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24 July 2018

王力雄:僧团领袖的逆向淘汰

中共在邓小平时代重新开放宗教,但中共领导人从未承认宗教自身的价值。当年江泽民在与克林顿电视对话时曾这样说藏传佛教:“我去年访美的时候,也包括到欧洲的一些国家,我发现许多人教育水平很高,知识水平都很高,可是他们还是很相信喇嘛教的教义。这一点,我把这当作一个问题来研究,Why?为什么?”他的意思很明显,教育水平、知识水平高信仰藏传佛教就不正常,就需要问为什么,看得出他内心对藏传佛教的蔑视。中共之所以容忍藏传佛教,是出于利用目的,但必须进行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是控制僧侣,尤其是控制僧团领袖。

中共政权对僧团领袖的控制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不让僧团领袖成为民众领袖。迷信层面的摩顶打卦,念经开光一类活动可以自由,但如深入社区,对民众讲经传法,以佛法指导和规范民众行为,成为当地民众的精神导师,则会深受政权猜忌,遭到严格限制。一些威望崇高的宗教领袖或高僧大德,甚至连行动自由都受限制。对僧团领袖举办社区公益事业,建立孤儿学校、养老院等,政权也严加限制,正是担心僧团领袖由此获得当地民众的感激与拥戴,一旦僧团领袖同时兼有精神领袖与社区领袖双重身份,更容易对政权形成挑战。

二是对现存僧团领袖“逆向淘汰”。凡是坚持宗教原则、拒绝充当政权工具的僧团领袖遭到打压整肃,甚至判刑,借以警示其他僧侣;对保持沉默,不惹麻烦,传统地位比较高的僧团领袖当作“统战对象”,给一定甜头,同时大棒始终举在头顶;而对私利至上,善于投机,放弃宗教原则,甘当工具的僧团领袖则给予各种好处,塞进人大、政协甚至政府任职,对其活动开放绿灯,提供资源,让其成为吸引其他僧团领袖的样板。

三是政权把持僧团领袖的选任。无论是“活佛”还是寺庙负责人都须经政权批准,甚至由政权直接遴选。这种相当于世俗权力中要害的人事权,一方面造成藏传佛教界对当局的依附,另一方面假以时日逐步替换去世的僧团领袖,最终使藏传佛教的僧团领袖都成为政权附庸。僧团领袖还会分批被送到汉地官办佛学院进行意识形态洗脑,藏传佛教自身的教育系统则会遭到政权百般封杀。

目前对藏传佛教的僧团领袖,本该有的佛教内部制约基本丧失,来自政权的制约却无所不在。政权制约使僧团领袖远离佛法。虽然理论上有宗教戒律,但是佛法威力及犯戒业报全在于当事人信或不信。共产党按其世俗标准挑选和培养的僧团领袖对佛法又能有多少虔诚和纯正?而佛教的“方便圆通”既是迷人之处,也非常容易变成堕落僧侣掩盖私欲的狡辩。

所以,看似重新开放了宗教的今日中共对佛教破坏不比毛泽东时代少。毛时代彻底灭佛。历史上西藏也有过灭佛年代,但佛教总是延续,因为宗教是在信徒心中,不能被外在暴力消灭。今日却是僧侣阶层整体堕落,则更为致命。当僧侣不再成为信众与佛法的桥梁,信众与佛法就相互分离。信众只能沉溺迷信,并失去对佛法的信心。今日僧侣堕落的根源不在僧侣,但佛教从根基被毁只能因为僧侣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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