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法庭最近判處兩位電影人管有道具鈔票罪名成立，炮製了國際天大笑話之餘，也反映出香港法治的衰敗。
無疑，現行法律禁止印製真鈔票的仿製品，以防止偽鈔流傳，而警方從兩名被告檢獲的道具紙幣，其仿真程度亦高，因此依法起訴，看來並無不妥。不過，道具與偽鈔始終是兩回事，當局也知道該兩名電影人並沒有把道具當偽鈔用，甚至連道具銀紙流入市面的證據也沒有，警方竟把電影人看成罪犯，拿着那批道具小題大做，有違反官方檢控政策之嫌。
根據律政司的檢控守則，當局是否起訴違法者，除了要看證據是否充分，還需考慮此舉是否符合公眾利益，例如，包括「觸犯的罪行是否輕微、屬技術性質、過時或含糊不清」。
警方今次檢控引用的法律是《刑事罪行條例》第100條。該條例第一款講明，任何人管有任何流通貨幣的偽製品，若意圖是自己或交給他人作真貨幣使用，即屬違法。但今次事件兩位電影人，只把這批偽製品視作道具，又怎能入罪呢？也許警方認為，仿製品雖然是道具，但拿來拍片也等於把偽鈔當真銀紙使用，而根據上述法例第二款所說，在無合法權限或辯解下，保管貨幣的偽製品，同樣觸犯法律。
問題首先出在法律含糊不清。該條文並無講明如何才能豁免有罪，也沒列出何謂合理辯解。無疑，法律條文不能巨細無遺，不足之處大可由當局訂明規則。遺憾的是，當局並無白紙黑字訂下申請豁免的標準和程序，更不要說可讓公眾知道。
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永遠榮譽會長吳思遠抱怨說，拍片幾十年也不知道道具鈔票原來要向金融管理局申請批准，也有報道指金管局會按照從不公開的指引審批。另外，亦有製作人申請了，該局卻回覆不接受申請。究竟當局何以不一視同仁，只向某些人公布有關政策，原因不明，又究竟公布了什麼，同樣沒有交代。
這種混亂不堪的情況，不僅反映官民欠缺溝通，更顯示官民之間有極大的資訊鴻溝，抵觸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則。當執法者自製的那套申請豁免程序和道具製作規定都沒有公諸於世，市民憑什麼守法呢？當電影人無法從政府文件找到這些必備的法律知識，在資訊不均下，法律只是官方設下的陷阱，又有什麼法治可言？
更何況電影製作涉及表達自由，當局必須根據國際人權法行事，不能任意妄為。按照國際人權規範，表達自由可受限制，但必須有法可依，並以不多過必須的恰當手段，達到保護公眾利益的目標，如維護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因此，當局可以限制製作人使用道具鈔票，以確保不被濫用，保障公共秩序，但必須有清晰可見的規定，人人可知，而管制手段是否恰當，亦只有知悉實際要求後才能定奪，不同意的話，亦可以法律手段交涉。否則的話，以不言明的規矩限制電影製作，表達自由真不知從何說起。
其實就算警方不明白，熟悉法律的律政司官員也該知道兩名被告觸犯的罪行「屬於技術性質」。他們縱使管有紙幣仿製品，但不是為了犯案，而是由於管制規定隱密不明而誤墮法網。老實說，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到警方，都難辭其咎，起碼要負上部分責任。因此，律政司可基於控罪含糊不清，加上有關部門庸懶而設置法律陷阱，即使不起訴當事人，也完全符合公眾利益。
數十年來，香港電影界以警匪片馳名於世，若說當局近年才發現電影人使用仿製鈔票，未免是匪夷所思。但就算後知後覺，當局應該亡羊補牢，勇於承擔責任，趁今次機會詳細訂明並公布審批鈔票仿製品的程序和標準，依足國際人權法辦事，改正錯誤。若是堅持錯誤，繼續執法標準不明、資訊不均、無視人權的話，不僅電影的創作自由慘遭踐踏，香港法治也面臨巨大威脅。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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