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两年来,中国方面有不少人和舆论经常宣称,中国实力已经赶超美国,或至少已和美国平起平坐了。但俗话说,是骡子是马,先拉出来溜溜。
最近美国商业部宣布,将对中国信息产业龙头企业之一的中兴(ZTE),实施长达七年的商业制裁。目前从事件的发酵和影响程度来看,中美一旦真实交手,双方仍处在一种实力悬殊的不对称博弈状态,尤其在高端领域,美国方面还占有显著的优势。
对此中国方面如不认真反省,总结接受经验教训,今后还会重蹈覆辙。笔者以为,以下几种环境、文化和素质成分,导致了中美在高科技领域博弈的不对称态势。
首先是舆论环境不对称。譬如制裁中兴一事,在美国主流媒体上算是波澜不惊,评论有限。反观中国方面则是热血沸腾,群情激愤,各种反应纷至沓来。这也就是说,对美国而言不是个什么大事,到了中国却成了轰动事件。这也与中国舆论界原先对中美贸易战的前景,缺乏理性前瞻有关,现在忽然出了一个明显"被动挨罚"的案例,让公众在心理上一时难以承受。
这种舆论反应的不对称,也折射出中美信息产业能力和科技水准的不对称。譬如中兴在美国信息产业界来看,也就是个国际代工和系统集成商,并不具备其自主核心技术和拳头品牌。在中国,中兴却是信息产业界的领军公司,作用举足轻重。但美国芯片产业一旦卡断上游供应链,中兴马上陷入运营困局。
再就是法治社会环境不对称。在美国宪法和相关法律是无可争议的老大,在这个宏观框架下,连美国总统也要学会低头。中国的法治权威依然模糊,据报道,中兴一直在设法规避而非遵守法律的有关监管。这种做派令人错愕,完全不像是一个现代大型跨国企业的觉悟和素质,更像一个非法打工个体户的低劣手段。这表明法治在中国一直未有绝对权威,人们对法治缺乏基本敬畏感。
于是现代大国的博弈,比起传统大国兼并地盘、资源控制和势力范围,又增加了新的维度和特点:那就是拼核心尖端技术、产品开发、市场占有,再宏观一点,就是拼法制环境、科研优势和自由创造力。
对中国而言,在大量掌握和占有各主要领域的核心及尖端技术之前,韬光养晦,低调努力是正道;自我膨胀,坐井观天是歪道。在1970年代中期,当时中国刚开始生产下水所谓1万吨的轮船,一群无知的极左政客却拿着鸡毛当令箭,忙不迭地为此大肆庆贺。
邓小平当时则冷静地表示:我在1920年代赴法国留学时所乘的客轮,就已经有4万多吨。现在我们才造出1万吨的船,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文明创造力与自由开放有紧密的互动关系。关于这一点,即将迎来120周年校庆的北京大学恐怕最有心得:在两个甲子的历史隧道中,北大最为辉煌,人才辈出的时刻,一个是北洋和五四时期,校长是践行"囊括大典,兼容并包"方针的蔡元培;再就是抗战期间由北大、清华和南开在大后方组成的西南联大,虽然国难当头,但自由和独立的校园却培养出一代科学和文化精英。中国后来在艰难环境下仍取得"两弹一星"的成就,西南联大和留学归国科技人才是主力。
人类的文明创造力在自由开放条件下才能达到最大值,这是为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真谛。在欧洲,先有解放思想,冲破束缚的文艺复兴运动,然后才有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的跨越式发展;在美国,先有独立战争击败殖民者,和以后的南北内战打垮奴隶制,并继承了英国宪章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光荣传统,才有了高速发展前进的美利坚合众国。
欲与别国有效竞争并达成自身崛起,首先必须营造与现代世界对称的文化、法治和自由环境。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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