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兇猛，影響從醫院，延伸到超市。
一月底，如果一個上海徐匯區的大媽去超市買菜，可能會震驚於菜價的漲幅——生菜、小白菜、雞毛菜分別漲了近七倍、四倍和三倍。
不過，因為在疫情期間漲價，這家超市很快被當地市場監管局處罰200萬元。
之後，中國官方公布的數字讓人們可以從更宏觀角度一窺通貨膨脹的壓力。今年一月份，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5.4%，創下八年來最高值。
一邊是上海突然暴漲菜價，另一邊是香港民眾搶購廁紙和大米後空空的貨架，讓人不禁疑問，疫情的副作用之一難道是膨脹嗎？
疫情如何影響物價？
惡性通脹，伴隨著物價飛漲，背後的原因往往是政府印鈔過度，市場上流通的錢過多，導致幾乎所有商品的價格普遍上漲。
仔細看中國一月份的數據，不同商品的價格漲幅不盡相同——食品類價格領漲，漲幅20.6%，其中豬肉再次「奪魁」大幅上漲116%；而非食品價格僅上漲1.6%。
食品飛漲，凱投宏觀分析師認為，人們擔心疫情爆發可能會困在家中，因此會出現恐慌性囤積必需品的狀況，短時間拉高物價。換言之，買菜買肉的需求暴漲，而供給沒有相應增加，因此食品價格在一月高企。
美髮、家政服務、車輛修理與保養等服務類價格分別上漲5.2%、4.7%和4.6%。春節前城市務工人員返鄉，因此部分服務價格上漲明顯，再加上節後返程務工更難，這部分價格將繼續面臨上漲壓力。
因此，雖說中國正經歷八年未見的物價漲幅，但背後的原因可能更為複雜。
「結構性」通脹率
新時代證券分析，疫情對需求衝擊是分化的，食品、生活用品、醫療用品等必需品需求增；由於社會活動受到限制，大部分可選消費需求會大幅減少，除了食品、燃料、醫療保健之外的大部分消費品價格變化不明顯。
換句話說，此次通脹率走高是結構性的，而不是由於超發貨幣導致的。中信建投的報告就認為，之後CPI增幅有回落的壓力。
然而，春節後，疫情導致很多企業出現「復工難」。如果疫情超預期地大範圍、持續性影響生產，供給不足也可能給CPI上漲帶來新的壓力。
對於控制通脹，中國政府的監管層顯得信心滿滿。2月15日，中國央行副行長範一飛表示，「相信中國絶對不會出現大規模的通貨膨脹這樣的事情。」
控制通脹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提高銀行利率，但中國目前中小企業面臨生存困境，經濟整體上面臨下行壓力，如果提高利率，可能打擊經濟活力。
其次，應對短期通脹，中國可以調用國家儲備的糧油等必需品，還可以通過行政手段打擊價格上漲。
5%通脹率意味著什麼？
闊別八年，CPI增幅突然回到「五時代」，對中國經濟而言意味著什麼？
首先，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反映居民家庭購買消費品及服務的價格變動情況，漲跌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通貨膨脹或緊縮的程度。一般而言，當CPI大幅度持續上漲時，就會被認為發生了通貨膨脹。
常識來講，如果劑量小時可能是「良藥」，劑量大到一定程度，則可能是「毒藥」。
當通脹率維持在低水平（2-3%）被經濟學家稱作經濟「潤滑劑」，因為物價的小幅上漲可以提升企業家的收入，刺激他們進一步投資。
但如果通脹率進一步上漲超過10%則進入一個較為危險的區間，被稱為急劇通脹。這時人們開始對貨幣的信任發生動搖，人們有搶購物資的行為，生產和消費秩序被破壞，社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動蕩。
惡性通脹的可能災難後果
急劇通脹雖然危險，但並非不可控。真正有災難性後果的是當通脹率超過100%進入「惡性通脹階段」，政府對物價完全失控，民眾對貨幣徹底失去信心，社會崩潰。惡性通脹在歷史上也並非罕見，但每次出現，往往伴隨著政治後果。
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單月物價上漲2500%，最終貨幣貶值一萬億倍，民眾普遍不滿滋生民粹主義，成為納粹上台的因素之一。中國則在二戰後發生惡性通脹，彼時國民政府發行法幣，1948年2月每擔米要300萬元，到6月漲至1000萬元。崩潰的經濟間接導致國民黨在內戰中敗給共產黨。
中國在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經歷過三次急劇通脹，前兩次分別是1988年通脹率達到18.8%和1989年為18%。中國當時實行價格雙軌制，即一部分商品價格按照計劃經濟定價，一部分按照市場供需關係價格浮動，1988年中國政府決定放開價格管制，進行「物價闖關」，計劃經濟定價的商品放開後，價格普遍上漲，引發民眾恐慌性搶購。
1994年，中國更是經歷了改革開放以來最嚴重的通脹，全年通脹率達到24%。
1997年，CPI增長率逐漸回落到2.7%的溫和區間，此後中國進入了一個長達23年的低通脹時期，其中僅有2008年和2011年兩年間CPI增長超過5%。其餘大多在1-3%之間徘徊。
疫情發生後CPI上漲的5.4%是23年來第三次超過5%。
from BBC中文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15497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