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夏天通常无新闻，因为议会休会、政客们都去度假了，只有偶尔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才会打破茶杯里的风波。而中国的夏天则不然，一方面是最为紧张却苦无消息的北戴河会议，另一方面却仿佛水深火热之中：暑期的国产电影保护月终于制造出战狼式的民族主义消费浪潮，近年罕见的天鸽台风席卷港深等地，而整个华北乃至更大范围也经受着整个夏天的环保风暴，各种环保排放可疑的中小型工厂、甚至餐馆小店都面临着强行关闭。
不过，十九大前夕日益狂热的气氛里，中国社交媒体却在热议东北青年的编制狂热，连带忧虑着“东北病”。特别是当北京恢复“拆墙打洞”、清理“低端人口”的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东北青年打破头争抢编制身份、同时展现“中国有嘻哈”的“喊麦”姿态，刷屏背后总有一种兔死狐悲的社会不安正在蔓延。无论是忙于求职还是备考公务员的青年毕业生，或者端着保温杯的倔强中年，似乎都能感受到“十九大”前后一场暴风雨来临前的奇异世相。
这种不安，大概是人们对“东北病”即将大规模蔓延的担忧。而所谓“东北病”，表面上沉疴甚久，因僵硬腐败的层级官僚体制统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太久，人民无力逃离，社会活力尽失。而真正令人担心的，特别是关内人民担心的，倒不是国企衰败或资源耗竭后人们老无所依，也不是一些天真学者相信的东北社会可能如卡尔·波兰尼的“大转折”一般最终进行市场自救，虽然北京动批、广州天河和整个海南都能看到活跃的东北口音小贩在为谋生而奋斗，而是东北普遍的“新流民”现象。
这些新流民，不是清朝末年闯关东采参、淘金、种地、烧锅的经济移民，那种因灾荒人祸濒临绝境而抱着求生意志到处闯荡不惜坐奸犯科的旧式流民——从黄巾军到李自成，那一直是过去两千年中国儒家文人的焦虑所在。而是越来越多的人游离在传统的工人阶级之外，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只靠微薄的“低保”或者不稳定的工作生活，近乎无业游民。美国社会学者苏之慧，将这种不稳定工作状态形容为“永久临时工”。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和不平等，恐怕才是东北病的真实写照。甚至连今天的发改委高层都有的“放弃无底洞一般的东北振兴计划、大不了把东北人民养起来”的想法，某种程度上也需要为此负责，官僚和国企失败共同制造了越来越多的“新流民”，而对内地知识分子或沿海人民来说，没有任何理由嘲笑东北青年如何为谋求体制内的编制——一个稳定工作。
用斯洛文尼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齐泽克的话说，即使为了被长期剥削，在今天也成为一种特权。他的这番话说于2012年，用来解释2011年蔓延全球的茉莉花革命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对今天的东北青年来说，体制身份所意味的稳定工作，固然耗尽了所有家族资源和人生选择机会，却也确实是一种当包衣的特权，那是对“新流民”的社会恐惧。
齐泽克的解释和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盖.斯坦丁2011年出版的一本书有关。斯坦丁最早提出“新流民”的概念，将它归为全球化的结果，在全世界制造了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工作和半失业者，然后是巨大的不安全感和不平等，由此产生了一个“危险的阶级”，至少打破了20世纪以来有关稳定就业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社会期待和价值观。例如，德国施罗德政府时期推行的哈茨IV改革计划，包含一个所谓迷你工作，以每月300—450欧的报酬鼓励失业者进入低薪服务业，虽然极大改善了失业率统计，以巨额财政补贴制造了社民党政绩，却将许多人赶出了领取社保的大军，沦为新流民。而每周非全时工作、无一年以上合约的工作人口在德国、全欧洲的比例越来越高，将几乎整个中下阶级都拉入其中，形成一个传统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外的“新流民无产阶级”。
这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阶级结构变化，而且无法再以旧的阶级分析或者社会分层话语来解释，也打破了工业革命以来才逐渐定型的围绕稳定就业而产生的各种阶级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因此有着斯坦丁所警告的“危险”所在，并且有时通过各种颜色革命的爆发表达出他们的政治不满，有时以“锈带”选民的投票选择了民粹主义。例如开罗塔希尔广场，我个人在2011年初即观察并撰文报告，指出那是一场剩男剩女，主体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子女在全球化冲击下面临中产阶级的贫困化，而发动革命。这也是21世纪生产和社会大转折的开始。
对中国来说，尽管新流民现象早已存在，却被主流社会视为理所当然。因为新流民的先驱是农民工，特别是其中的建筑工人群体，大部分缺乏正式劳动合同，也无社保，不仅被城乡二元体制的社会隔离继续隔离在城市生活之外，无法融入，也处于《劳动法》和《建筑法》的法外之地，长期以来不得不为欠薪问题、为家庭分离、为老无所依所困，被苏之慧称为中国新流民的代表群体。多达2.7亿的农民工整体，也属于这一新流民。
不仅如此，就像连学术界都出现“学术民工”、宣传领域也有大批短合约的“新闻民工”，不稳定就业的情形正在各行业、各省市蔓延，甚至包括传统产业工人的重镇——汽车制造业也大量采取派遣劳务制，新流民正在以派遣工的方式急速改变着传统工人阶级。而教条主义学者们居然还在“工人阶级消失”的怅惘中梦想再造工人阶级。
就连新兴的中产阶级，也因新流民的扩张而面临刚刚形成就将消失的危险。因为所谓“互联网创业”的政策暗示而出现新的大批“互联网新流民”。这些互联网流民，既包括淘宝店主、微商，也包括写代码的码农们，还包括更多的“职业”水军和“自干五”，甚至一些失败的创业者。他们虽然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却普遍缺乏稳定劳动契约，缺乏社保，也甚至缺乏稳定住所和家庭，形成一个中国特色的码农群体或者“屌丝”阶级。最近在天津发生的多起大学毕业时陷入传销而意外死亡的案例，正是这一“新流民”现象的一斑。以传销为标志，东北病下的“新流民”正在从关外向关内、从天津向内地、从互联网业向传统知识工作急速扩张，对流民化的恐惧也正伴随着对东北病的嘲笑弥散在全社会，对这个“危险阶级”的社会恐慌已经形成。
毕竟中国已经是全球化最坚定的支持者，尽管依赖着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新流民的低成本，也继续在国内、在全球扩大再生产着新流民阶级。新流民的出现和恐慌，不仅是东北病，还是全球化的病。全球化制造着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同时，也在以生产流民阶级的方式瓦解它。
面对恐慌，对新流民的个体来说，终身教育或许是一个缓解之道，也是新流民永久化的标志；而如果选择移民，无论从关外移到海南，还是从中国移民到海外，都不过是流民和流民身份的继续罢了。他们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都同样要面对民粹主义的盲目排外、制造社会隔离、清除“低端人口”等等。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和坚定反对者，都在重新利用纳粹20世纪对世界范围的流民——散居民族的犹太人的社会恐慌动员法西斯主义一样，酝酿各种新法西斯主义。那才是人类文明真正的忧虑，全球化的罪恶风暴。这或许才是十九大降临的真正气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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