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丹鴻
由於中國宣稱擁有西藏主權，依據是「中國」皇帝的「冊封」，即達賴喇嘛的權力來源於「中國」皇權。而西藏人民贈給尊者的印璽，卻宣示達賴喇嘛的權力來自佛陀。出於對「被治者同意」、「主權在民」和「人民主權」的認同。
心理學研究證明，政治體制環境影響和塑造因應的社會人格。社會人格反過來又延續相應的政治體制。
一.為了版圖
在1992年《魏京生就西藏問題給鄧小平的信》中，民運先驅魏京生先生明確認為西藏「主權歸屬不明確」，他也明確表示：諸種要點來看，西藏無疑是一個擁有主權的國家,《十七條協議》是城下之盟，按國際法是無效的。
但是，魏京生的這封信，並不是譴責中共侵略吞併西藏，也不是要尊重西藏人民自決權。相反，他在信中表示，鄧小平和毛澤東等「商定的和平解放的抉擇非常正確，雖然和平解放辦法頗有城下之盟和緩兵之計之嫌」。他指責鄧小平的是，中共沒有遵守這城下之盟，沒能成功地「弄假成真變為既成事實」。他擔心西藏問題導致分裂，「引起多米諾反應還將波及遠不止120萬平方公里的版圖」——沉浸在「振興中華」愛國情懷中的魏京生先生是坦率的，他毫不掩飾中共吞併西藏「非常正確」，而且為了「使西藏能夠保留在中國版圖之中」，這位當時陷身監獄的中國當代民主運動先驅，向剝奪他自由的專制統治者提了一系列如何繼續將西藏人關在中國大監獄的統戰計策。
2008年3.14從拉薩蔓延全藏大規模抗暴事件後，在流亡西藏，批評政府中間道路，主張恢復西藏獨立的聲音日益增多。
二.「共藏問題」
2009年自由亞洲電臺對民運圈西藏問題研究者李江琳女士做了一個專訪，題目就叫《西藏問題是如何產生的》。專訪中記者北明這樣問：「國際輿論一般認為，西藏的厄運是從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兵西藏、藏人被迫簽署《十七條協定》開始的。既然如此，為什麼遲至1959年之後，藏人才開始逃離他們的故土？」；李江琳女士在答問中也設問：「為什麼達賴喇嘛在1959年出走，而不是51年或者56年？」 當然，重點在自答：「要理解1959年的拉薩事件，必須從1956年的四川藏區開始……」在隨後出版的書中，李女士也致力於引導讀者關注她所闡釋的「藏人為何暴動」、「達賴喇嘛為何出走」。
李江琳女士試圖構建的邏輯是：如果西藏問題是1951年（即《十七條協定》簽署）產生的，那為什麼1951年藏人沒有暴動，達賴喇嘛沒有出走？而由於中共1956年開始在康區行施民主改革政策，導致了藏人暴動，最終導致達賴喇嘛流亡，因此西藏問題產生的時間點是1956年，由於「民主改革」嚴酷政策。
以「沒有暴動、沒有出走」，暗示「沒有問題」；以「暴動出走」推導出西藏問題是「官逼民反」——那麼此前西藏政府向聯合國提起申訴、昌都戰役和《十七條》等是什麼呢？李江琳女士分別於2010年、2012年出版的《1959拉薩》和《當鐵鳥飛過天空》兩本書，都「省略」了不可缺失的背景：中國入侵和城下之盟《十七條》，而明確代之以「歷史上邊疆民族一直高度自治」的非事實的政治框架，將西藏人的國家認同「博」，改成了「高度自治」的對「中央政府」（中國）認同。
李江琳強調她的書是「學術的中立的」，既然如此，那麼至少應以藏中雙邊的歷史敘述作為背景，才談得上「中立」。李女士也的確引用藏方資料，比如從《血祭雪域》、《我故鄉的悲慘史》等書中，摘取各種暴動和屠殺案例。然而，奇怪的是，同樣是這些藏人當代史書，其中藏人的歷史觀、主權觀、國家認同以及相應的抵抗史等部分，都沒能在李的書中成為參照——在領土、主權、國家認同等這些西藏問題的核心問題上，《1959拉薩》和《當鐵鳥在天空飛翔》以中式政治地域的「中國西南西北四省藏區」（僅幾十年歷史），替換藏人政治地理敘事的康和安多（千年歷史）；以「四省藏區不屬西藏政府管轄」，遮改了康和安多在西藏政府管轄下的高度自治；以趙爾豐「改土歸流」、「設置州縣」、「民國建西康省」這類單邊的中式政治權力宣示，消隱了藏東康區被晚清政權血腥侵略、以及民國為霸佔藏東邊疆進行數次戰爭才得以「西康建省」等背景。
從清末「籌藏」到1951年城下之盟《十七條》，百年來血腥的吞併史，百年來藏人抵抗異邦擴張、抗拒異族統治的歷史，最至關重要的歷史背景，被精心切割剔除，將圖伯特淪亡前最後的抵抗，寫成了：「歷史上高度自治的藏族，在中共『民主改革』政策下，暴動、出走，產生了西藏問題。『民主改革』是西藏問題的起始點和本質，西藏問題其實是『共藏問題』」。
李江琳女士自述受過專門史學研究訓練。除了以上提到的框架性遮蔽，全書還多處用細節性扭曲，微妙傳達「自古以來」，篩選性個案以示藏人有「中國認同」，以及過濾背景從而改變事件性質的寫法。《1959拉薩》和《當鐵鳥在天空飛翔》從藏方史料摘取屠殺案例，用中共資料印證屠殺的真實不虛，加上對藏人苦難充滿同情的筆調，彰顯著作者的道德信譽。遺憾的是，過濾部分真相來寫歷史，以得出預先設定的政治化結論，卻喪失了對史實的尊重——這兩本以中共「政策問題」取代主權問題的書，在中國境內外民運、泛民運和自由派人士中贏得了廣泛讀者，民運理論家胡平老師撰寫了書評鄭重推薦。
通過繼後的觀察，恕我難忍不做這樣的批評：中共用「農奴」的假血塗抹「大救星」的胭脂，民主轉型知識份子們則用藏人的真血操作西藏問題的起點與本質。這是二十一世紀版的「籌藏策」——將西藏問題「民主轉型」到一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策略。
三.「友誼之橋」
2010年3月，在「中國青年基金會」主席、留學生孔靈犀的組織下，50多名漢人學生和40多名藏人學生，在紐約召開第一屆「友誼之橋漢藏學生交流會」。據組織者稱，「會議得到中國及漢藏兩族各界支持。受邀並確認出席的專家有若干位在美國各大學的學者，數位來自中國的著名學者和官員」。《北京之春》的報導說：「中國駐紐約總領館的數位領事以及西藏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都對本次交流活動給予了鼓勵、建議和幫助。」
李江琳女士的發言大意：「1956年以來『民主改革』、『宗教改革』對藏民族造成了極大痛苦，『治癒國家的創傷』首先需要漢人瞭解歷史，她認為藏民族會接受漢人的道歉，並在我國憲法所賦予的自治框架下融入民族大團結中來」。
民主憲政學者王天成，向藏漢青年學生作了題為《以民主方式解決西藏問題》的演講。在報導的語境中，這一「民主方式」是未來的聯邦制的中國。王天成先生「讚賞達賴喇嘛尋求自治而絕不謀求獨立的中間道路」，他認為「漢人必須理解和尊重藏民族自由支配自己生活的願望」，同時指出，「藏人也應該理解漢人必須保持國家統一幅員遼闊的大國情感……中國會不惜一切代價阻止西藏獨立」。這位憲政學者也稱，西藏流亡政府中間道路政策提出的「將西藏三區的所有藏族都置於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中……由一個自治機構管理藏區，即所謂『大藏區』是行不通的」，「會使民主轉型複雜化」，「增加漢人對西藏獨立的擔憂」。
由此看來，「中國會不惜一切代價阻止西藏獨立」、「大藏區行不通」，這兩點不但是中共立場，也是「既要民主，又要大國統一」的漢人的立場。相容「民主」和「大一統」的漢人，是民主轉型精英們的最大支持者，同時也是「中間道路」的支持者和反對者：支持「不謀求獨立」，反對「西藏三區統一」。既尊重和理解自由願望，又不惜一切代價反自由——如果自由意味著獨立。
但是，如果要理解「既要民主自由、又要大國統一」的漢人，似乎也該回溯一下，一百年前那個變法的時代：設計滿清帝國轉型的知識菁英們，在為「十八省中國」與「多民族中國」爭論不休，梁啟超在抱怨支那人不愛國、「瓜分危言」在炮製、主權與疆域在想像、「中華民族」在發明、「籌藏策」在紛紜、利益集團在入侵開發康區和同化「藏蠻」、「衣帶詔」（體制內健康力量？）在集資、話語權在集結、軍閥們在成長、民族主義在養成、奴役之路在鋪展……
兩個月後，「中國青年基金會」在紐約舉行了第二屆「友誼之橋」漢藏學生交流會﹐達賴喇嘛應邀出席與中國學生與學者就西藏問題展開對話。據博訊的報導，「與會發言的專家包括國內高校的著名藏學專家，體制內官員……在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前提下，就西藏的發展、建設和未來發表演講」。另據會議組織者孔靈犀介紹，「在這次會議的準備過程中，我們與中國駐紐約總領館的幾位領事有過若干次建設性對話」。
「中國改革雜誌社」前社長、當時的「天下公言文化傳媒」研究員李偉東發言說，「若達賴喇嘛去世﹐其轉世的問題將會為藏漢的關係『帶來很大的隱患』」——不，實際上，絕大多數漢人，對達賴喇嘛轉世問題根本不懂、也不在意。達賴喇嘛轉世第14世了，從來不是「藏漢關係」的隱患，而是中共以及將來中國人統治西藏合法性的重大憂患。因為，對西藏人民來說，達賴喇嘛在政治上宗教上都是至高無上的，人民認受，這是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權力合法性的真正來源，已經三百多年了。換言之，這也是中國統治圖伯特不具有合法性的明證。
會上以「民族問題評論家」身份發言的李偉東先生既是學者、也有「體制內官員」身份。李偉東建議達賴喇嘛「去政治化」﹐「回歸純粹宗教領袖的角色，來與中共妥協並重新開展談判……宣佈完全與達蘭薩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事務切斷關係﹐然後尋求恢復自己在藏區的宗教領袖的地位﹐然後一心一意的重新專心管理佛教宗教事務﹐可能對解開這個死結有很大的幫助」。
由於宗教領袖對藏人社會具有強大影響力的特點，從佔領圖伯特開始，中共就利用各地高僧大德做政治操作。對中共而言，達賴喇嘛如果放棄政治權力，藏人認受的最高統治者就虛空了，而作為最高宗教領袖，達賴喇嘛又能穩定和整合藏人民心。在中共中央批准的統戰部《關於爭取達賴集團和外逃藏人回歸問題的請示報告》中，報告意見是：「……根據目前國內外的情況和鬥爭的需要，爭取達賴集團返回祖國，對我們是有利的……對達賴的工作，我們要特別重視。只要他願意返回祖國，我們可以作為宗教領袖對待……這對於穩定西藏，鞏固西南邊防，鞏固祖國統一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在這次「友誼之橋」漢藏學生交流會上，達賴喇嘛說：只有在中國政府真誠的、實際的落實藏人自治﹐尊重藏人文化的前提下﹐才會考慮返回西藏。
讓我們回顧一下，兩次「友誼之橋」漢藏學生交流會，海外民運學者們耐人尋味的措辭：「在我國憲法所賦予的自治框架下融入民族大團結中來」，「中國會不惜一切代價阻止西藏獨立」、「『大藏區』行不通」、「宣佈完全與達蘭薩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事務切斷關係」、「尋求恢復自己在藏區的宗教領袖的地位」。李江琳是民運圈的西藏問題專家。憲政學者王天成，目前是海外「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的所長。「中國改革雜誌社」前社長李偉東，目前是海外「聚焦研究中國民主轉型」的「中國戰略分析雜誌」社長。
早在1962年出版的自傳《吾土吾民》中，尊者就寫到：「我明白，中國人在想辦法削弱我的政治責任，而我反對暴力的態度，正幫了中國人來摧毀人民對我的信任。然而，即使人民失去了對我作為政治領袖的信仰，但作為一個精神領袖，人民對我的信心是不會消失的，這是最主要的。世俗權力可以放下，或者說政治領袖可以讓別人擔任，但是作為宗教領袖無法卸責，這是我個人無法考慮的。因此，為了西藏的最高利益，也許我可以從世俗的權力中引退……」
達賴喇嘛相信，政教應該分開，西藏人民可以完全由他們自己負責，選擇自己的領導人。達蘭薩拉西藏和平抗暴52周年紀念集會上，達賴喇嘛正式宣佈，將以達賴喇嘛名號所承擔的所有政治權責交予民眾直選產生的領導人。達賴喇嘛簽署的最後一項政治法案，是憲法修訂案，正式放棄他的政治職位，為了加強西藏運動的民主結構，如此，即使在他身後，該運動仍能繼續向前。
四.「民主轉型」
2014年，原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憲政學者張博樹先生，由美國民主基金會資助出版了《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主要內容也在民主基金會資助的網刊《民主中國》連載。該書的主要框架是，歷史上「西藏臣屬中國」，因此以分裂固有領土完整為目的的民族自決，中國不承認。在未來「民主轉型」後的新中國，專制已終結，民族自決不必要。中國民主轉型的合法性建立在「不能失掉西藏和新疆」的基礎上。
作者開篇設定了西藏問題的框架：一，西藏問題是人權問題，是中共的政策以及對宗教自由的壓制；二，是制度問題；三，是漢藏對「過去數百年北京-拉薩關係的不同理解」；四，西藏問題的解決，有助於「未來中國作為多民族統一國家民族關係的整合和國家結構的重構。」
一、二基於「人權」和「制度」問題，把「共藏問題」學者李江琳女士的《1959拉薩》和《當鐵鳥在天空飛翔》作為權威依據，強調「1959年藏人『叛亂』的真實原因」在於中共的意識形態、政策和黨國制度。導向的「結論」是：「中國的民主轉型在體制內外溫和力量的主導下成功……民族自決將不再必要，因為專制已經被終結，少數民族的公民權利（包括個人權利和集體權利）開始獲得新的憲政體制的制度性保障」【《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十二.關於民族自決/民族自決與中國轉型】。
關於第三，張博樹先生大量引用中共版的《中國西藏地方史》宣傳材料，「論述」了：西藏自元朝起就「臣屬」於中國（中土政權），辛亥後西藏宣佈獨立沒有得到中華民國承認，1949年中共建政後佔領圖伯特，不是侵略而是「行使主權」——未來中國民主轉型後，根據聯大1514決議中有一條限制，即「凡以局部破壞或全部破壞國家統一及領土完整為目的之企圖，均與聯合國憲章之宗旨及原則不相容」，因此藏人沒有民族自決權。
張博樹先生認為西藏問題的這一層面，是漢藏對北京-拉薩關係的「不同理解」——但是，張先生不該以「理解」代替事實。「理解」是可以改變的，而中國在1949年以前從未統治過西藏、圖伯特人沒有中國認同這一事實無法改變。如果我們認同「理解」應基於事實，唯基於事實的理解才最接近本質的話，那麼《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所闡釋的「西藏臣屬中國史」，就是一個在非事實基礎上「理解」的偽相，是對事實和本質的蔑視。
關於第四，《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表示，「中國民主轉型的戰略家」要「重構」的，是一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新中國。依據是土地和「大一統」的漢人——張先生列舉了：西部「少數民族聚居區」人口稀少，東部人口壓力巨大；西部土地下的自然資源；西部是戰略後方基地；最主要的，「西藏獨立不會是單獨事件，它會引發新疆獨立甚至內蒙獨立」，「任何正在臺上或準備上臺的人，無論他是自由民主派還是共產黨內的改革派……不管誰上臺，都擔當不起國土丟失一半的『罪名』，也不會允許這種情況發生……在未來民主體制中，轉型新政權必須考慮漢人，最大選民群體的支持，失掉了西藏，或失掉了新疆，民主轉型的合法性就喪失了大半」（詳見《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十二.關於民族自決）。
在此我想比較一下魏京生在監獄中就西藏問題給鄧小平的信。這封信對西藏歷史主權的敘述是誠實的，魏京生指責中共的治藏政策將導致版圖崩解，將被國人釘在「歷史恥辱柱上」，權力的主體是中共，魏京生向權力者進言懷柔同化策，更像是源自「為子孫後代」、「振興中華」的中華帝國意識形態局限。
在張博樹書中，歷史敘述受政治操作支配。他反對「獨立」的理由，是「民主轉型的戰略家」「必須考慮最大選民群體」漢人的支援，顯示出更多的是「新政權」對權力的需要，「既民主又大一統」的漢人大眾，是「轉型新政權」權力的來源。正因如此，在充滿「民主轉型」的話語中，你看不到對「大一統」的反思，對「既民主又大一統」的懷疑。相反，用中共的歷史宣傳，論證「西藏臣屬中國」，「中共軍隊入藏是行使主權」，更像在為「轉型新政權」儲備權力資源——「既民主又大一統」的大眾民意。
張先生書中所說的「行動者」和「民主轉型戰略家」是誰或誰們？他們似乎在民主自由的世界，掌握言論自由的平台，說著民主憲政的話語，帶一些學術、一些謀略、一些仁慈、一些頌聖……以及一點脅迫的味道：只有以「留在中國之內」為基礎的談判，才是「對中國民主轉型事業的最好支持」。與辛亥革命後的「五族共和」相似的是，為未來民主新中國做著完美設計的戰略家們裡，他們排開了藏維蒙等其他民族的戰略家，假裝房間裡沒有大象。
五.「民主中國」
2016年8月，正在進行「中國民主轉型」專題研討的民運網刊《民主中國》，在我的文章《西藏問題：餓虎饑狼的獵物》中，刪去了關於達賴喇嘛權力來源及合法性的一段：「1909年11月初，十三世達賴喇嘛回到拉薩時，西藏人民獻給他一方新印，上面刻有『聖地佛陀敕言之統轄一切人神共敬三界怙主遍知一切觀世音金剛持達賴喇嘛如意佛王之印』。這方印璽是西藏人民拒絕滿洲或中國人干涉的標誌，是人民承認達賴喇嘛的明證，達賴喇嘛和甘丹頗章（西藏政府）的合法性就在於此」——
不得不說，《民主中國》的這位編輯真專業：由於中國宣稱擁有西藏主權，依據是「中國」皇帝的「冊封」，即達賴喇嘛的權力來源於「中國」皇權。而西藏人民贈給尊者的這方印璽，卻宣示達賴喇嘛的權力來自佛陀。出於對「被治者同意」、「主權在民」和「人民主權」的認同和特別提醒，我文中例舉了這一證據，卻被《民主中國》精準地剔除了。顯然有人不想讓讀者知道這一證據，因為如果讓人知道了，就會讓他們設定的「西藏問題本質」顯出漏洞，正因如此，《民主中國》不但刪除了西藏人沒有「中國」認同的證據，還給文章加上偏離事實、也偏離作者原意的導讀，誘引讀者將主權問題理解為「統治者政策」問題。
《民主中國》拒絕恢復這段原文的理由是：「考慮在如此嚴酷時期，保留這塊探討中國民主轉型陣地，實屬不易。編輯為長遠計，有些對來文的修改刪節，應屬正常」——編輯甚至為此表達了個人苦衷，顯示「刪除」來自某種更大的壓力。問題是，我們如何理解這樣的邏輯呢：正在進行「中國民主轉型」專題研討的「民主中國」，以「保留民主轉型陣地」之名，刪去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權力的合法性來源。
《民主中國》的刪改與中共的立場是異曲同工的。《朱維群：望達賴能轉變立場 在有生之年作出正確選擇》中說：「達賴極力給自己的小集團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堅持稱『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利益的代表』，『達賴喇嘛作為西藏人民合法代表的地位，在任何時候都是不容置疑的』……對此我們嚴肅指出，代表西藏人民的只能是中國中央政府及其領導下的西藏自治區政府」。
在「刪除」的同期，《民主中國》刊發了幾篇涉及「民主中國與未來西藏」的文章，藉著宏大敘事的溢美辭令表達：西藏歷史上是中國的一部分，達賴喇嘛和藏人1959年的流亡，是「宗教性大遷徙」和「宗教與文化流亡」，是「中國內部」的「文明出軌」殃及了「藏族地區」；「藏區歸於民國……將來民主憲政後，『藏區』、『新疆區』都是『中華大家庭的一分子』」。
六.「戰略家們」
根據互聯網資訊：
「中國改革雜誌社」前社長李偉東、《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作者張博樹在美國成立了一個「中國戰略分析智庫」。李偉東是「中國戰略分析雜誌」的社長，張博樹是執行主編。張博樹先生透露：「據我所知，像李偉東等一些體制內的學者曾經提出過這樣的建議，即北京把達賴喇嘛請回來主持藏區宗教事務，實行宗教自治，黨不再干預，但達賴喇嘛也不再過問西藏的政治……而如果習能打開和達賴喇嘛的重新對話之門，西藏問題有緩，對新疆乃至全國的『維穩』都會有説明……」。
顯然中國官方並沒有做出任何回答。張博樹先生又向尊者提出「分解中間道路」：「先找北京方面容易接受的拿出來談。比如，可以先爭取尊者回去，到五臺山朝聖亦可，舉行一些宗教性的交流、活動亦可。這樣，對習中央而言，可表現党國的大度，符合變『壓』為『柔』的新治理思路；而對藏人方面言，也可以就此爭取宗教環境方面的某種改善……尊者聽了這個建議後笑道：這是中間道路的中間道路哇！」
2017年初，由王天成、胡平和滕彪發起，成立了「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王天成是所長，他在2010年「友誼之橋漢藏學生交流會上」，《以民主方式解決西藏問題》為題演講。胡平是董事和名譽所長，李偉東、張博樹、陳奎德、夏明等出席了成立會議。胡平、李江琳、丁一夫、夏明等人士支持中間道路的文章，多在陳奎德先生主編的《縱覽中國》發表。
2018年4月，李江琳、丁一夫、夏明等專家們，在博文社視頻節目做《西藏問題與中國民主轉型》的系列專題討論。
2018年5月，紐約城市大學教授夏明發起「華人聲援『中間道路』聲明」簽名活動。
2018年6月29日，張博樹、夏明、李江琳、丁一夫等，以專家權威身份在明鏡直播「中國研究院」做了《習近平與達賴喇嘛會相見？西藏問題的希望在哪裡》研討會。綜合這次研討會的印象：
專家們就「西藏是一個多大程度上的獨立國家」、「中國」、「中國人」等作了圓滑的調整。張博樹保留了他書中的觀點。丁一夫認同張博樹「從元代到滿清西藏臣屬中國」之說，丁先生似乎忘記了他在《達賴喇嘛不是您的敵人》等文中的「技巧性」筆法，轉而「強調」不能淡化民國時西藏的事實獨立。紀碩鳴則提醒這事實獨立沒有國際承認。
李江琳強調不能淡化她所研究的西藏當代史，「否則漢人不能理解藏人為何要反抗，反抗的立足點和位置在哪裡」。但李女士心裡一定知道，如果她的書中不設定「歷史上邊疆民族一直高度自治」，如果不遮蔽昌都戰役和《十七條協議》的性質，那麼，「藏人為何反抗、反抗的立足點」會不會與她的版本不同？
夏明教授指出「必須承認在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範圍內，西藏新疆都是中國的一部分，56個民族在中國已經煮成了一鍋湯，蘿蔔、牛肉是不能分開的，民族撕裂可能出現種族屠殺」——看出來了嗎？觀點似乎是多元的，但最終還是「統一」的。
專家們提出「淡化歷史問題，注重現實問題，淡化民族問題，注重制度問題」。專家們認為「中間道路」能帶動中國民主化，希望習近平與達賴喇嘛見面。
西藏流亡政府表示：西藏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中間道路仍是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流亡政府闡釋中間道路的要點，除了眾所周知的不尋求獨立，要求三區統一實現中國憲法內名符其實的自治，還有尊重「三個堅持」，不挑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挑戰社會主義制度。
中共堅稱：「所謂『中間道路』，實質上就是一個分裂主義的政治要求，中央過去沒有、現在不會、將來也永遠不會接受。」
民主轉型戰略家們，其實清楚知道中共絕不接受中間道路，正如胡平老師所說：「只因為中共已經在西藏建立起一黨專制，如果讓藏人自治，中共對西藏的一黨專制就保不住……」，但戰略家們仍然好像是中間道路最堅實的擁躉和最懇切的呼聲，因為中間道路承諾了「尊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這是民主轉型新政權預定的「合法性」。
政治體制環境會影響和塑造相應的社會人格。大一統專制國家製造了相應的教育體制和社會環境，生成了社會的專制人格，反過來又加固政治體制，成為「大一統」續命的力量。這類社會人格的個體或大眾，往往公開顯示他們反統治者的立場，抨擊統治者的意識形態，聲稱自己是民主自由派，但他們既嚮往民主人權，又為了大一統不惜借助極權者的相同手段：既寫歷史真相，又改編歷史真相；既言論自由，又言論審查；既探討民主轉型，又必須轉型為「多民族統一國家」。在民主大一統的新中國，「轉型新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是漢人，其他民族既有「名符其實的自治」，又「必須服從中央政府的指令」；在這統一的美麗新世界，所有公民都有人權，但不包括民族自決權；分裂會導致種族屠殺，因為中國將不惜一切代價「反分裂」——「教育轉化中心」集中營已經關押了逾百萬人。
實際上，我們創造了並還在創造、經歷了並要繼續經歷極黑的時代。
達賴喇嘛簽署的最後一個政府法案，是修憲放棄他的政治權力。他在等待一位剛剛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的權力者與他見面。
尊者也曾說過：西藏並不是他個人的問題，最終的解決權在於全體西藏人民。
作者為作家，著有《翻身亂世：流亡藏人口述錄》。另有〈中國民主化與民族問題〉一文，收錄在《藏中港臺對話：2014-2016西藏研討會對話及論文》書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