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的《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早已过了耳顺之年的潘鸣啸，上面那段文字，便是该周刊对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时期潘鸣啸“造反生涯”的一段描写。
潘鸣啸是个地道的法国人，法文名字是Michel Bonnin。法国68学运失败后，他便开始向往东方的“革命圣地”——正在闹“文革”的中国。进不了“圣地”，他就来到了离“圣地”最近的英属香港，一呆多年，竟然接触了许多逃离“圣地”、偷渡香港的中国知青。互诉衷肠后，潘鸣啸三观倾覆，天崩地裂。后来他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知青的书——《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他在中国成了名人，被昔日的中国知青们知心地称为“老潘”。
半个世纪前的1968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度。这一年，全球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在美国，在越南，在巴西，在波兰，在日本，在墨西哥，在尼日利亚，在捷克斯洛伐克……当然也在“老潘”的老家法国，和“老潘”打算朝拜的“革命圣地”中国，四海翻腾，风哮浪吼，五洲震荡，奔霆飞熛。
不知道“老潘”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中的“鸣啸”，是不是也是为了纪念山鸣海啸的1968年？
濒临崩裂的美国：两次暗杀，三场运动
他用了几乎半个世纪的时间，才从1968年那个梦魇般的事件的阴影中走出来。
他叫胡安•罗梅罗（Juan Romero），1968年，他17岁，是一个在美国加州打工的墨西哥移民。6月5日凌晨，胡安在洛杉矶一家酒店的餐厅工作，而刚刚赢得竞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加州初选胜利的罗伯特•肯尼迪，恰好路过胡安工作的餐厅，看到有过一面之缘的胡安，便改变原来的行走路线，过来与胡安握手，不料一颗子弹飞来，打中了罗伯特头部，罗伯特在胡安的眼前瘫倒在地，惊慌失措的胡安伸手扶住了罗伯特的头部，这一瞬间被随行的记者拍下，照片发表后，迅速传遍全美国、全世界……
罗伯特的哥哥，就是4年半前同样死于暗杀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
可悲的是，罗伯特•肯尼迪被暗杀，并不是1968年美国发生的唯一暗杀事件。那一年更让全世界震撼的暗杀是：仅仅两个月前，主张非暴力反抗的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也死于一个有犯罪记录的白人的枪下。马丁•路德•金的遇难，引发了与其初衷相违的大规模暴力骚乱：美国全国近130个城市爆发了种族冲突。
美国的1968年，就在这种步步惊心、事事动魄的节奏下铺开，用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吉龙（Steven M. Gillon）的话说，这一年的美国，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地震般的大事发生：1月，驻越美军遭遇越共春季攻势的沉重打击，甚至美国驻西贡大使馆都被攻入；3月，民主党的总统约翰逊出人意料地宣布不寻求竞选连任；4月，马丁•路德•金遇刺；6月，罗伯特•肯尼迪遇刺；8月，反战示威者与警察在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外发生流血冲突；11月，共和党的候选人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
这一年，美国人不仅目睹了两次暗杀，还经历了三场运动（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这一年，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承受了各种冲击，几乎快要崩裂，美国《时代》周刊甚至把这一年与1776年（独立战争）、1861年（南北内战）、1941年（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论。
面对着种族、阶级、代际、意识形态、价值观等诸多层面的严重分歧和冲突，像他哥哥一样年轻、英俊、充满魅力、更充满同情心的罗伯特•肯尼迪，似乎代表着弥合美国社会分裂的唯一希望。他在竞选演讲时说：“我竞选美国总统的目的，是寻求旨在结束越南战争和我们许多城市中流血冲突的新政策。我将致力于缩小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种族分歧、贫富差距和代沟……”
然而，这一希望却被6月5日凌晨的那颗子弹击得粉碎。当载有罗伯特•肯尼迪灵柩的火车驶过时，沿着铁轨，站满了无数眼中充满了悲伤和绝望的普通美国人……
将近半个世纪，胡安•罗梅罗一直不敢正视那张举世闻名的照片，他一直隐隐觉得自己对罗伯特•肯尼迪的遇刺负有某种责任：“如果他不过来跟我握手，他就不会死……”
一直到去年6月5日，就在罗伯特•肯尼迪遇刺49周年的那一天，当福克斯旗下的KTVU电视台的一位记者采访胡安时，胡安似乎终于卸下了内疚感的重负，他说：“现在我可以正视那张照片了，我可以看到他做出的牺牲，我有义务让这种牺牲和记忆存活下去，而一旦有了这种目的感，我以往的岁月也就更容易忍受了……”
作为一个个人，也许胡安终于走出了1968年的阴影，但历史学家吉龙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美国仍然生活在1968年长长的阴影之中。在纪念1968年50周年的文章中，吉龙以2016年特朗普极具分裂性的竞选活动为例，认为1968年的文化冲突时至今日依然继续塑造着美国社会。
《时代》周刊今年年初发表的纪念文章，标题也是：《50年后，我们仍然生活在1968年的阴影中》……
法国的“文革”：兴也勃焉，亡也忽焉？
丹尼•科恩-邦迪（Daniel Cohn-Bendit）有个绰号——“红丹（Danny the Red）”，红，既是他头发的颜色，也是他的政治理念的颜色。
1968年，他是巴黎第十大学（又称巴黎南泰尔大学）的大学生。法国68学运最初便在这座大学中爆发。3月22日，该校学生们为了要求男学生自由进出女学生宿舍，占领了学校行政大楼，而“红丹”便是“带头捣乱”的学生“头头”之一。
进入5月，由于当局的判断失误和应对失当，这场初衷仅为“两性宿舍进出自由”的学潮，居然升级为一场波及全国、学生和工人联手、几乎让整个经济停摆、几乎颠覆了由二战英雄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政府的造反运动，最盛之时，仅有5000万人口的法国，居然有1100万工人罢工，当局甚至一度担心法国发生内战或革命，而造反者则开始酝酿组织一个包含所有左翼力量、类似1936年人民阵线的“人民政府”。
5月3日之后，“红丹”与其他学生领袖一起，迅速成为规模扩大的学生运动的公共面孔。而被学潮搞得焦头烂额的法国总统戴高乐气愤地发现，“红丹”虽然在法国出生、长大，但他其实是一个持有德国护照的犹太人，于是，“红丹”被驱逐到德国。不料，他后来又偷渡回法国，当政府想再次驱逐他时，他已经被闹学潮的大学生们保护起来了，保护者当时齐声呐喊：“我们都是德国犹太人！”
1968年法国的“红五月”，是法国各类左派和有着左翼思想的青年人的狂欢之月，这场造反运动也被戏称为法国的“文革”，但这句戏言中包含着许多真实。中国始于1966年的“文革”，确实对法国大学生和左翼知识界影响很大。在1968年“红五月”的游行队伍中，很多人举着马、列、毛的画像和毛泽东语录牌，最醒目的则是“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的巨大横幅；在巴黎街头向警方扔路石的许多大学生的心目中，真正的“革命圣地”是中国：他们可能不喜欢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但那个号召青年学生向自己的官僚体系造反的红色诗人领袖毛泽东，却是他们的偶像。
然而，不同于中国“文革”的是，这场几乎颠覆戴高乐政府的学潮和工运，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如果不算“红丹”领导的“性自由”运动，法国的“文革”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它短得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名称，“五月风暴”是那些误以为世界红色革命即将始于法国而爆发的中国人的叫法，法国人只给了它一个平平淡淡的年月称呼：1968年5月。
5月底，这场左派的狂欢开始遭遇法国社会中所谓“沉默多数”的反弹。据称，时任总理蓬皮杜说服了戴高乐提前举行议会大选。5月30日，戴高乐发表讲话，宣布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不久后，80万公民走上街头，举行“反造反”的游行，支持戴高乐。进入6月，左派示威逐渐减少，占领工厂的工人也逐渐撤出，各政党也忙着准备选举。6月底，选举结果揭晓，戴高乐大获全胜，他的政党在议会中赢得了比“五月风暴”前更多的议席。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危机因此基本解除。
法国记者洛朗•若弗兰（Laurent Joffrin）指出：“从5月24日起，学生运动便失去了人心。到5月30日，运动加速超越历史，接着便敲响了戴高乐起死回生的钟声。……运动没有表明多元化的旧民主制度和混合经济已经衰竭，相反巩固了这种制度和经济。”
谈到法国政府用提前举行大选的方法解决这一危机，“红五月”的学生领袖“红丹”后来也承认，这是一个“天才的想法”。
有趣的是，当年的造反派“红丹”，成了今天的建制派“绿丹”：如今他是欧洲议会代表绿党的议员，担任欧洲绿党-欧洲自由联盟在欧洲议会之党团共同主席。现在的他，支持市场经济，支持欧洲一体化，甚至不遗余力地为欧盟鼓吹和辩护，他批评英国退欧政客的最直率的“名言”是：英国可以在欧盟之内发挥连接欧美的桥梁作用，英国如果退出欧盟，那就不是“桥梁”，而是美国大门口的“擦脚垫”。
半个世纪之后，“1968年5月”在法国依然是一个容易引发分裂的话题。但如今成为“绿丹”的丹尼•科恩-邦迪，却对年年被人请去谈“红五月”感到厌倦，他说：“忘掉1968年5月吧。那已经结束了。今天的社会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生活没有关系了。当我们自称反权威时，我们当时反对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
谁也没有想到，给后世留下最深烙印的1968年新闻人物，既不是美国的罗伯特•肯尼迪，也不是西欧的“红丹”，而是一个来自如今人口只有500多万的中欧小国——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
他的名字叫杜布切克。
半个世纪前的1968年，他的祖国有一个很长的名字，叫捷克斯洛伐克，是后来分家的两个国家——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联合体，属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国。他的父母是斯洛伐克左派，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移民美国，后来虽然返回斯洛伐克后生了他，但在他3岁的时候又去了苏联，一直呆到他17岁才被迫全家重返斯洛伐克。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成年前对自己的祖国几乎一无所知的美国移民的儿子，会在1968年1月5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童年和少年一直生活在苏联、成为斯共干部后又被选派到莫斯科、在苏共中央高级政治学校学习多年的“亲苏派”，竟然会在这个一直紧跟莫斯科的苏联卫星国开启一场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自由化运动。
4月，杜布切克主导的捷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改革的《行动纲领》，宣称捷共改革的目标是“创立一个新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模式”。
其实，杜布切克所提出的“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与1956年匈牙利事件完全抛弃社会主义的做法不同，不过是想对斯大林模式的僵化社会主义进行改良的一种尝试。为了避免重演匈牙利的悲剧，杜布切克还重申捷克斯洛伐克将继续履行对华沙条约集团的义务。
但这些有限的改革仍然给了许多捷克斯洛伐克普通人以新的希望。“布拉格之春”的标志性人物之一、该国1968年的当红歌星马塔•库比索瓦（Marta Kubisova）回忆说：“杜布切克当选之后，人们确实能感受到变革的氛围。那是一段无法忘怀的、美好的时期。人们得以自由呼吸，并认为20年压抑之后，这里终于出现了积极的变化。”
当年6月30日至7月10日对该国民众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89%的受访者表示愿意继续搞社会主义，只有5%选择资本主义；87%对新政府感到满意或部分满意，只有7%表示不满意。看上去，杜布切克领导的国家，不仅是一个“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而且是一个“带有幸福面孔的社会主义”。
但好景不长。这一年的布拉格，春天奇短，夏末遇霜。
8月20日深夜，四个华沙条约成员国（苏联、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出动了50万军人（以苏军为主）、5000辆坦克，以闪电般的突袭方式，全面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用坦克的履带碾碎了“布拉克之春”。
8月21日清晨，苏联军队冲进了杜布切克的办公室，逮捕了杜布切克，将他送往布拉格机场的一架飞机，同时被押上飞机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其他几位党政高级领导人。他们随即被押解到莫斯科，被迫签署了“兵临城下”之约。
次年4月，苏联又下令免除杜布切克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胡萨克接任。胡萨克上台后，首先否定了1968年的改革，随即在捷共开始党内清洗，包括杜布切克在内，共有50余万共产党员遭到清洗，占全党总人数的1/3，全国70%的各级领导人被撤换，全国有200余万人遭株连，约20万人被迫逃亡西方。
21年之后的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巨变，捷克斯洛伐克也发生了和平推翻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民众革命，史称“天鹅绒革命”。
回顾历史，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苏联侵捷，标志着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末日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1989年11月26日，消失在公众视野20多年的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的异见剧作家、“天鹅绒革命”后成为该国总统的哈维尔一起，肩并肩出现在首都布拉格市中心瓦茨拉夫广场的那个著名的阳台上，广场上的人群见到这两个人后，发出海啸般的欢呼声。
杜布切克后来用自己回忆录的最后一段，如此描述这一场面：“当我们露面时，人群发出强烈的反响，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耳际……现在，我同比我几乎年轻一辈的捷克持不同政见者并肩站在这个阳台上。我们两个都知道，下面这群人相信我们。他们希望，我们将竭尽全力，使我们的祖国最终获得自由。”
如果1968年“布拉格之春”激发的梦想，没有被苏军坦克的履带如此残酷地碾碎，那么，苏东阵营的寿命是不是还会更长一些？
当然，历史无法假设。
中国的1968：孤独的反对者
她叫陈少敏。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能够记得这个名字。
她一生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各省市负责人、军队的代表及红卫兵领袖计132人。10月31日是全会的最后一天，会议有一个议程，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会上最后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当时的表决方式是举手，131人都举手表示赞成这个提案，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这个人就是陈少敏。
也许是出于保护陈少敏，也许是显示全体一心，主持人宣布全票通过。第二天，所有的报纸上都刊登了会议的公报。在全国都宣传着“一致通过”的时候，陈少敏愤怒地说：“一致个屁，我没有举手。”
陈少敏孤独、无望的反对，后来给她带来了被残酷迫害的厄运……
1968年，中国“文革”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满街红绿走旌旗”的狂热已稍有退潮，现在似乎渐入“收官”阶段。
“收官”举措之一，是在以年轻人为主的造反派在各级党政机关夺权之后，再成立所谓“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举措之二，就是召开新的中央全会，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打倒刘少奇）盖上党的红印；举措之三，则是动员“文革”初期在全国横冲直撞、到处造反的城市红卫兵“上山下乡”——
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宣布“全国山河一片红”；
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一致通过”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
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后，中国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
“1971年至1976年，出于对法国革命的失望，潘鸣啸到香港半工半读，开始接触从中国内地偷渡来港的知青以及他们创办的《黄河》杂志，他们讲述了知青的亲身经历和悲惨遭遇……”
——本文最初提到的《南方人物周刊》那篇报道如此描述1968年的法国“红卫兵”潘鸣啸的“东游记”。后来，“老潘”成了西方为数不多的中国知青史研究者。
后世有人评论说，毛泽东推动所谓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真实动机是为了减轻城镇就业压力；也有人评论说，此举是毛泽东利用“红卫兵”打倒刘少奇等政敌之后，担心这些年轻人继续在城里“作乱”，而采取的“鸟尽弓藏”之举。
但潘鸣啸则认为，不能单纯用简单的经济利益来解释毛泽东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根据“老潘”的研究，毛泽东如此做有多重动机：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及消除社会分工）、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及强化毛泽东的领袖魅力）、社会动机（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限制城市人口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
始于1968年末的知青下乡运动，持续了10年。1978年，在改革开放进程和知青回城运动的双重夹击之下，知青下乡运动结束了。不同的是，下乡是上层动员的运动，回城则是知青自发的运动，是1949年之后第一次民间自发的维权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
“老潘”经常说：“我也是‘老三届’。”
西方有以1968年命名的一代人——“68一代”，中国也有自己的“68一代”，那就是“老三届”和知青。
“老潘”的经历，大概是东西方两个“文革”之间、两个“68一代”之间为数不多的交集之一。
半个世纪话沧桑
1968年是动荡之年、反叛之年。反叛之势，如林火，如海潮，在这一年里迅速席卷世界各个角落。但也有例外。当年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动荡最烈，苏联却风平浪静。除了出动坦克去卫星国“平叛”以及逮捕了本国红场上寥寥几个抗议侵捷的异议分子之外，1968年苏联国内基本平安无事。
然而，世事难料。23年后，美国仍在，且国势日盛，苏联却轰然倒塌，灰飞烟灭。
苏联解体后，“布拉格之春”的发起人杜布切克曾如此谈到苏联模式失败的原因：这个制度压制异议、拒绝变化。
但历史的轨迹并非直线。1968年之后的半个世纪，世界政治版图发生了如此错综复杂的变化——
1年后，法国总统戴高乐因其修宪案在全民公投中遭到否定而辞职；7年后，美军撤出南越，西贡政权倒台；8年后，毛泽东逝世，“文革”结束；10年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知青开始自发的回城运动；21年后，东欧“变天”；23年后，苏联解体，美国赢得“冷战”，成为全球独霸；35年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但似乎忘了“冷战”时期苏联的侵捷教训和自己的越战教训，多年后仍深陷困局，此战亦成为今天中东乱局的祸根之一；40年后，美国选出了第一位黑人总统；48年后，美国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输给一位房地产大亨；49年后，法国选出第一位“68运动”之后出生的总统，50年后，“缩小版”的苏联——俄罗斯——的新强人普京再次当选总统，迄今普京通过这种“总统变总理、总理变总统”的政治魔术统治俄罗斯已逾18年……
显然，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恼人的是，有时历史竟会重演，甚至还会给你开个莫名其妙的玩笑。但历史也不是任意重演、随机开玩笑，借用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的名句，只有那些不善于从历史的教训中学习的人才会重蹈覆辙。
毫不奇怪，在“变天”后的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已经与“匈牙利事件”、“波兰团结工会”等符号一起，成为这些纷纷自称为“中欧国家”的转型社会所努力塑造的新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奇怪的是，在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这些经历过1968年左翼造反运动的资本主义国家，“1968年”也不是一个敏感词，相反，此后的50年里，西方国家几乎每年都有纪念“1968年”的公共活动、媒体报道、学术研讨会，以左翼造反为标志的“68运动”已经成为西方文化遗产、文化财富的一部分。
其实也不奇怪。西方民主社会本来就是由左翼、右翼、中间阶层构成的多元社会，代表各阶层的政党竞争“上岗”，没有哪一个单一社会群体或哪一个政党能够垄断何为文化遗产的话语权。
何况常常以历史上的“革命”、“造反”而感到自豪的法国、美国。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对“68运动”的反思。
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卢普尼克（Jacques Rupnik）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两个“之春”（“布拉格之春”和“巴黎之春”）的区别：“布拉格之春”的驱动力是对自由的渴望，而在“巴黎之春”参与者的心目中，对自由的追求，已经让位给“革命”的神话。
捷克异议作家昆德拉经历过“布拉格之春”之后的政治高压，流亡法国之后又接触过巴黎的左翼知识分子，他对两个“之春”的异同可能更有发言权。他在“布拉格之春”10周年之际曾经说过：“巴黎的‘五月风暴’是革命抒情主义的大爆发，而‘布拉格之春’是后革命怀疑主义的凝聚。因此，巴黎的学生们可以对布拉格投以不信任甚或冷漠的眼光，而布拉格的学生们只会对巴黎人的幻想微微一笑：那太不现实，也太滑稽和危险了。”
1968年4月，西德学运领袖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曾经来到布拉格，与捷克学生们进行了一次被后人称为“聋子之间的对话”。当时他告诫在“布拉格之春”之中热衷于自由化试验的捷克人要“警惕多元主义的政治陷阱和美式文化殖民主义”。但10年后，即在他去世之前一年半，鲁迪•杜契克终于承认：“回想起来，1968年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布拉格、而非巴黎，但当时我们却对其视而不见。”
不过，1968年之所以乱花迷眼、乱音迷心，是因为这一段历史混合了左与右、激进与保守、青春反叛与老人统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缠斗，剧情复杂得多，角色的光谱丰富得多，队形也凌乱得多，与其说是两军对垒，不如说是多方混战，大潮袭来，泥沙俱下，大潮退去，莫辨西东……但我们仍然不能因为历史难以捉摸，便放弃汲取历史教训的努力。
10年前，美国波士顿大学人文科学院为纪念“68运动”40周年，举行了一次学术研讨会，那位曾经在法国“68运动”初期领导“性自由”学潮的“红丹”——丹尼•科恩-邦迪又被邀请来此，发表演讲。
“红丹”的演讲一如40年前，滔滔不绝，神采飞扬，时而激扬，时而幽默，但谈到“68一代”在那个“造反之年”的成败得失时，他严肃起来：“谢天谢地，我们在政治层面输了。不过，我们却在文化层面、社会层面赢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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