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朋友发我一段视频，说四川雅安市一个人力三轮车夫，因被城管扣走了车，跳河自杀了。
在如今这个人工智能慢慢取代人力劳动的社会，“三轮车夫”这词我都感觉挺文艺的，就不由点开视频一看。只见一个白衫黑裤的质朴中年男子，纵身一跃，跳入了碧绿的江河之中。边上有一女声劝道：叔叔不要跳！但转眼已不见其人。
那声带着浓浓四川口音的“叔叔”，也成了这个三轮车夫唯一的临终关怀，传递着人与人之间最善意的平等精神。我承认我还是有点感动，忽然想起一个多星期前，发生在广州的一起城管与摊贩的冲突事件。一名女摊主不堪城管驱赶，扑身反抗，不料被粗犷的城管一拳砸中太阳穴，当场倒地不起。
因为中国的媒体环境比较和谐，所以这事件同样也是从一则视频中得知。同时还有一则后续的视频，是摊位旁边站在一个泣不成声的小男孩，一位民警指着他破口痛骂：你妈妈已经了！
所以网上就热传城管又打死人了。
而就在昨天，同样在广州，又传出了一起城管执法冲突，不过这回让摊贩扳回了一局。一名卖豆腐花的摊主，手持长刀，砍死了一名城管。
杀人固然不对，但杀人有时真的不是因为对错的问题。城管与摊贩互害的事件之所以年年都有，那是因为中国社会就存在一种互相伤害的机制。
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城管这职业是中国发明的，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人大教授张鸣曾这样评价过城管这公职，说政府办黑社会总得有个平台。也有人调侃说，中国城管已经被联合国列为恐怖组织。
现在全世界都在走向文明社会，而文明社会生存是基本人权，人家美国白宫门口都可以摆摊，你这里为什么不允许？政府存在的目的是解决国民的生活困难，而不是制造困难。
以前我也思考过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城管这种岗位，我觉得制度还是根本原因。60年代大饥荒那会儿，中国制定了户籍制度，禁止农村人口自由进城。后来改革开放要搞工业化，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于是农民慢慢开始融入城市，就成了农民工。
工业强大的生产力，会对农业产生挤兑效应，很快小农经济失去了生存空间。而中国土地又不是私有的，所以无法出现像发达国家那样的超级农场，因此偌大的国土，每年都要依赖进口粮食。在这种大环境下，农民的境地是最悲惨的，为了生存，他们只能到城市里谋求生存资源。做三轮车夫，做流动摊贩等等。
同样，城管也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为迎合市领导对市容的要求，对谋生的农民进行驱赶，而对农民来说，这几乎是谋生的唯一技能。因此，两拨生活在底层的人，因为上层的喜号，迎合他们的形式主义，进入了互害模式。
若按收入来定义，基层城管无疑就是底层，可能还不如摊贩的收益高。但是中国人是一个很特殊的民族，中国人没有阶级意识，这点非常不可思议。
一个传统的社会，通常分为富人阶级（10%），中产阶级（20%），然后庞大的底层阶级（70%）。而阶J意识就是对自身所处阶层的一种天然觉悟，西方白人在这方面比较清晰。所以他们身处相同阶层的人非常团结，往往为了相同的利益诉求，组成一股庞大的政治力量，去同富人阶层争取利益。
而通过长此以往的争取，西方社会最终就分配模式达成了新的共识。随后，底层阶级开始获得上升通道，慢慢步入中产，最后形成一个中产阶层占比达70%左右的社会，而富人阶层同样还是10%，但底层却减少到20%，这样的社会结构才能长期稳固发展。
但是中国人很奇怪，完全不具备这种阶J意识，取而代之的，是某种“附权意识”。人们大多都以加入体制，获得权力的庇护为人生目标（官本位）。而获得权力庇护进入到体制内的人，无论他是否获取了巨大利益，都会对体制外的人产生一种莫名的优越感，甚至是敌对意识。
而体制自身又是靠体制外的人供养而维持运作的，这里充满了无限矛盾，并且权力本身又是破坏社会公正的核心因素。因此，久而久之整个社会就形成了体制内与体制外两种对立阶级。
而且中国自古以来都是这种社会模式，商人寻租权力，政商勾结然后鱼肉百姓；知识分子也是以考取功名作为进入朝廷的踏板，成功进入体制后，同样成为权力的谋士；而一些市井流氓，则成了小吏，成为权力的打手。
所以中国几千年下来，社会财富分配一直都是金字塔模型。唯一一次变化，是新中国刚成立期间，中国人第一次有了阶级意识，开始搞无产阶级大联合。遗憾的是，中国人民太容易走极端，直接把富人给斗死了，结果资本被权力通吃，最后穷了几十年。
改革开放之后，又重新回到了传统的社会模式。顶层的权贵阶层控制了资源，中产阶级或犬儒主义，或移民逃离，真正留下来发声呼吁变革的力量微乎其微。而底层人民，永远在互害模式里麻木地循环着。
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发展，中国经济终于进入转型期，从而倒逼体制改革。因为工业社会始终需要一个庞大的中产群体来消耗产能，所以西方的学者普遍认为，工业化的进程必然会推动民主政治。现在的经济泡沫，以及产业空心化，不正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断的表现嘛。
至于未来中国能否出现70%的中产家庭，能否突破文化传统的魔咒，我真的没法保持乐观，因为中国人对待贫穷太冷漠，而对待权力却又过分地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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