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謝警務處處長盧偉聰的一番訓誨，香港人頓時茅塞頓開，原來執法者可以不依法律，也不講道理。
盧偉聰近日警告市民，今年參加七一遊行，參與者若在東角道集合，或中途插隊，都可能被控非法集會。他的根據是，任何人主辦遊行活動須知會警方，並須按照警方發出的不反對通知書所列的一些條件行事，否則即屬違法。
據說，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要求遊行由維園中間的草地出發，才能如期舉行，否則的話，集會變成非法集會。因此，盧偉聰推論，不從維園草地出發，即等同參加非法集會，警方便可執法。
盧偉聰似乎不知道，根據《公安條例》，集會人數少於五十，或遊行人數少於三十，便無需要事先知會警方。換言之，七一當天，大家化整為零，在東角道或其他地方集合，然後各自出發，只要不足法定人數，又何罪之有？警方反而該為每組遊行人士安排，讓示威行動順利進行，而不是拘捕檢控。否則的話，違法的是警方，不是市民。
警方當然可以說，不同群組會合起來，總數定必超過法定要求。不過，參與者多數互不相識，他們參加遊行也各有訴求，而七一遊行每年舉行，已成香港人對施政表達不滿的風土習慣，不一定因主辦者的號召而來。因此，示威者三五成群，只要沒有破壞秩序，要從那裡出發，就從那裡出發，警方不但無權阻止，更有法律責任做好安排，保障遊行有秩序進行。
再者，法律不容當局「攞住鷄毛當令箭」。警方絕不能忘記初衷，他們可以限制示威活動，是出於公共秩序和安全的需要，而且管制手法亦必須恰如其分，以免濫用權力，假借公共利益之名，剝奪市民的表達權利。故此，警方要禁止市民在東角道集合出發，以至檢控中途加入遊行者，必須根據事實和歷史，指出潛在危險所在，又何以警方無法排除危險。否則只是危言聳聽，以訛傳訛，肆意約束公民權利。
即使從程序看，盧偉聰的警告也是有乖常理。警方發出的不反對通知書，收件人是遊行主辦者「民間人權陣線」。當中列入的附加條件，「民陣」必須遵守，否則警方可依刑法追究，而「民陣」看過警方的要求，認為不合理，並正提出上訴，也符合程序規定。
但對於市民，警方沒有公布任何文件或命令，禁止在維園附近集合和中途插隊，並解釋有何依據，而只是警務處處長向傳媒發話。問題是，怎能假定傳媒報道都詳盡無誤，又怎樣確保大家都看過相關的報道，並且都知道自己不滿的話便有責任循某些渠道上訴？警方至今只是出口術，威脅和平示威者要負上法律責任，這是哪門子的法治呢？
不過，儘管盧偉聰曲解法律、唬嚇市民，惹起民主派群眾的反感和批評，卻依然無法滿足北京的貪婪慾念，要求徹底取締七一遊行。年復一年，北京在港宣傳喉舌批評「民陣」大逆不道，在七一的歡慶日子舉辦反政府的大規模遊行，但不管用辭多麼嚴厲，不外是陳腔濫調，毫無新意。今年奇怪的是，北京喉舌連特區政府也不放過，大興問罪之師，質疑當局「為甚麼（七一大遊行）還可以年年舉辦、年年照准而沒有被取締」，矛頭直指警方。
北京喉舌顯得極不耐煩，可說到了臨界點，就是近乎鼓吹政府罔顧法律對表達權利的保障，也要鏟除七一大遊行。其實政府根本無權批准遊行，更不要說取締了，反而政府的職責是以適當方法確保示威活動順利進行，不妨害公共秩序和安全。這個基本原則，他們看來不明白，或者完全置諸腦後，因此肆無忌憚信口雌黃，不惜背著公然干預特區內政的罪名，也要怪責政府「年年照准」。
可憐的是特區政府，他們不敢視法律如無物，以警權取締人權，禁止七一大遊行，但面對北京宣諸於口的政治要求，也畏首畏尾，因此出現眼下的扭曲做法，以自己的方法去解釋和執行法律，以便用公共秩序和安全之名，加強約束大遊行。
不過，警方此舉擾民過甚而弄巧反拙，惹起公憤之餘，也讓大家提高警覺，當局可以舞弄法律以限制公民權利，實屬香港衰敗的又一面向，亦變相為大家七一上街提供又一個理由。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from RFA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tym/com-06282018093545.html?encoding=traditio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