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共产党仍没有改变其威权统治的迹象。国家主席习近平将掌权到2022年甚至更久，在其领导下，包括言论表达、集会结社和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的前景依然黯淡。
2016年，中国在少数领域略有进步，包括2月制定的审判规则可望降低审前羁押率，最高人民法院持续重审死刑寃案，以及各地法院受理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的反歧视诉讼。但上述正面发展都不足以掩饰政府系统性打压独立公民社会声音，制定多部侵犯人权的新法，以及高度政治化的反腐败运动对原本脆弱的司法系统造成进一步伤害。
超过16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在2015年7月针对人权倡导者的全国大逮捕中被拘押至今──成为当局敌视独立公民社会的最知名受害者。他们大多遭到秘密关押，不能与家属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系。家属、律师和支持者试图追查下落或营救他们时，往往也成为当局打击的目标。
这些人多以长期投入捍卫人权行动而闻名，当局一方面将他们秘密关押，另一方面却通过官方媒体大篇幅报导加以污蔑。这种公然宣传的手法，迥异于过去政治案件（例如2009年的刘晓波案）的处理方式，目的显然是要惩罚维权人士，同时秉承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意志，将独立公民社会抹黑成国家安全威胁。
中国当局2016年在香港和其他国家对异见人士实行强迫失踪，引发全球关切。北京11月决定为一起政治案件干涉香港司法审判，使司法独立和一国两制遭受重创。在新疆和西藏等少数民族自治区，北京持续高压统治，不仅禁止政治活动，民族与宗教认同的和平表达也经常受限。
当局也进一步限制言论表达自由。11月，政府通过钳制网络自由与匿名性的《网络安全法》，同时加强整肃报导偏离党路线的媒体单位。多年来，互联网在检查与监控下做为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而被寄予厚望，但当局在过去一年颁布多项办法，对网络实施更严密的控制。
中国政府在处决人数方面继续领先全球，现有46种罪名可以判处死刑。中国学者9月表示，处决人数在2005年已“降低六成”到“只有几千人”，但官方统计数据仍为国家秘密。
人权护卫者
如前所述，超过16名人权律师与维权人士在2015年7月起对人权倡导者的全国大抓捕中遭到拘押。官方媒体播放其中部分人士被强迫认罪的视频，以报纸头版“揭露”其私生活，并污蔑他们的工作是意图“破坏社会稳定”的“重大犯罪团伙”，而且有“境外势力”撑腰。当局刻意挑选立场亲北京的四家港媒和一家台媒采访庭审过程，不让其他外媒进入法庭。
2016年8月，经过四天闭门审判，天津法院对北京锋锐律师所主任周世锋和资深民运人士胡石根判处重刑，其他两名维权人士则获缓刑。部分在押人士已交保获释，包括律师王宇及其丈夫、公民代理人包龙军在内，但他们的律师和好友至今无法和他们联系。本文撰写时，前述16人大多仍被羁押候审。
当局对人权倡导者的敌意在2016年达到新高。有些维权人士以往可以开展倡导工作，现在却被打入监牢。6月，从2012年起记录中国各地群体事件的卢昱宇和李婷玉被捕，罪名是“寻衅滋事”。劳工维权人士孟晗、曾飞洋被控“聚众扰乱公共秩序”、“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模糊罪名，没有可靠证据即被定罪。孟晗被判处有期徒刑21个月，曾飞洋则获缓刑四年。据官媒报导，他们都曾“接受境外资助”“煽动工人罢工”。
除了比较严重的“颠覆”等政治罪名外，当局日益常用“寻衅滋事”、“扰乱社会秩序”等模糊的公共秩序罪名对付维权人士。一个令人忧虑的趋势是，过去专门用来起诉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颠覆”罪名，近来被扩及并未直接挑战共党的律师和维权人士，北京锋锐律所案即为一例。
1月，维权人士张海涛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为境外刺探并非法提供情报”等罪被判有期徒刑19年。6月，民运人士吕耿松、陈树庆也以“颠覆”罪被重判10年。
1月，推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广州律师唐荆陵被法院判刑五年。9月，北京人权律师夏霖被编造诈骗罪名，判刑12年。官方律师协会1月注销山东律师刘书庆的执业资格，5月又拒绝更新北京律师刘晓原的执业证。这两名律师都曾参与营救2015年7月大抓捕中被捕的同业。
当局持续收紧对独立民间组织的管控。1月，一名为人权律师提供资助的瑞典籍非政府组织（NGO）负责人彼得・达林（Peter Dahlin）被拘留23天，并在被迫上电视认错之后遭驱逐出境。4月，全国人大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授予公安机关前所未有的权力，限制境外组织在中国的工作，也限制国内组织获取国外资助、与外国机构合作的能力。8月，当局发布关于国内公民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的新文件，要求“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9月，新制定的《慈善法》正式实施，可能使公民社会筹募资金的限制更多、受到国家管控更严密。
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原本已因检查和惩罚而极度受限，2016年又遭遇特别严重的打压。环保人士雷洋5月遭警拘捕死亡后不久，公安部发布新规定要求警员执行某些勤务必须录像。仅有少数媒体突破官方检查，发布引发全国议论或政策改变的报导。
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巡视三大官媒，指示各媒体必须对党绝对効忠。同月，当局关闭拥有三千五百万追随者的网络名人任志强微博账号，因为他批评习近平巡视媒体之举。
3月，一则呼吁习近平辞职下台的匿名信被张贴在无界新闻网，公安部门为此传讯约20人。同在3月，广西公安拘捕以出版政治主题书籍闻名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董事长何林夏；他在5月以“受贿”罪名遭批捕。5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电总局”）据报与网络视频公司会谈，要求各公司向政府出售部分股权，以利加强内容管控。
6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网信办”）发布新规定，要求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提供者保存用户日志信息60天，以减少“非法信息”传播。国家网信办并下令各新闻网站“清理”跟帖评论，扫除被政府禁止的观点。广电总局也发布新规定，要求移动游戏开发者的作品须经政府审核通过才能上线。
7月，当局将腾讯网两名编辑主管撤职，因为该网一则新闻标题误植，辱及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月，北京网信办关闭分属搜狐、新浪、网易和凤凰网的七个网络新闻频道栏目。同样在7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成立第八局，负责拉拢在新媒体上具有影响力的人士来支持中共。也在同月，北京当局将《炎黄春秋》杂志社的编辑撤职或降级，导致这份立场温和、深获党内自由派耆老支持的历史评论类杂志走向关门。
8月，国家网信办对全国网站提出多项要求，包括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审查网上内容；广电总局则发布通知，责令所有媒体不得在综艺节目中“追捧西方生活方式”或“恶搞优秀传统”。
10月，当局以“传播错误思想”为由，关闭在知识分子中富有影响力的《共识网》（21ccom.cn）。11月，国家网信办对网络直播平台发出新规定，要求业者审核用户内容是否涉及危害国家安全。
香港
根据《基本法》，香港在外交与国防以外的所有事务上均应享有自主权，并可保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和其他公民自由。实际上，北京却日益干涉特区的政治参与、言论与集会权利。
从2015年10月到12月，香港铜锣湾书店的五名员工陆续失踪。该书店以出版、销售中国政治书籍闻名。其中一人是瑞典公民桂敏海，在泰国失踪。另一人李波是英国公民，在香港失踪但护照还留在家中。3月，五名失踪者中的四人在中国电视频道上承认走私禁书后获释。瑞典公民桂敏海则继续被拘押在不明地点，断绝与外界联络。6月，获释四人之一的林荣基，突破逮捕机关的命令，向媒体揭露他被拘押在中国大陆的情形。中国中央政府至今仍未说明，内地安全单位是否、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到特区执法，港府也没有积极要求中央作出说明。
7月，王健民和呙中校被深圳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刑5年和2年。这两人都定居内地，同时在香港出版和销售评论中国政治的杂志。辩护律师表示，既然该杂志是在香港销售，他们的行为并不违反中国法律。
同样在7月，香港法院依据香港《公安条例》判决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非法集会”、罗冠聪“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会”罪名成立。他们因为在2014年发起的一次和平静坐而被检控，其行动引发长达79天争取民主的“雨伞运动”。虽然法院仅对三人判处社区服务等轻微惩罚，但他们遭到检控即足以令人忧虑，因为过去香港和平抗议的领导人很少遭到起诉。
7月，香港选举管理委员会宣布新规定，立法会参选人必须正式声明承认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此后，有六名参选人因和平倡导香港独立而遭选务官员取消提名资格。8月，教育局发言人警告教师不得在校园鼓吹港独，否则可能失去教师资格。9月，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创新高，六名支持香港自决人士当选议员。
11月，中国全国人大对《基本法》（香港实质宪法）有关议员宣誓的条文做出解释，似有意迫使香港高等法院阻止两名主张港独的议员当选人就职。这是中国当局首度针对进行中的香港司法案件做出《基本法》释法。
新疆
当局在2016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放松对新疆基本人权的限制，以及遏止当地普遍的民族与宗教歧视。新疆自治区是一千万维吾尔族人的故乡，他们大多是穆斯林；同时汉族移民的人数则在不断增加。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的不满，既表现在和平抗议活动，也导致炸弹攻击和其他暴力事件。中国政府宣称该地区存在恐怖主义威胁，因此在当地大力反恐。然而，由于当地鲜有独立信息来源，外界难以得知有关抗议、暴力、恐怖主义与反恐行动的详情。
6月，据媒体报导，伊犁公安局宣布护照申请人必须交验基因血样、指纹、声纹和“三维成像”等信息。新疆居民出境旅行原本就受严格限制，新规定更加高门槛。在穆斯林斋月期间，地方政府当局再度禁止公务员和学校师生封斋，并下令餐厅照常营业。
8月，新疆当局发布《反恐法》实施办法；该法于2016年1月生效实施，内容侵犯人权。6月，就读广州市七十五中学的十名维族学生据报涉嫌恐怖活动被捕，截至本文撰写时未有进一步消息。
维族经济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因和平批评政府新疆政策，被安上毫无根据的分裂罪名判处终身监禁。10月，他获颁年度马丁・恩纳尔斯人权奖。
西藏
藏人的言论、集会与迁徙等基本自由持续面临常规性剥夺。2016年，当局在没有明确威胁下重点推动侵犯人权的“反分裂”与“维稳”斗争，并且禁止几乎所有西藏自治区居民到境外旅游。
8月，中共汉族干部吴英杰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新任党委书记，预料将延续前任陈全国的铁腕统治和社会控制政策。依据2016年展开的十三五规划，西藏自治区设定了宏大目标，包括大量基础建设工程和城市开发；青海和四川藏区也计划大规模开采矿产。许多外界报导的公众抗议都以农村圈地为起因，包括5月在甘肃发生的一场抗议曾遭安全部队镇压。
宗教自由持续受限，包括针对四川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的强拆和逼迁计划，将使这个世界最大藏传佛教社群由2016年的一万人以上，在2017年9月前减少到五千人以内。笔名雪江（Shokjang）和鲁米（Lomik）的藏族作家分别被判刑三年和七年半；因计划出书被捕的鲁贡确嘉措（Lu Konchok Gyatso）和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藏语教学式微而被捕的札西文色（Tashi Wangchuk）于本文撰写时均仍在押。
截至本文撰写时，2016年又有两名藏人自焚，地点都在四川。至少四名藏人据信在狱中死亡，包括2008年被捕失踪至今的甘孜寺比丘尼益西拉东（Yeshe Lhakdron）。
宗教自由
政府限制人民只能信仰五种官方认可的宗教，且一切宗教活动必须在政府许可的场所进行。各宗教的教职人员任命、出版、财产和设立宗教院校均受到政府管控。不受政府管控的宗教团体则被归类为“邪教”。以气功修炼为主的法轮功信仰团体于1999年7月被查禁，遭受国家迫害至今。
浙江省被称为中国“基督教中心地带”，2015年为抵抗省府拆除教堂十字架而被捕的人士部分已经获释。2月，浙江官媒播出人权律师张凯被强迫认罪的视频，他因向抗拆十字架基督徒提供法律意见而被秘密拘押禁与外界联系，直到3月获释。但金华市牧师包国华、邢文香夫妇则被分别判处14年和12年有期徒刑，该案普遍被视为对他们反对拆十的报复。
4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宗教问题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呼吁各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适应“中国特色”。
8月，天津法院将资深民运人士及基督徒胡石根判处七年半有期徒刑。根据起诉书描述，胡石根的罪状包括“以非法宗教活动作为平台...散布颠覆国家政权思想”。
9月，中国政府发布《宗教事务条例》的修订草案，该条例制定于2005年，包含侵犯人权的规定。修订草案规定，各宗教应“维护国家安全”，禁止未经登记为宗教团体的个人和组织到境外出席宗教会议。
贵州当局自2015年12月起拘押活石教会牧师仰华（原名李国志），同时将拥有500名成员的活石教会宣布为非法，令其关闭。
性取向与性别认同
中国没有保障人们免于性取向或性别认同歧视的法律，同性伴侣关系也不被法律承认。或许因其抗争行动不被国家视为威胁，LGBT人士在2016年成功推动了一些维权诉讼。
1月，河南法院开庭审理孙文林（化名）诉当地民政局不受理其与同性伴侣婚姻登记案，虽然法院4月判决孙文林败诉，但他的案件──中国法院首次立案的同性婚姻诉讼案──吸引到媒体广泛关注。6月，河南法院立案审理余虎（化名）诉精神病院强制其接受19天同性恋“扭转治疗”案。同样在6月，广东大学生秋白（化名）因教科书将同性恋称为疾病而起诉教育部。秋白曾在2015年为同一议题控告教育部，因教育部表示将予回应而撤诉。后因当局迟不回复，她决定再次提告。
6月，针对联合国设立独立专家，致力防范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问题的决议，中国投下反对票。
妇女权利
中国妇女在高等教育和就业方面遭受系统性歧视，并且面临家庭暴力和性骚扰。政府表面提倡性别平等，却未尽力解决上述侵权问题。
当局日益敌视公民社会，并在2016年扩及女权人士。1月，北京众泽妇女法律谘询服务中心因创办人郭建梅受到官方压力而关闭。
4月，广州法院做出指标性判决，一名妇女控告两家公司召聘歧视获判胜诉。但法院仅判赔人民币两千元（约合300美元），遭女权人士批评处罚过轻。
障碍者权利
虽然中国已于2008年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身心障碍者仍在求学、求职等各方面遭遇阻碍与歧视。政府仍然会将维权人士关进精神病院。
2013年草拟的残疾人教育法迄未通过。官方指导原则依然允许高校拒绝某些障碍考生录取特定专业。7月，河南考生宋奕辰因视障遭天津中医药大学退档事件，引发媒体高度关注。
有关召聘公务员的官方指导原则，仍然歧视特定障碍人士。8月，河南视障人士谭劲松应征当地法制办，却以笔试第一名成绩被淘汰。
关键国际行为者
2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对中国持续任意拘押和侦讯律师，骚扰及恐吓批评政府人士与NGO工作者，以及新定境外NGO管理法对基本人权的负面效应表示关切。
2016年2月，欧洲联盟通过强烈谴责中国侵犯人权的决议；3月，由美国领衔的十二国政府史无前例地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联名谴责中国“人权纪录不断恶化”。加拿大、欧盟、德国和美国等多国政府都曾在2016年发布声明，就公民社会遭打压、香港书商被强迫失踪、以及境外NGO管理法等议题向中国表达关切。然而，没有任何国家因为北京人权纪录持续恶化而对其实施更具体的制裁。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7月进行任内倒数第二次访华时，终于对公民社会遭打压表示关切，并敦促中国当局“让公民在自己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享有充分表意及参与角色”。美国总统欧巴马9月进行任内最后一次访华时，没有公开发表任何有关人权的谈话。G20成员国9月在杭州开会时，不仅没有谴责中国的人权纪录，连杭州当地因此次会议而产生的侵权情况，例如当地维权人士被拘留，或中国对独立公民社会组织参与G20会议所加诸的各种限制，也没有加以谴责。
外交政策
7月，国际常设仲裁法院驳斥中国对南海大部分区域的主权声索，认定北京的主张缺乏法律效力。中国则否定该法庭的合法性，并表示不会执行仲裁结果。
2016年，中国没有动用其在联合国安理会享有的否决权。然而，中国曾在2015年12月动用程序否决权，试图阻止有关朝鲜人权情势的讨论。中国也对增派维和部队前往南苏丹和增派联合国警察前往布隆迪等决议案投下弃权票。在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委员会和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中国代表团均拒绝对普受国际肯定的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授予联合国认证。
8月，中国同意联合国赤贫问题特别报告员奥斯顿（Philip Alston）访问。但就像过去做法一样，当局限制奥斯顿的行动与会见，这名特别报告员在离华记者会上肯定中国在经济方面有所进展，但对“公民社会空间日益紧缩”提出抨击。
中国2015年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于6月在北京召开首届理事会。与会各国政府均未推动亚投行制定人权保障政策，以要求该行查明并解决融资项目中的人权风险。亚投行并未公开说明该行是否将谘询非政府组织意见，特别是在不欢迎独立监察者的国家。
在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中，北京施压亚美尼亚、柬埔寨和肯尼亚等国政府，将台湾公民遣送中国大陆。这些人涉嫌诈骗大陆民众，但显然没有机会就遣送决定向各国合格法院提出申诉。
中国当局声称，截至9月追回500名“外逃经济罪犯”，使“天网行动”执行两年来总共追回人数接近2,000人。截至本文撰写时，还不清楚这些人回国候审时能否会见家属或自己选择的律师，也不清楚各国在将他们遣返前是否要求中国做出任何保证。
