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莉霞
周耀恩、譚志榮
「大家看完《十年》會覺得很絕望，但你不要睇死香港，也不要睇死你自己。」這是《十年》導演周冠威（Kiwi），四年前在TEDxYouth演講給年輕人的寄語，他覺得「唔睇死」才會看到希望及創造可能性。
Kiwi從來就是不會向命運低頭的一個，就如他方框眼鏡從未被磨平的稜角。年少時他的電影夢不被人看好，默默耕耘下最終入圍今屆金像獎最佳導演。他說希望自己的電影，能為人帶來希望，同時帶來療癒的可能。《十年》讓人看見改變的可能，它也是「治癒電影」，釋放了後雨傘無力的情緒。繼《自焚者》後，他拍了《幻愛》，冀盼療癒城市中的情感創傷，讓人相信改變的可能。
幻愛》的主角面對愛情各有心理桎梏，周冠威（Kiwi）指其實每個人也不懂去愛，愛的能力是要學習的，但無奈現今很多家庭及學校都失去了這方面的功能。
重看《十年》 看見希望
訪問相約在雨後的早上，灰濛濛的天空，就如這個城市近來被口罩籠罩下的氛圍。《十年》的預言，從前也讓人窺見灰暗的未來。Kiwi當初拍《十年》其實是希望大家不要「睇死」香港，提醒及時行動是有改變的可能。
記者說訪問前重看《自焚者》，感觸良深。作為導演的Kiwi，更有切身的體會。他侃侃說起早前在罷工集會也重看了。心中翻滾着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感受。其一，是更悲痛了。最深刻的一幕，是速龍小隊在白煙中拿出警棍，一下又一下把示威者打至頭破血流。他憶起拍攝時，曾跟攝影師爭辯會否太誇張。現在每想起卻令他欲哭無淚，當時謹慎構想的場面，如今已化為日常，未到十年現實已變得更荒謬。他的語氣驟變得稍為激動：「很多人讚《十年》預言成功，其實預言不成功呀，為何社會可以墜落成這樣子？」
另一端，他見到的是希望。猶記得當年創作《十年》時，他其實懷着很大的無力感，指望創作能探索出希望與出路。「我拍自焚不是教大家自焚，是拋出一個問題：你願意為香港犧牲多少？這場反送中運動回答了我，很多人也願意為香港犧牲。」他邊說邊敲着枱，「那種團結、為香港的心，以及豁了出去的慷慨，大大地震撼了我。《十年》原本想逼出一些希望來，現在卻是香港人給了希望我。很多人願意為公義，把性命也豁了出去。嘩，怎能夠不動容？」
重看《十年》，Kiwi有兩種極端感受同時並置，他覺得「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壞的年代」恰恰反映這段時間的境況。（劇照攝影：Andy Wong）
二○一九年抗爭運動，彷彿電影的預言實現。
每個人都有創傷
由原本想藉電影給觀眾盼望，現在反而是觀眾讓他看見轉機，這次Kiwi以《幻愛》直探城市中的創傷，再次讓人看見一份希望。電影述說精神病患者與心理輔導員間的愛情故事，過往相關題材的《癲佬正傳》、《一念無明》以電影探討社會議題，他強調這一反從前，把電影定性為愛情片。「其實電影去到最後是每一個人的故事。」他放慢語調，開始緩緩介紹起這套新電影來。「想有人接納自己、想被愛，不只是精神病患者渴望，每個人也會想的呀。」他理解世上很多誤解，就是源自不斷強調人與人的分別。
原來，當初他也對精神病患者有着刻板印象。電影意念的雛形是短片《樓上傳來的歌聲》，來自他十四年前於演藝學院任導師時，學生提出計劃以精神病患者為畢業作題材。「我第一刻的反應是很抗拒、非常抗拒，因為條件反射地聯想起殺人電影。」資料搜集期間，當聽到一位患精神病的太太分享幸福家庭時，他第一下是感到愕然。下一刻，他意識到的是自己見識的狹隘，「這敲響了我，我就想不如真的認真進入他們的世界。」
《幻愛》有很多東西都是虛幻的，但Kiwi指虛幻有時才是真相，是最真實、不能壓抑的內心世界。
而觸發他寫愛情故事的，是一個鋼琴少女……這個少女患有精神分裂症，卻很愛、很愛彈琴。愛到，即使每次手一擺在琴鍵上，就會出現有人以大刀砍她手指的幻覺，還是止不住她彈奏樂韻的慾望，不時走到琴邊躍躍欲試地伸出手來。每一回也是虐心的經歷，明明所愛就在眼前，但每次靠近換來的卻是痛苦。坐着一旁傾聽經歷的Kiwi，不禁問道：「你不覺很荒謬嗎？怎會平白無端有人這樣做？」少女只幽幽回應：「這就是病。」
這個拉扯讓Kiwi感到痛心，他亦想到精神病患者面對着相近想愛不能愛的掙扎。但他認為電影不是要說他們有多慘，「應該說他們跟我們一樣，如此才能產生同理心。」他想藉電影撕除大眾對精神病患者的標籤，並笑言自己過去也如主角不懂愛，「我的初戀也是千瘡百孔的。」年少時，只懂滿足女友的需要，而失去自己。不懂拍拖，但渴求愛，皆因從小缺乏家庭的愛。他寫下《幻愛》也因為當時失戀，心裏渴求愛，自我投射下構思精神病患者求愛的故事。
不能愛的心理桎梏
電影主要取景自屯門輕鐵站，「叮叮」夜深的寂靜被劃破，兩架相反軌道的輕鐵擦肩而過。空蕩蕩的月台，只有男主角阿樂一個在長凳坐着。女孩對阿樂說：「無論你是怎樣，我也喜歡你。」阿樂按下電話的錄音功能。放在耳畔重聽，聽到的只有空蕩蕩的回音。原來，與他日夕相戀的女孩，只是一個美好的泡影。「叮叮」這一下劃破的是阿樂遲來的初戀。
阿樂在輕鐵站驚覺愛戀對象，原來只是自己構想的幻象。
阿樂患有情愛妄想症，因為內心的恐懼和自卑，讓他只困在幻想當中，未能走出阻止自己去愛的心中鬱結。心理學研究生葉嵐嘗試協助他走出心理桎梏，而其實背後她也被滿目瘡痍的過去纏繞着。兩個心裏都有缺失的人，從來也沒想過自己能得到真正的愛情，卻不知不覺間墮入愛河。
兩小時的電影虛實交接，叙事意外地流暢。有影評人曾形容Kiwi是「默默的拍慢慢的做」的導演，眼前深色外套配上牛仔褲的他，着實予人一種踏實的感覺。電影的每個細節，他也都細細構想過。電影選址屯門，由於偏離市中心的地區較能襯托阿樂的疏離感，他覺得選址與人物連上關係是重要的；淒清的錄音情節，是來自龐雜的案例搜集中短小的一句，這小節恰恰突顯出主角沒有朋友可問的孤單。
電影也花費心思建構與角色個人經歷相呼應的夢境，讓觀眾從析夢更深入他的心理世界。帶有喻意的黑羊穿插在夢幻中的情節，早在Kiwi學生時期作品可見，他說情節的構建源於他對心理學甚感興趣，「去認識自己與他人，從而建立對角色的同理心，是我覺得做導演需要，也是作為好電影的必要條件。」
社工房中的人生轉捩點
「新鮮感」是這次訪問的其中之一的關鍵詞，在討論Kiwi從學生時代到今天的作品時，都不時被提及。他直言：「新鮮感對我的創作很重要。我向來不是先想觀眾，而是看這題材能否勾起我的創作熱情。」選擇心理輔導員，與精神病患者譜出愛戀故事，皆因心理輔導員是港產片少有的題材。要數較深印象的相關角色，可能已是二〇〇二年《無間道》中的陳慧琳。Kiwi還在唸電影碩士班時，邱禮濤導演曾指他拍的題材偏鋒，他即時的反應是抗拒的。問他當年拍的短片題材有什麼？他如數家珍地抖出：八歲小孩如何走出目睹嫲嫲自殺的陰霾、女孩被爸爸性侵、自殺等，事後細想下還是不得不承認。
另一個原因，是他對心理輔導有情意結。中學時，他曾得到不少社工的幫助。他的人生轉捩點，也是發生在社工房。當年他愛看電影愛聽搖滾音樂，愛學習但不愛讀書，因為他覺得香港的讀書其實只為考試。年少反叛的他，對制度有很多詰問，不明白為何自己會沒有自由，明明一早立志當導演，大家都叫他先考好試，理想從未得到過認同。而學校社工，就成了第一個鼓勵他去追夢的人。迎來的不再是一盆冷水，而是一本藝術中心包含電影介紹的場刊。那本《藝訊》物輕意義大，代表着他理想得到的第一次鼓勵，事隔二十多年，依然被珍而重之地保存在家中。（題外話：緣份就似冥冥中有所註定，Kiwi的太太剛巧也是一名心理輔導員。）
能走出成長帶來的鬱結，Kiwi說現職心理輔導員的太太功不可沒。
希望源自相信
電影於他少年時，已是他人生的首位，他會形容電影是他的生命導師。「以前我曾在電影得到過很大的力量，甚至曾讓我放棄自殺的念頭。我希望我的電影也能為人帶來希望和力量。」同時，他亦冀望自己的電影能作為別人的輔導，如此就似以另一種形式回饋當年的社工。
在前幾場《幻愛》映後談，有精神病患者跟他說電影描述的痛苦，正是他每天所經歷的，他從電影中得到理解和力量；也有患者說她一直都不相信自己可以幸福，但在電影中她看見了希望。即使其他人看，也能從中看見自己的身影，因為電影說的着實是每個人的故事。記者跟Kiwi說，自己也在觀影流下的淚痕中，讓本以為已放下的心結，得到了一點舒解。
他冀盼觀眾都能相信自己能夠治癒，並相信現狀能被改變。同時，他觀察到這個城市近來很需要情緒的釋放，有患抑鬱症的觀眾感謝他，給予了一個宣洩的空間。這大半年間大家經歷了大小不同的創傷，也沒機會得到疏理。突如其來的疫情，又令大家陷入擔憂之中。在壞情緒當中的人，需要的正是猶如電影裏角色間相互給予的理解和陪伴。
臨別時，天色還是一片灰濛。但他說自己對未來還是保持希望比較多一點。「我理解的希望，不是看客觀環境因素，是看你自己是否選擇看見希望。相信不是你看見一些事才相信，是沒有看到任何好的迹象，也願意相信，那就是你真的有信心。當你有信心，就一定會有希望。」
Profile
周冠威（Kiwi Chow），2004 年於香港演藝學院畢業，憑首部長片《一個複雜故事》獲藝術發展局藝術新秀獎。於《十年》執導《自焚者》，此電影於第三十五屆香港金像獎獲得最佳電影。最近執導的《幻愛》，於金像獎奪得6項提名，包括最佳導演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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