡量少提自己的經歷，所以她們英勇逃生之舉鮮為人知。
她們中有人決定徹底遺忘過去，向前走，其他人則終生為友，成為對方孩子的教母，比如吉吉和麥娜。
格溫說，那九人的重逢是在很久以後，大約是格溫的姑婆把這段經歷告訴她的時候。還活在人世的幾個人組織了一次聚會。
還記得辛卡被捕後生了個女兒嗎？那個叫法蘭西的孩子怎麼樣了？
格溫找法蘭西找了三年，最後鬼使神差地居然讓她找到了。
「我去見她時，她就住在法國南部，離我家不遠。她對我說，『竟有這種事，時隔70年，我居然聽說我媽媽的往事』。」
戰後，法蘭西跟母親團聚了，但辛卡身體很不好，因為在集中營染上結核病，需要多次動手術。她身體虛弱，無法照料女兒，法蘭西經常被送到親戚家去住。
辛卡1978年去世，也把當年逃生的經歷帶進了墳墓，法蘭西對此一無所知。格溫說，法蘭西不知道她對她母親有多重要，對她母親的生存有多重要。
埃萊娜2012年去世。格溫記得，一直到生命的盡頭，埃萊娜還不時受到痛苦記憶的折磨。
格溫說，「女性在戰爭中承受的苦難，極其沉痛的苦難，並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我希望世人知曉這些，給與足夠的承認。」
她同時還希望世人看到這些女性在逃生途中展示出來的「善良和慷慨」，她們相互扶持、互為依托，種種細節，都那麼美麗，值得禮讚。
格溫根據她們的經歷寫了一本書，題為 The Nine（「那九名女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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