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全力搞芯片的理由，似乎不言自明。经过这几天的舆论轰炸，一个街头小儿都可以朗朗上口的告诉你，为了产业供应安全，为了国家安全，为了中国走上高端产业链，赚取高附加值。但是，这些说法真的没有问题吗？
虚假的恐慌
这一次中兴事件，很多人说，芯片上被“卡脖子”，产业不安全。实际上，恰好相反，这一次事件证明了商业芯片的供应是安全的、有保障的。
美国不明白中兴事件背后的复杂性、政治性吗？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仍然只制裁中兴，没有涉及其他厂商。这是因为美国在短期内全面断供芯片，不光是对美国经济，也是对全球经济的毁灭性打击，在政治上并不可行。
如果把当下建立在信息产业基础上的全球经济看做一个生态的话，那么，在这个生态中，食物链顶端的生物，力量庞大，但食物链底层的植物、细菌，没有它们，这样的生态也会立刻遭到灭顶之灾。
实际上，全球化深度加深以后，制裁的范围从国家缩小到公司甚至个人，一方面，这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制裁可以精准打击，另一方面，也是全球化程度加深之后，投鼠忌器所致。这不正是所谓的“我就喜欢你（美国人）看不惯，还必须和我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样子”吗？
所以，比较优势导向下的国际分工相互绑定，提供了一种稳定机制。所谓卡脖子、芯片封锁中国、中国产业安全受威胁、屈辱，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会。一开始，这种误会是可以理解的，但到了后面，误会某种程度上被煽风点火，利用了。
长期上看，国际分工为资本带来了更多利润，这驱动了全球化，形成生态依赖。特朗普也只是想苹果回美国建厂，也没想过违背资本意愿，把整个手机生产体系都搬回美国。全球化的利益模式根深蒂固，出于政治目的的封锁芯片，以毁掉中国手机、电子产业的可能也微乎其微。
所以，自己搞芯片，不管是短期与长期，从产业安全的角度，并不存在急迫的需求。至于国防用途的芯片，根据相关报道，中国大部分的军用电子元器件自给率已经接近80%。而对民用消费来说，即便现在正在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也能买到苹果手机与电脑。
当然，长期不能仅仅立足于安全。目前，全球54%的芯片都出口到中国，每年芯片进口达2000多亿美元，超过了石油和大宗商品，是中国的第一大进口商品。所以很多人希望政府大力投入搞芯片，往产业链高端走，到国际市场上去赚钱。这种愿望是美好的，但希望依靠政府投资驱动，短期内赶超，却会遇到以下几个问题。
政府能做好风投吗？
从赚钱角度，市场自然会选择最佳的途径和时机。芯片不是不计成本的国家工程，而是需要批量生产，面对竞争的市场行为，这就需要整个产业链的积累，并非一夕之功。很多人批评当年下马“运十”，并以现在的大飞机为反证的例子，殊不知，几十年过去，中国的制造业已今非昔比。
就在这几天，倪光南院士当年的助手，参与了方舟CPU、永中Office、NC瘦客户机和Linux操作系统的工作的梁宁女士的文章刷屏。她的结论是，政府机构太害怕失败，所以无法搞出芯片。她给出的办法是，“国家出钱，投种子，一年往市场里撒1000亿，连撒5年钱。允许大面积失败”。
然而，市场创新表面上看起来是由失败堆积出来的，但本质上，绝不是源于“允许”失败，恰好相反，是每一个人竭尽全力避免失败，但为了赚钱又不得不去尝试，承担失败的风险。共享单车烧的每一分钱，背后都是害怕失败的投资人，而不是允许失败的官员。
一家风投，当然会遭遇失败，但绝对不会到市场上随意去投两家，而要做尽调、访谈、市场分析、行业研究等等。因为要对股东的钱负责，对自己的钱负责。这种负责会落实在具体的激励机制上，甚至要求决策人跟投。
如果官员做起了风投的事情，必然要有风投的考核方式，也必然要有风投的激励机制，与此同时，也需要切断权力来源，以免官员用权力来促进自己所投项目的虚假繁荣。那么这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官员吗？
采取官办风投，允许失败，只会产生大面积的注定的失败。以新能源车补贴为例，93家汽车企业有72家均涉骗补，金额高达92.7亿元，这么大规模长期的骗取补贴，最后，居然无一刑事责任。
所以，政府害怕失败的特性是不可改变的，因为这是政府之所以是政府，而不是市场的本质特征。既然如此，那就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获得国际市场的前提是什么？
中国进口的芯片，大多数都是制成成品后出口的。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庞大的国际市场来消化芯片，消化自己的产能，搞自己的芯片赚钱，也是基于这个庞大的市场。不过，获得这个市场有很多国际通行的前提条件。
比如市场原则；比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态互相依赖；比如遵循约定；那么，当中国以非市场的方式，全力投资芯片，把产业链全都集中在国内，在当下国际贸易紧张的氛围下，反而会引发反弹，导致国际市场缩小。在最最极端的情况，如果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发生全面对抗，那么，芯片断供与国际市场关闭，对中国的影响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所谓自主芯片赚钱的前提也就不复存在。
这一次中兴被制裁，中国没有打算报复苹果，正是因为苹果的供应链、苹果软件开发者、苹果云都在国内。反过来说，如果真的有一个手机生产体系，全是自主化的，这样的手机，最容易成为狙击的目标，只能在国内销售。
在这些前提之下，是更深层的条件。中国的芯片产业，存在客观的制度障碍。撇开商业试错、在几十年形成的生态之中，形成一个新的生态的困难不谈，最简单的一个理由，你可以问问你自己，你相信聊天软件里的信息政府看不得到吗？这些问题美国当然也有，但肯定有程度之分。一个中国人都明白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也明白。所以，中国的信息产业，不管软硬，走出去会面临很大的障碍。
实际上，以上所有已不是预言，而是事实。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所有的前提条件，都是事先定好的，而对此的种种不满，明面上指向美国，实际上指的是世界。这不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而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所以，巨额补贴不仅效率存疑，更可能由于非市场化方式招致反弹，并不能帮助中国企业去国际上赚钱，反而会帮倒忙。
情怀与补贴
热烈的舆论，最终指向的都是国家财政补贴。
这一波芯片呼吁中，很大一部分是业内人士，这中间，有真诚的情怀。科学家、理工科知识分子往往都有这种情怀。随着社会化分工与科学的进步，科学涉及到的资金越来越多，需要国家提供巨额支持，某种程度上，这使得理工科知识分子更加倾向国家主义，呼唤国家投资。
不过，还有很多情怀背后，是对补贴的贪婪。面对任何“为了国家利益”的话语，都要把国家这个词拆分为更多、更细、更具体的概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看清被国家二字所掩盖的事实与真相。国家去高端产业赚钱，这句话并不精确，实际上，不是国家，而是芯片行业、行业精英赚到更多的钱，而老百姓为此做前期的风险投资。
不难发现一个现象，市场中的企业家一般不会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基于财政预算的，则会显示出家国情怀，甚至通过公关定位，给自己加上意识形态色彩。这相当于在意识形态上“大到不能倒”。
但是，无论哪种情怀都忽略了出钱的主体：老百姓。
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除了热血沸腾的情怀，在现代意义下，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国家的任何决策，公民都必须承担起代价。国家要打仗，你就要失去自己的儿子或者孙子，国家要投资芯片，你就要多交200块的税，或者少200块的医疗。当然，这个数字并不多，但是要花钱的地方却不只这一项，教育、医疗、国防、基础设施建设、扶贫、旧房改造。
1970年，赞比亚修女Mary Jucunda 给NASA的Ernst Stuhlinger博士写了一封信，信中修女问：目前地球上还有这么多小孩子吃不上饭，他怎么能舍得为远在火星的项目花费数十亿美元？Ernst Stuhlinger博士回了一封后来被命名为《为什么要探索宇宙》的信，耐心解释。
一艘火星飞船能让多少孩子吃饱，一块芯片能救多少个白血病孩子，这样的问题，应该问，必须问。正是这样的问题，才能遏制国家主义、盲目探索世界的情怀。然而，一个美国人能为自己国家的预算向一个非洲修女耐心的解释，但现在，情怀似乎要压倒一切。
这种情绪化的舆论推动的公共预算，并不是国家之福。少数人喊出的国家利益、星辰大海，并不能压倒科学、审慎的多方讨论与权衡。更何况，正如前面所说，目前很多概念都是故弄玄虚夸大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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