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张鸣
现在的中国，已经大体上进入了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原来的乡村，大体瓦解，壳虽然还在，但人已经差不多走光了。而城市里原来的社区，也没了旧模样，多数人都搬进了商品房小区，小区里的人，即使是对门，多少年不说一句话，根本不知道对方是何方神圣的，不在少数。还能维持原有单位体制的，除了机关，也就是一些国企和事业单位，即使在这样的单位里，各种合同制成员的存在，也极大地增加了人员的流动性。不消说，原来意义上的熟人，是眼见得越来越少了。
当然，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是可以通过新的方式，重新结合成熟人圈的，比如车友圈，业主圈，广场舞圈，以及各种NGO组织的志愿者圈，还有现在实行的各种微信上的朋友圈。好些原来不认识的人，通过朋友圈的线下活动，一来二去，都变成熟人了。更加特别的，还有所谓的炮友圈，他们通过特别的微信群，也可以形成以性为纽带的新熟人关系。
只是，由于新的熟人圈子，受到体制的种种限制，难以发育，至少难以向西方式的公民社会方向发育。而且由于新的圈子的人际关系，很难形成像农业社会那种完全知根知底的状况。圈里的某个人如果突然消失，很可能谁也找不到，也没有人有兴趣找。所以，每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除了极少数同学，师生以及时间较长的同事之间形成的朋友关系之外，基本上是陷在陌生人的汪洋大海里的。
像很多学者说的那样，中国这个社会，经过文革，经历了残酷的人与人的恶斗，批判，告密，揭发，使得人际关系曾经处于一种非常的恶化和不信任状态。这一点，在那些在文革中已经成年的人中间，表现得特别的明显，直到今天，他们还是随时表现出对任何人的敌意和不信任，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炸毛。在这样起点上，骤然被扔进陌生人社会，使得国人的转型，显得尤其艰难。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人际关系中，信用的危机。
不像熟人社会，骗人是要付出无法立足的代价的，这样的代价，不是多数人能够承担的。在陌生人社会，欺骗付出的代价很少，除非严重触犯了法律，而且被人抓到，而这样的概率是非常之低的。陌生人之间，只要出现了单纯而且无知的人，就有可能诱发欺骗，骗了以后，一走了之。不跟陌生人说话，已经成为一种信条，但是，你不和陌生人说话，陌生人会来找你。进入智能手机时代的人，几乎天天面对各种诈骗，防不胜防。且不说来自境外的骗子，很难被抓到，境内的骗子，即使被抓到，也不过坐几年牢就出来，只要骗得大，总体上还是合算的，出来了，还是干老本行。陌生人社会，换个马甲，就没人认得出来。别说陌生人之间出骗子，熟人之间，也一样会互相骗，怎么都打不掉的传销，其实主要就是骗熟人，甚至骗亲友。
由于中国的国有金融体系，至今还半个身子搁在计划经济时代，有的地方连存款的异地取款，都还做不到。所以，全国联网的信用体系，喊了多少年，迄今还没有下楼来。公安机关下大力气盯防的身份证，丢失了之后，居然还可以被别有用心的人拿来用，警务网络，连识别作废的身份证都做不到。同时，法治的公正性，也依旧让人不放心。
所以，现阶段人际关系中的信用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了。做骗子做坏人成本很小，而做好人，往往代价很大。有人倒地，无论老病，在北京如果我碰上了，是会去帮忙的。因为摄像头无所不在，而且警察执法大体还说得过去。但是，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也许就不一定敢做。因为你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一个套，一个陷阱。那里的警察，会不会昧心执法。打官司，当地的司法公正是否可信。一旦被人讹上，也许一辈子都洗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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