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城市化的反噬(2)
来源:
大纪元
在城市化不到60%的时候，中国开始了各种“到农村去”的社会动员，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都可谓特殊。究其原因，实因从2005年开始的快速城市化过程，是一种无就业增长的虚假城市化。
依靠“灭村运动”推动的虚假城市化
测量城市化程度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城市化人口占一国总人口之比，城市区域由各国自行划分，标准不一。第二种是城市化变动率，用来描述在一个指定的时段内预计的平均城市化变动率。第二种方法主要见之于专业人士行内讨论，本文使用第一种方法。
英国是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是最早开始城市化的国家。随着英国率先完成工业化，社会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成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水平超过90%。继英国之后，欧洲大陆的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也相继开始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进程。现阶段，这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都在80%以上。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直到20世纪中期才开始城市化进程，目前，城市化水平大多处在50%-65%之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体量早就超过许多发达国家，但在城市化水平上，远低于发达国家，2018年的城市化水平约为59.58%，在发展中国家居中等水平。
多年来，学界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比较，发现一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不相适应，就会出现两类不合理的现象。城市化水平低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现象，被称为“滞后城市化”；城市化水平高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现象，被称为“虚假城市化”，这些现象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其中，虚假城市化现象主要发生在拉丁美洲地区，如巴西、阿根廷等国，大量进城的农民在城市无业可就，大城市周边成为城市贫民窟集中之地。
中国从2005年开始进入“虚假城市化”阶段，当时中国正通过“灭村运动”快速推进中国的城市化。为何要如此？乃因当时取消农业税，地方财政得另觅财源。专家们预测，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增长就意味着有上千万人进入城市，具有巨大的投资与消费需求。同时还有研究表明，城镇人口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将可带动最终消费增加1.6%。为了推进城市化，中国在全国各地开展了政府做推手的“灭村运动”。
中国“灭村运动”始末
中国经常发生各种大事，社会注意力很快被转移，从而导致不少事情很快被遗忘，从2005年至习李接管中央权力这一期间的“灭村运动”就是一例。
从源头上说，这是中央文件惹出来的祸。据国内研究者考证，2004年10月21日，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提出“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为农村与城市置换用地指标开辟了法律通道。2006年，国土部确定了首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省份，山东、天津、江苏、湖北、四川五省市被国土部列为第一批试点。2008年6月颁布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此后又于2008、2009年国土部分别批准了19省加入增减挂钩试点。2008年底，国家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出台之后，国土部推出了一系列措施与之结合，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加大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周转指标。
所谓“增减挂钩”，是指“将拟整理复垦为耕地的农村建设用地地块（即拆旧地块）和拟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即建新地块）等面积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在保证项目区内各类土地面积平衡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增加耕地有效面积……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城乡用地布局更合理的目标”，话说得曲里拐弯，要害就是新旧地块“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说白了，所谓“增减挂钩”，是国土部在土地资源紧张的环境下，为了方便地方政府“找地”——增加建设用地指标而煞费苦心想出的一个变通办法。许多地方政府让边远农村整理一些根本种不出粮食的劣质荒地，报称增加了耕地，再让经济发达的城镇出钱买这些指标，用以扩大房地产开发用地。政府部门之间玩这种瞒天过海的数字游戏，其实质就是国土部土地整理中心副主任郧文聚所说的：大规模“借出”周转指标，是国土部的策略，是为应对各地用地压力和许多不可测因素。
有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开辟的政策通道，全国各地在土地财政的驱动下，一场规模浩大的“灭村运动”席卷了全中国20多个省市区，有着千百年厚重积淀的无数村庄，几年之间便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陆续消失。各地方政府有一个共同目标：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
在“拆村并居”的浪潮席卷之下，无数农民“被上楼”。那段时期，全国媒体频频曝光各地大搞拆村并居的“灭村运动”，以及农民在“灭村运动”中遭遇到的种种政府暴行。到底有多少村庄被消灭？我遍查国内网站，无从获得详细数据。百度有两个“灭村运动”的词条，但均语焉不详。被广泛引用的一个区域性数据是在山东诸城，行政村编制被全部取消，数千个自然村落、1249个行政村合并为208个社区，70万农民正在告别世代居住的老村，搬入社区。2008年5月底，国土部9个调研组对24个增减挂钩试点省份进行了快速调研，发现了不少问题，1996年，中国的耕地数量还维持在19.51亿亩，此后11年间，中国耕地减少1.25亿亩，超过河南全部耕地面积，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也由1.59亩降到1.39亩。国人普遍担心，按照这样的减少速度，中国的耕地还能不能养活中国人？——2008年以后，中国当局宣布土地整理、土地开发、土地复垦，新增耕地面积不再单独进行更新，土地总面积突然增加，对这种数字游戏，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虚假城市化结果：房地产泡沫与农民变游民
出于地方财政需要将农民强行赶上楼的所谓“城市化”，就是拉美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虚假城市化”。这种“虚假城市化”带来几个后果：
一、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本来是世界各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先决条件。中国的虚假城市化并无这个前提条件，大量农村人口进入新建的城镇或小区居住，却没能得到新的就业岗位，成为剩余劳动力，生活前景晦暗。在房地产高峰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进入房地产业特别是建筑业（2007年达3133.7万，2009年3900万人，占当年度农民工总量的17.3%），这个问题似乎不太严重。房地产业一退潮，农民工大量失业。
二、房地产高度泡沫化。2018年12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2017中国城镇住房空置分析》报告，指出中国二、三线城市住房空置率分别为22.2%和21.8%，远超一线城市的16.8%。在所有住房类型中，商品房的空置率位居第一，且呈持续上升趋势，达26.6%。一些省市为了鼓励农民买房，用补贴形式鼓励农民进城买房，比如江苏宿迁宿豫区、贵州遵义市、四川南充蓬安县、辽宁省、山东菏泽成武县等地，但农民很少为其所动。
三、现在农村户籍上附着的重要福利，导致80%的农民不愿放弃农村户籍。这些福利包括：一是耕地承包权；二是宅基地；三是有自建的住房。由于这些福利在城中村和城郊农民征地时可兑换成巨大利益，导致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户籍含金量远远超过城市户籍——这一点，是新上山下乡运动不可能发生的主要原因，因为就算城市青年愿意到农村去，上述福利一样也没有。
如今，中国在城镇化率只有59.58%的时候，却出现了“到农村去”（主要是农民工返乡）的逆城市化趋势，只能说是当年虚假城市化的反噬。如果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制造业在短期内无振兴现象，这种状态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共青团中央为附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三下乡活动”被轰传成“新上山下乡”，则是国民对上山下乡的痛苦集体记忆、城市失业现象严重、农民工返乡、民众对习近平崇拜毛泽东等各种政治、社会因素的混合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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