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 11月 12日
當我知道巴丟草會來香港展覽時，心情興奮又擔憂。他那種紅黑色畫風別樹一格，作品從不忌違，直接調侃中國的領導人，諷刺中國最根深柢固的政治問題，可能是他擁抱一種熱愛中國的情懷，也曾經在大陸生活，他的體會是一般在香港成長的藝術家所缺乏，能夠更貼近地直斥其非。
然而，他的展覽能否順利舉行充滿問號，從銅鑼灣書店事件中看得出來，如果正面批判領導人，現在是會有相當大的風險和後果。結果一如所料，主辦單位稱收到中方威脅，以「安全理由」取消。是的，目前主辦單位沒有透露具體威脅是甚麼，甚至有些人會懷疑是巴丟草和主辦單位過份敏感，質疑這個威脅是否存在。但客觀上來看，就意味著香港人，也許無法再在香港看到不經審查下諷刺中國時政或是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藝術品。
新聞自由低氣壓 紅線飄移
巴丟草不是近期唯一的「受害者」，英國《金融時報》編輯馬凱，疑因在外國記者會邀請有「港獨」主張的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演講，結果工作簽證被拒，連入境也被禁。馬凱不是一個政客、不是任何議題的倡議者，他是一個在香港工作多年的外國記者，把香港的故事帶到國際社會，但因為一場「中方不能接受」的演說，讓他不能再踏足這個城市。這條「紅線」並沒有充分清晰的法律基礎，馬凱所屬的外國記者會是在8月邀請陳浩天演講，當時正正是港府有意以國家安全理由取締民族黨之時，但事實上，要到9月，即演講後一個月，民族黨才被港府列為「非法社團」，所以按「法律」，馬凱並沒有違法。
也許正因無法名正言順將馬凱繩之於「法」，中方或港府始終無就馬凱不獲續發簽證和被拒入境提出清晰理據，只是籠統地說每宗個案都依法處理。建制派嘗試為政府護航，質疑馬凱懷有政治目的抵港，而非單純的「旅客」，但這些轉移視線的技倆，難以說服外界——在香港從事記者長達7年的記者如何一朝變成有「政治目的」？特區政府原本發給他的政府總部記者證要到2020年才到期，當初又是如何評估他的留港目的？
所以更多人會把政府做法，解讀成一種當權者對一眾外國記者的警告：「你勿來香港報道港獨。」馬凱就成為了這場風暴的第一隻代罪羔羊，倘若外國記者無視警告，這類的強硬手段恐怕陸續有來。
值得一提的是，當民族黨被視作「非法社團」後，任何人如果為該黨「給予援助」，都可能被視為違法，不少傳媒擔心，採訪陳浩天，也可能被視作提供平台宣揚民族黨而捲入官非，香港記者協會也一度表達關注。香港記者報道要思前想後，外國記者亦要顧慮入境及逗留風險，來進行報道或是與個別團體和人士接觸，這種新聞自由的氣壓之低實屬前所未見，難免令人問一句，香港與大陸到底有哪裏不一樣？
港人引以為傲的制度漸崩壞
在「一國兩制」下，大陸與香港其中最大的分別，在於自由得到法律的保障，這兒還有一個尚算讓人可以信賴、獨立於行政機關的司法制度 ，有令港人能引以為傲的「法治」，並有較大程度的言論集會出版結社自由。過去的香港，不管左中右的政治光譜均能夠自由表達意見，社會有多元化的討論，雖然未有普選，但也享受到一定的民主化，民眾能充權、有能力改變政府有爭議的決策，或是推進社會進步。例如2003年50萬人遊行反對23條立法（基本法中加入維護國家安全條文）、2012年師生家長聯手反對國民教育獨立成科等等，反對浪潮最終剎停了一些民眾認為不符合社會利益的政策。至於掌權的政府雖然不是民主選舉產生，但過往較重視程序公義 （procedural justice/ due process in legal system），司法制度的獨立性值得信賴，政策得以保持高度的穩定性及可預估性（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本地傳媒雖然大多持有明確的政治立場，但總括而言尚算有力揭發社會的弊病，官員或政客如果沒有申報利益、投票時有沒有舞弊、住所有否違規建築、基建項目——特別是被稱為大白象工程、聯繫中港兩地的港珠澳大橋和高鐵——出現弊病等等，香港的傳媒仍然有能力做偵查逐一揭發，迫使相關單位問責。
但國際社會在近期連串事件也逐漸意識到，香港的自由、法治、程序公義比以前受到更大的制肘。正如彭博社所言，香港也許已成為另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失去了其特色。無論香港政府如何對外宣稱，一如以往重視新聞、言論自由，說服力已大打折扣。「德國之聲」今年選擇在台北設立亞洲辦公室的消息，就被一些觀察人士解讀，國際媒體在亞洲選址是考慮到香港的政治和自由環境。
自我審查陰雲密布
更令筆者憂慮的是，除了官方以政策、程序、行政、法律手段去打壓新聞、言論、結社自由外，民間的「自我審查」亦愈趨嚴重。中國流亡異見作家馬建原本計劃在香港賽馬會屬下的「大館」，參加香港舉行的國際文學節的講座。但「大館」以不希望場地成為「促進政治利益的平台」為由，取消了講座，隨即遭到輿論譴責，「大館」又迅速轉變作法，容許馬建的講座繼續舉行，又為場地問題引起的不便致歉。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劃清界線，指港府並沒有參與事件，馬建順利入境，並繼續活動。筆者認為，這場倉促落幕的風波，正是「自我審查」如火蔓延的例證——民族黨被禁及馬凱事件是官方對「港獨」的鐵腕打壓，另一邊廂，作家馬建和藝術家巴丟草的事件，則顯示「言論自由」進一步收窄，這種限制不一定來自官方的實際行動，而是民間主辦單位審時度勢的結果；社會的意識除了限制「港獨」上的討論，也限制了對北京或國家領導人的批評。
香港是經濟主導的社會，許多商業機構早已因為擔心得失大陸，而「自我審查」。出版社會避開不去出版一些大陸的「禁書」，公司擔心大陸市場，會刻意避開與政治色彩濃厚的藝人合作，航空公司自願把台灣稱做「中國台灣」等等。商界的「自我審查」，普羅大眾或會理解企業「向錢看」的想法，但不以商業掛帥的媒體、文學、藝術，也擔心自己的存亡而實行「自我審查」，就更令人痛心。
香港已進化到「管控專制」？
英國牛津學者斯坦林根曾經就中國問題提出「管控專制」（Controlocracy）理論，意思是當權者不用直接下令，要求人民去做或不做個別事情，而是人民自發地「自我審查」，不去做「不應該做」的事情，這讓人民產生一種錯覺，認為官方沒有實施打壓，亦把是非責任放在人民身上。例如一個中國公民，如果在大陸為工人維權被捕，普通人的想法或輿論焦點，或會把問題放在示威民眾身上，認為他們不應該把事鬧大，而並非指向中國體制是否保障工人權益方面。同樣的意識形態或許是來到香港，例如「港獨」的輿論焦點，已經是走向「應否討論港獨」，或是指向討論「港獨」的人等同「鬧事」，而並非討論「港獨」的成因與可能性。
正如香港記者協會及多個傳媒團體所發表的聯署聲明所言，香港近期接連發生的事件——馬凱、馬建、巴丟草的遭遇，尤如敲響了香港言論自由的「三記喪鐘」，唯有保持香港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珍惜多元開放的聲音、讓各方可以把真理越辯越明，香港才可保存自身優勢，成為獲得國際信任的最自由的經濟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