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10年到民大，八年间校方、院方从未因我授课内容与公共表达而约谈我，于公这是理所当然之事，于私我仍须致以诚挚谢意。
今日我递交辞呈，缘起是人事处屡次催促我上缴私人护照，尽管其声称是依照国家民委规定，但我认为国家民委规定实属非法，断难从命，故而提出辞职。
但我辞职的深层原因，自不在此。我向来看重价值，所做之事是否有价值，于他人或无关痛痒，于我则刻骨铭心。14级学生中有好几位是我从教以来遇到最好的学生，他们是传我衣钵最多、也最富理想主义的学生，但他们在毕业求职中却四处碰壁，若没有理想，他们也可以去传统媒体做个理中客，去网络媒体攒稿，或者去今日头条等地方做个审核员，但他们有理想，而越有梦，越痛苦。
新闻当然不会死，但新闻在此间也从未活过。时局如此，我不能再误人子弟，以我不合时宜的思想与技艺，让少数有理想的孩子痛苦。当然，更多的孩子会对我的思想与技艺无动于衷甚至避之不及。职是之故，我深感在新闻系教书已不再具备价值，这并非愤激之言，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肺腑之言。
1912年春天，名哲学家桑塔亚纳正在哈佛大学授课，一只知更鸟飞来站在教室的窗槛上。他看了看这鸟，回过头来对学生说：“我与阳春有约”，接着宣布下课，然后向学校辞职，退隐著书。他那时年纪还不满五十，竟已从心所欲。我没有资格与桑塔亚纳相比，但我也年过不惑，或许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去到水草丰茂之地，找到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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